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鸣谈甲午战前的中日关系

针对西方对中国所谓“睡着的狮子”的说法，1887年，曾纪泽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正在发愤图强。可是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证明睡狮还未醒来。近代史学者姜鸣先生指出，面对日本已进入现代化的战争准备，战前清政府根本没有一套现代的军事、外交运作系统。清政府对日本挑起在朝鲜的冲突虽然也做出了回应，可是结局却是失败。这段惨痛的历史，中国人永远不能忘记。

黄晓峰

十九世纪后半叶，清廷中的洋务派人士在军事和经济领域推行了很多现代化的举措，期待中国“先睡后醒”，求强求富，但甲午战争的失败表明，当时的中国，离真正的改革还很远。请您先谈谈中国“睡狮”和“先睡后醒”的情况。

姜鸣：我们知道，“睡狮”的提法来源于拿破仑。1793年，英国国王派遣马戛尔尼使团访问中国，急欲打开与中国贸易的大门，但他们的要求遭到乾隆皇帝的拒绝。1816年，英王再次派阿美士德来华商谈贸易。他抵达天津口外时，嘉庆皇帝告诉地方官员，“如要求开通商口岸，严辞驳斥，筵宴遣回，不使其入京。”后来他又因跪拜礼仪而与中方纠缠许久，不被待见的阿美士德只好怏怏地踏上归途。

阿美士德在回国途中经过圣赫勒拿岛，拜访了在滑铁卢惨败后被监禁在那里的拿破仑。他讲述了自己在华的经历，认为只有战争，才能使中国明白打开国门对双方都有好处的道理。拿破仑评论说：“要同这个幅员广大、物产丰富的帝国作战是世上最大的蠢事。”他说：“开始你们可能会成功，你们会夺取他们的船只，破坏他们的军事和商业设施，但你们也会让他们明白他们自己的力量。他们会思考；他们会建造船只，用火炮把自己装备起来。他们会把炮手从法国、美国甚至伦敦请来，建造一支舰队，把你们打败。”阿美士德反驳说：“中国在表面强大的背后是泥足巨人，很软弱。”拿破仑指出，中国并不软弱，它只不过是一只睡眠中的狮子。“狮子睡着了连苍蝇都敢落到它的脸上叫几声。中国一旦被惊醒，世界会为之震动。”

七十年后,1887年，刚从驻英公使任上卸职，回国担任总理衙门大臣的曾纪泽，在香港《德臣西字报》发表《中国先睡后醒论》，表明中国奋发图强和谋求国家和平的正义立场，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影响。曾纪泽同样使用了睡觉的概念。他说国与人无异，人有幼年壮年老年，亦有一息待尽。欧洲人认为中国衰微终至败亡，其实中国不过似人酣睡，固非垂毙。“沿至道光末年，沉睡之中国，始知己之境地，实在至危至险，而不当复存自恃巩固之心。”《南京条约》签订后五口通商，“略己唤醒中国于安乐好梦之中，然究未能使之全醒。尚须庚申圆明园之火焦及眉毛，俄国之僭伊犁，法国之吞东京（越南），始知欧洲人四面逼近其地，势极形危险”。

曾纪泽指出，1860年后，李鸿章整顿中国军务，日有起色。今如他国再有战事，中国终不至有庚申之祸。他认为：“中国能顺受其颠沛，而从中渐复其元气，如帆舟之航海，将狂风所损坏之物，悉从船面抛去，修整桅舵，以将杀之风，作为善风，乘之稳渡。”这样的国家，不可称之为将亡之国。

曾纪泽兼任帮办海军事务大臣。他出使英国时，主持订购了“致远”、“靖远”号巡洋舰。他对于中国新式海军的振兴寄予很大的期望。曾纪泽死于1890年，他没有想到，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会全军覆没，中国这头睡狮尚未真正苏醒。

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在甲午之前，琉球、越南、缅甸等藩属相继失去，清政府也都不了了之，怎么对朝鲜如此看重呢？

姜鸣：这是因为历史上，朝鲜一直同中国有着紧密的联系，也因为朝鲜紧挨着满清兴起的满洲地区。清政府别的藩属国都可以放弃，但就是朝鲜不能退让。李鸿章很早就看出朝鲜半岛将成为列强争夺的是非之地。当时在朝鲜角逐的，主要是五股力量：一是欲夺取朝鲜为领地的日本，二是想在远东拓展的沙俄，三是力阻俄国势力南下的英国，四是主张“门户开放”的美国，五是力保朝鲜藩属地位和东北地区稳定的中国。李鸿章主张朝鲜对各国均等开放以形成平衡，同时也做了军力上的准备。从北洋水师到北洋海军，其主要军事行动，都和朝鲜的局势有关联。为了应对朝鲜的内乱和日本势力的渗透，1882、1884、1894年，中国曾经三次出兵干预，前两次都恢复了朝鲜的秩序，第三次却失败了。

日本自己也曾面临列强的威胁，为什么对东亚近邻却有如此的侵略性？

姜鸣：当中国面临西方列强入侵、亡国灭种的生存危机时，隔海相望的日本也遇到相同的挑战，两国对于西方的回应几乎是同步的。在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上，日本把效法西方、“脱亚入欧”、政治改革列为国策，通过明治维新，消除藩封割据，完成了中央集权和君主立宪政体。又把海外扩张，以朝鲜为跳板，踏上中国大陆，继而征服世界作为其发展的具体步骤。

幕末时期，日本思想家吉田松阴提出“得失互偿”的攘夷保国之策，主张在与欧美和好的同时，将失之于欧美者，取之于邻国。吉田的这种主张，通过他主办的“松下村塾”，影响他的弟子。而明治维新的许多重要政治家，如伊藤博文、木户孝允、山县有朋、井上馨，都深受这种思想的影响，成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最高国策。

日本方面，吞并朝鲜的战略应该是很清晰的，这与清政府对比很强烈吧？

姜鸣：日本很早就在作战争准备。甲午战争是日本挑起的。善于抓住机遇对外扩张，实现其国家战略，是日本的特点。

从地缘政治上讲，日本要向外发展，无论北上亚洲大陆，还是南下海洋，都要解决朝鲜问题、琉球问题和台湾问题。有鉴于此，1869年新成立的外务省，主要为解决朝鲜问题，向日本政府提出并获准通过了“日清交涉先行”的方针。1871年9月13日，中日两国政府代表在天津签订《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并于1873年4月30日在天津交换了批准书。通过签订这个条约，日本第一次获得了在亚太地区与中国的平等地位，并为打开与朝鲜的关系创造了条件。

这时，日本国内“征韩论”盛行，并于1873年达到高潮。当时主持日本政府的西乡隆盛，就是一个坚定的征韩派。1876年2月，日本强迫与朝鲜签订了不平等的《江华条约》，打开了朝鲜的大门，迈出了登上大陆的第一步。同时也否定了清朝与朝鲜的藩属关系，开始打破了东亚“华夷秩序”。1882年又借口“壬午兵变”，与朝鲜签订《济物浦条约》，取得了向朝鲜的驻兵权，并第一次向亚洲大陆扩张军事力量。“甲申政变”失败后，日本又与中国于1885年签订了《天津会议专条》，获得了将来出兵朝鲜的依据。

在“征韩论”盛行之时，日本的“征台论”也兴盛起来，并且是与吞并琉球的战略相关联的。1874年，日本借口台湾土著杀害琉球船民事件，派兵入侵台湾岛，同时在北京与清政府交涉。中日签订《北京专条》，中国政府支付五十万两白银，换取日本从台湾撤兵，并将琉球船民称为“日本国属民”。侵台之役是明治政府成立后首次针对中国的用兵，它不但践踏了中日《修好条规》，更为日本吞并琉球创造了条件。1875年，日本决定废止琉球向中国的朝贡关系。1879年又决定废琉球藩，改为冲绳县，琉球国覆亡。

1880年代，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提出著名的“脱亚入欧论”。伴随着明治初期“富国强兵”政策的实施和扩军备战，日本在与欧美列强修好的同时，以武力从南、北两个方向向亚太地区扩张的对外政策已经比较明朗。而这样的政策，矛头最终指向中国。1887年，参谋本部第一局局长小川又次提出《征讨清国方略》，其中提到：“自明治维新之初，常研究进取方略，先讨台湾，干涉朝鲜，处分琉球，以此断然决心同清国交战。此国是实应继续执行。”这就把明治维新以来日本的国策 ，进行了最好的表述。

日本的这种扩张意识令人印象深刻。记得山县有朋还提出了“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概念。

姜鸣：1889年12月，日本根据“明治宪法”组成了山县有朋内阁。1890年3月，山县在他的对外政策意见书中，提出了“利益线”的主张，即在防守日本固有领土疆域的“主权线”之外，还必须保卫“利益线”，并指出日本“利益线的焦点”是朝鲜，与此相关的还有中国、琉球、越南、缅甸。山县有朋在日本第一届国会上发表施政方针的演说，公开了他的“维持国家独立、伸张国势”的对外主张：“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有二：一曰守护主权线，二曰保护利益线。所谓主权线，乃为国之疆域。所谓利益线，乃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攸关之区域。如若不保主权线及利益线，则国将不国。方今于列国之间，欲维持一国之独立，独守主权线已不足，非保护利益线不可。”标志着作为近代日本国策的以大陆政策为主体的亚太政策，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即甲午战争以前已基本形成。

中国方面当时是否意识到日本的挑战呢？

姜鸣：中国政治家很早就看出日本崛起对中国生存的威胁。在民族存亡的竞争中，日本将成为中国的最主要的假想敌。1874年底，李鸿章就指出：“泰西虽强，尚在七万里以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永远大患。”为了防御日本侵略，他疾呼重视海防，组建北洋海军。他说：“今日所以谋创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

人们常常引用李鸿章1876年1月24日会见日本使臣森有礼的一番很有意义的对话。李问：你怎么看中西学问？森答：西国所学十分有用，中国学问只有三分可取，其余七分仍系旧样，已无用了。李问：日本西学有七分吗？森答：五分尚没有。李问：你们连衣冠都变了，怎说没有五分？森答：这是外貌，其实在本领尚未尽学会。敝国上下俱好学，只学得现成器艺，没有像西国从自己心中想出法儿的一个人。李鸿章沉思道：久久自会有之。

但大家很少引用他们后面继续的对话。森说：据我看来，和约没甚用处。李反驳道：两国和好全凭条约，怎能没用？森说：和约不过为通商事可以照办，至于国家举事只看谁强，不必尽依着条约。李说。此是谬论！恃强违约，万国公法所不许。森说：万国公法亦可不用。李说：叛约背公法，将为万国所不容。他还指着桌上酒杯打比方说：“和”是和气，“约”是约束人的心，如这酒杯，围住了，酒就不会泛溢。森答：和气无孔不入，有缝即去，杯子如何拦得住呢？

从他们的对话中可以清楚地看到，日本政治家信奉丛林法则，他们早将国际法看透了。

您刚才指出，清政府建设海军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对付日本，可是面对日本在战略上的步步紧逼，我们似乎看不到清政府在军事、外交方面的准备？

姜鸣：准备还是有的。从1874年至1894年间，中日两国的军事对峙或冲突共有四次：1874年日本借口琉球船民被台湾土著居民杀害出兵台湾，清政府以支付五十万两白银的代价换取日本退兵；1879年日本废琉球国改设冲绳县，清政府虽多次谈判交涉，最终却不了了之。这两次事件促使清政府重视海防，发愤建设海军，并使中国在中日海军发展竞赛中超出日本。在1882年朝鲜“壬午事变”中，由于中国海军迅速运兵入朝，把朝鲜摄政王大院君抓到保定，非常强势，遏止了日本介入的企图；1884年朝鲜“甲申政变”，清军再次入朝，使得日本拟趁机侵略朝鲜和中国的企图无法实现。此外，北洋海军的主力舰只还在1886、1891、1892年三次访问日本，向日本展示中国铁甲舰的威力。

在“壬午事变”的时候，中国比日本要强得多。但是日本单独与朝鲜谈判，提出“暴民”曾造成日本侨民的死伤，要求朝鲜赔偿。朝鲜政府答应赔偿，并答应保护日本侨民、允许日本在朝驻兵。对于这次朝日交涉，张佩纶是坚决反对的，他说日本人凭什么提那么多的要求，我们索性发兵打到日本去。但李鸿章拒绝打仗，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甲申政变”是指1884年12月朝鲜发生的流血政变。以金玉均为首的亲日的开化党人暗杀守旧派大臣，占领王宫，主张改革内政，脱离中国独立。袁世凯率驻朝清军镇压了政变，但日本借口日本公使受到攻击，使馆被焚烧，而与朝、中展开交涉。最后，伊藤博文来华谈判，签订《天津专条》，确定中日均从朝鲜撤兵；今后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要派遣军队，应先行知会对方，一俟达到目的，应立即撤回。李鸿章认为双方照约退兵，于全局有益，却没料到这个条约为后来甲午战争爆发埋下了祸根。

当时，清政府刚刚经历了镇压国内太平天国起义的十几年内战，还有平定西北回民起义和驱逐阿古柏势力入侵新疆的战争，总体上国力衰落，缺乏再做战争的精力和实力。日本吞并琉球的时候，琉球国王派使节向华求救。李鸿章表示同情，但私下表示不可能为琉球的几个岛屿和日本人开战。此时，日本经历明治维新，中国经历洋务运动，但一个处于上升、一个处于下降，在二十余年里，渐渐地拉开差距，最终两国的态势发生了易位。

以往人们都说，中国海军的落后是因为慈禧太后挪用了海军经费修建颐和园造成的。近年来也有人反对这个说法，真实的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