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谈“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和“普通语义学”

3月30日《上海书评》刊载的《扎进日常语言的带钩鱼叉》一文，对最近出版的《第三帝国的语言》中译本作了评介。文末提及美国学者沃尔夫和切斯时，有一些知识性的错误，笔者冒昧在此略作补充说明，供读者参考。

《鱼叉》一文中写道：“美国语言学家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在二十世纪初就曾提出，语言形态制约人的思维的形式，他说， 每个语言的背景体系（即语法）不仅仅是概念的加工工具，其实，它本身的形态就规范了概念的形成 ，使用不同语言的人们 在头脑中形成的关于客观世界的图像是各异的 。深受这一观点影响的美国政论家、经济学家、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切斯教授……”实际上，文中提及“语言形式制约人的思维”的假设，就是著名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设”，它并不是在二十世纪初就提出的，亦非沃尔夫一人之说。而切斯所代表的“普通语义学派”，并不是研究语言学的，一般被算作一个哲学学派。

沃尔夫（Benjamin Lee Whorf, 1897-1941）作为一位重要的语言学家，有趣的是他从未获得过任何与语言学相关的学位，而是学化学出身，并且终身从事防火保险工作，只是在业余时间师从著名语言学家萨丕尔，调查和研究印第安人的语言。沃尔夫的老师，德裔美国学者萨丕尔（Edward Sapir, 1884-1939）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语言学家和人类学家之一，对美国和世界语言科学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汉藏语研究大家李方桂（1902-1987）先生就是萨丕尔的弟子，而且终身对导师尊敬有加，他在萨丕尔指导下从事印第安语的研究，取得显著成绩；民族学、人类学和社会学家李安宅（1900-1985）先生在海外留学及从事研究时，也受到萨丕尔理论的影响。

萨丕尔和沃尔夫提出的“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认为：人类的每一种语言都有独特的模式和形式，不同的语言结构会影响该语言使用者的思维习惯，导致他们用不同的方法去观察世界，从而对世界产生不同的认识。因此，语言不但是思维的工具，而且也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思维。以上这一关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假设，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设”（Sapir-Whorf hypothesis），它最终形成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提出，固然是基于萨丕尔、沃尔夫以及其他学者对世界各种语言的研究所积累的语言事实（如沃尔夫对霍比语等印第安语的田野调查），同时，假设的形成，也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具有深刻的理论渊源。

德国伟大学者洪堡特（Wilhelm von Humboldt, 1767-1835）在其名著《论人类语言结构的差异及其对人类精神发展的影响》中指出：不同的语言所拥有的内在结构是不同的；人所看到的世界图景，已经被他所说的“语言内蕴形式”过滤了一遍，因此，不同语言展现出来的世界是大不相同的。在这一意义上，洪堡特认为每种语言都包含一种独特的世界观，要想不被束缚在一种语言的世界观上，只有学习其他语言。

德裔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被称为“美国人类学之父”的鲍厄斯（Franz Boas, 1858-1942）认为：不同的语言对现实的经验分类是不同的，不能把对一种语言的分析标准强加在其他语言上，而应该根据那种语言本身的特点对它进行描写。

萨丕尔受到洪堡特和鲍厄斯思想的影响，强调语言是一种文化的符号导引，是通往社会现实的向导，人并不仅仅生活在客观世界之中，在很大程度上还受到已经成为社会交际工具的那种语言的支配。沃尔夫则进一步论证了语言系统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而且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人的思想活动的大纲和指南。

“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核心，在于探讨语言对思维和文化所具有的决定性作用。这使得它不仅在语言学领域，而且在人类学、心理学、民族学、社会学、哲学以及一些自然科学学科上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国学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时，曾有少数学者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作过初步的介绍，但那时受到苏联影响，只能采取否定态度。1964年，经过著名语言学和心理学家陆志韦（1894-1970）校订，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萨丕尔的代表作《语言论-言语研究导论》中译本（后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985年出第二版，以后多次重印）。

进入二十世纪末到二十一世纪，我国语言学界才真正对萨丕尔、沃尔夫的理论加以关注并进行较为深入的研究。北京大学外语学院的高一虹等翻译了萨丕尔1912-1939年的论文选集《萨丕尔论语言、文化与人格》（收入《商务语言学名著译丛》，2011年出版）；沃尔夫英年早逝，生前并未出版专著，其部分论文由约翰·卡罗尔编为文集《语言、思维和现实》，1956年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此书亦经高一虹女士翻译为中文，2001年由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2012年商务印书馆又出新版）。近十余年来，国内发表了大量相关论文，并尝试将其运用于外语教学和跨文化交际等方面的研究中。

在国外学界，大约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起，由于以乔姆斯基（N. Chomsky, 1928- )为代表的“语言普遍论”等相关语言理论的兴起，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的研究颇为冷落。“语言普遍论”认为：所有语言具有同样基本的深层结构，而各种语言则将其规划成特定的不同样式，所以语言影响和制约思维，根本无从谈起。但近十余年来，情况又发生了变化。得益于脑科学和认知科学的发展，借助于脑成像的新技术，不少学者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成立与否进行了一些实证性的研究，其中最著名的是以美国学者P. Kay（1934- ）为首的团队，他们对说不同语言的人群对于颜色的感知进行实验，发现如果异数的颜色和它周围的标准色块不同，那么这个异数色块若位于右视野区，左大脑的反应会比右大脑快。而左脑优势的形成，是由于颜色词在左脑较易提取。这一系列的实验，都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设”有所支持。现在不少学者对“语言普遍论”持怀疑态度。

著名语言学家王士元（1933- ）曾说：“随着语言各异, 大量使用某种语言, 尤其是在出生前就如此, 会把大脑塑造成不同的样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预测, 因语言而异的大脑, 会以各自独特的方式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感知与行为。就这个观点来看, 近几十年来才发展出来的新科技, 使我们更有可能验证此假说的真伪。”（参看《演化语言学的演化》，《当代语言学》第13卷，2011年第1期，第13页）

笔者以为：“语言相对论”和“语言普遍论”虽似针锋相对，但两者的理论基础都来自洪堡特的学说。语言相对主义选择了洪堡特关于语言的差异是世界观差异的论点。语言普遍主义则继承了洪堡特关于语言能力是一种创造过程的观点，主张语言差异只是语言共同结构的不同表现而已。今后语言科学的发展也有可能出现两者各自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并逐步实现新的结合，从而开创出新格局。

《鱼叉》一文中还提及切斯（Stuart Chase, 1888-1985），说他是“语言学普通语义学派的代表人物”，实际上，“普通语义学”（General Semantics）并不研究语言学理论，而是一个现代西方哲学学派，以日常语言的作用作为研究对象。该派的代表人物，除了切斯，还有出生于加拿大的日裔美国学者早川一荣（S.I.Hayakawa,1906-1992）。切斯的著作《词的暴政》（1938年）推动了该派在美国的传播。早川一荣的著作《行动中的语言》（1941年出版。后扩充为《思想和行动中的语言》，出版于1949年）则比较通俗地阐述了该派的基本观点。普通语义学主要研究人如何使用词语以及词语如何影响人，特别强调词语对人的影响力。该派学者认为有对象即有外延的词语才是可信可用的，无外延的词语是看不见、摸不着，也不能用科学方法予以检验的。像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共产主义等词语，是无外延的虚构，这类词语造成无数冲突和痛苦，不应使用。切斯在美国名气很大，不过他是会计师出身，更多地被视为社会活动家而非学者。普通语义学学派在学界影响不大，现在虽还有些活动，但总的来说已在逐渐衰落中。

真正为普通语义学奠定理论基础的是波兰-美国哲学家和科学家柯日布斯基（Alfred Korzybski, 1879-1950, 1940年加入美国籍）。这是一位学识极其渊博的大学者。他的巨著《科学与精神健全——非亚里士多德体系和普通语义学导论》出版于1933年，标志着普通语义学的创立。他认为语言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特有的东西，而语言的关键在于对存在的关系，即意义活动。经过对各门学科如非欧几何学、相对论、量子力学、分析哲学、巴甫洛夫条件反射理论、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广泛研究，柯日布斯基发现语言只能在结构上与存在对应，并对现行的语言体系即亚里士多德语言体系进行了深刻的批判。他提出：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受限于其神经系统和语言结构；人们运用的日常语言与科学和生活事实不一致，容易引起误解，因而自然语言存在严重的缺陷。

尽管在研究语言对思想和行动的关系及作用这一问题上，柯日布斯基的学说有一定的合理因素，但国内对其理论的认识还很肤浅，目前只有一些比较简单的评述，他的著作也没有中文译本（参看周静芳《论普通语义学及其理论基础》，载《江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5期，第84-88页）。

还有“语义学”(Semantics)这个词的涵义，其实应该有多方面的理解。如语言学的语义学，除传统的对文字和词汇意义的研究外，还包括结构主义语义学、生成语义学、形式语义学等等。此外还有哲学和逻辑学意义上的语义学。现在还发展出了其他学科的语义学，如计算理论中的语义学、认知科学中对词汇语义的研究等。以上领域涉及语言学、逻辑学、计算机科学、自然语言处理、人工智能、心理学等诸多学科，相互之间虽有关联之处，但又各自独立，各有不同的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不可混为一谈。

徐文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