“户籍改革和农民工市民化已经讲了很多年，真正推动，我预计只能是这一次。”4月19日，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城镇化论坛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说，目前农民工市民化改革仍有很多观念上的障碍，如各方关注的更多是成本测算，而这项改革能带来多少收益，却少有关注。
蔡昉的观点是，农民工市民化可以增加劳动力供给，提高生产率，从而提高潜在增长率。总体来看，这项改革的收益要高于成本。
农民工市民化
“可延长人口红利”
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核心。
蔡昉介绍，全球迁移自由化收益高达世界GDP的122%，美国因移民合法化可获得净收益，中国需要算农民市民化的成本，也需要算收益，或不改革的成本。总体来看，中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过程中产生的收益高于成本。
他认为，这一改革可直接推动经济增长，一方面稳定和扩大劳动力供给，增强人力资源资本积累，延长人口红利。另一方面，扩大劳动力流动，获得资源在城乡、部门、企业间的重新配置效率，减少工资上涨压力，保持比较优势稳定，为企业调整和产业升级赢得时间。
蔡昉提供的数据显示，今后十年，劳动力每增加一个百分点，GDP能提高0.88个百分点。同时，在新的经济发展方式下，如果全要素增长率增加一个百分点，其所对应的GDP潜在增长速度可提高0.99个百分点。
蔡昉说，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总收益，在各级政府和各个人群间分布极不均衡。他指出，总的来说，带来GDP增长是最大的外部性，对中国的长治久安是有益的，中央政府应承担一些新的支出。
成都市市长葛红林认为，能够进城并能站稳脚跟的农业转移人口，他们通过实际工作，缴纳社保和个人所得税，已成城市财富的创造者。总体上讲，他们的转移成本通过劳动其实已解决，前者是低于后者的。
应明确居住证含金量
另一个问题是，农业转移人口如何实现市民化。居住证制度被视为一项关键措施。
国家发改委主任徐绍史在19日的论坛上提到，在加快改革户籍制度的同时，全面推行流动人口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健全人口信息管理制度，建设覆盖全国、安全可靠的国家人口综合信息库和信息交换平台，为完善人口服务和管理提供支撑。
蔡昉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说，居住证制度是户籍改革一个重要过渡，如果此轮改革，不增加居住证的“含金量”，那居住证跟过去的暂住证没两样，“必须明确居住证制度的含金量，哪些是流动人口拿到居住证时就有的权利，哪些是取得居住证多少年后，在可见区间内，通过积累可以享受的全部公共服务。”
蔡昉的建议是，义务教育、基本的社会保障项目及保障性住房等，应包含在居住证内。
他说，农民工市民化带来的义务教育支出责任，应由中央政府承担，这一方面可以推进农民工市民化，也可以解决长期以来义务教育在城乡之间分布不均衡的老大难问题。
不过，蔡昉也提醒，农业人口转为市民，其自身所需支出的成本主要是安家成本，但不论哪一个国家，不可能所有人都拥有自己的产权房。因此，需要依靠充分发展的房屋租赁市场，而理论上，中国具有大规模潜在的住房供给量，需要把这个市场开发出来并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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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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