担任亚信主席国：中国的机遇和挑战

“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中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印度、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这既为中国与它们进行沟通提供了渠道，也可能在“亚信”会议上引起对中国的指责。对此，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避免矛盾激化，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20多年来，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简称“亚信”）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致力于维护亚洲的安全与合作，成为增进亚洲国家相互信任的重要平台。“亚信”举行了能源、农业、警务、旅游等领域数十次高官会、专家会或研讨会；制定和执行的合作构想和行动计划有十余份，涉及禁毒、旅游、生态、人文、信息技术、中小企业发展、应对新威胁、新挑战等方面。经过20多年的探索与合作，“亚信”的宗旨得到了亚洲各国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2014-2016年，由中国担任 “亚信”主席国，“亚信”峰会将在上海举行。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的积极参与，使“亚信”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

促进周边互动

担任“亚信”主席国并主办峰会，也使中国面临重要的机遇。

首先，在“亚信”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中国为自身创造更加良好的周边环境和地区环境。

总体来看，目前中国的周边环境是好的。然而，仍有某些势力坚持冷战思维，在中国周边拉帮结派，试图对中国进行“牵制”或“围堵”，而东海和南海一些争端至今未能解决，往往成为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的借口。近年来，中国积极开展周边外交，特别注意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东盟与中日韩等多边机制的作用，有力地突破了“牵制”或“围堵”。中国在“亚信”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可使“亚信”成为中国拓展周边外交的又一重要平台，有利于中国的周边安全，特别是中国西部的稳定和发展。例如，中国可以通过在“亚信”升格等方面的密切合作，进一步促进中国与“亚信”创建国哈萨克斯坦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通过主办“亚信”峰会，中国可与上合组织成员国、观察员和对话伙伴就事关双边关系和上合发展的新形势、新情况进行及时沟通和商讨；日本与我存在领海、岛屿、历史等争端，在正式首脑会谈难以安排的情况下，可使“亚信”峰会发挥“多边搭台、双边唱戏”的作用，与日方进行非正式的沟通和对话；土耳其一直想当突厥语世界的“领头人”，积极推动建立了“突厥语国家议会大会”，中国与该组织目前几乎没有接触，也可利用“亚信”峰会的机遇与该组织建立联系，以利于居住着许多突厥语系民族的新疆的稳定和发展。

其次，通过“亚信”这一平台可进一步推动中国“向西开放”，促进“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建。

近年来，随着“西部大开发”和“向西开放”战略的实施，中国对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贸易和投资日益增加。以上海为例，上海企业实施的圣彼得堡“波罗的海明珠”项目和德黑兰地铁项目等均具有很大影响，在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投资项目和投资意向也与日俱增。上海附近的义乌已成为将中国小商品推向上述地区的主要批发中心。由于“亚信”已逐渐成为联结东亚、中亚、南亚、中东，乃至欧洲的重要纽带，因此“亚信”可以成为中国、特别是中国西部及峰会主办地上海进一步提升与这些地区经济贸易合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契机。同时，近年来中国通过上合组织、中国-阿拉伯国家合作论坛、亚欧会议等机制不断加强中国与俄罗斯、中亚、西亚、南亚国家的文化，教育，体育诸方面合作，逐步构筑起促进文明对话和文化交流的新“丝绸之路”。无疑，由于“亚信”汇聚了亚洲从东到西的几乎所有国家，也可以在深化文化交流方面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

再次，在“亚信”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也有利于中国建设性介入国际事务，在全球发挥更大影响。

可以看出，“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中包括许多冲突热点的对立方和当事国。因此，“亚信”实际上为中国提供了一个建设性介入诸多热点问题并发挥斡旋、调解作用的广阔舞台。同时，“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在许多全球性问题上既有共同点，也有分歧。作为“亚信”主席国，中国可以利用举办峰会等有利时机，以求同存异的精神细致运作，在全球事务中发挥亚洲“领头羊”的作用。例如，阿富汗和埃及两国的形势依然动荡多变，中国领导人去阿、埃进行访问难度很大，就可利用“亚信”峰会的机会与两国领导人进行交流和沟通。再如，与会中东国家在解决叙利亚冲突、伊朗核问题等方面矛盾重重，中国可以在其中发挥劝和促谈的作用。

最后，在“亚信”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有利于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

党的十八大在国际关系和外交政策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想和理念，如：积极参与多边事务，扎实推进公共外交和人文交流；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把中国人民利益同各国人民共同利益结合起来，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事务，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巩固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努力使自身发展更好惠及周边国家，等等。显然，“亚信”走过的历程和未来的发展涉及上述所有方面。因此，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推动“亚信”进程，将极大地丰富中国的外交实践和理论。

调解成员矛盾

机遇和挑战并存，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并主办峰会也面对几大挑战。

其一，中国不得不应付“亚信”这类论坛式活动的通常弊病。

例如，非机制化的协调系统不利于各种观点和相关信息的迅速交流和沟通，导致运作效率不高，浪费了许多精力和财力。再如，包括峰会在内的各类会议通过的文件并不具有法律效力和约束力，只是由各成员国按照自愿原则决定是否实行相关内容。这种宽松的形式虽然给成员国以较大的活动空间，但也影响了合作的实际效能和价值，发展下去可能演变为“清谈俱乐部”。还有，协商一致的方式虽然体现民主，却影响整体功能的发挥，一些有价值的提议就因为个别成员国的反对而夭折。

其二，“亚信”机制化是中国需要认真解决的一个复杂问题。 “亚信”从 1993年3月起以论坛形式开始活动，至今已有21年。鉴于取得的成果，“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国普遍认为目前已到了“亚信”从论坛发展为正式国际组织的时候，对此中国已表示支持。然而，从论坛升格为国际组织涉及一系列复杂问题：是否要确定新的正式名称？是否要提升现存秘书处的功能？还要建立哪些常设机构？机构设在何处？以及起草成立宣言和组织宪章等大量工作。中国作为“亚信”主席国和“亚信”峰会主办国，在这些问题上负有主要责任，因此需要广泛听取各种意见，认真做好前期研究，必要时作出决策。

其三，中国还要耐心调解“亚信”成员和观察员国中存在的几组尖锐矛盾。如：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伊朗与美国、以色列、俄罗斯与乌克兰 土耳其与埃及，等等。在以前的“亚信”峰会上，就出现过矛盾双方争执不下的情况，以致会议东道主不得不请江泽民主席出面调解。中国担任“亚信”主席国并主办峰会，更需要以耐心和智慧来调解这些矛盾和冲突。需要指出，“亚信”成员国和观察员中也包括与中国有争端的印度、越南、日本、菲律宾等国，这既为中国与它们进行沟通提供了渠道，也可能在“亚信”会议上引起对中国的指责。对此，中国既要坚持原则，又要避免矛盾激化，做好增信释疑的工作。

可以相信，在主席国中国的积极推动下，在“亚信”各国的共同努力下，亚洲互信、安全、和平、发展的前景是光明灿烂的。

（作者系上海社科院上合组织研究中心主任，“亚信”研究课题组组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