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永涛
研究表明，腐败问题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致命威胁。因此，建议从政企两个方面出发，彻底反腐败。
腐败的威胁
从公开的研究看，自1982年至2011年这30年间，中国因违反党纪政纪受到处分的党政人员达420余万人，其中465人是省部级官员；自十八大召开以来，厅局级以上落马官员总计65人。中国普通民众犯罪率为1/400，国家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200，司法机关人员犯罪率为1.5/100，腐败如此严重。具体来说，根据公婷、吴木銮的研究发现，腐败规模上（2000-2009年）有上升趋势，腐败金额的中位数在50-130万元之间。在腐败类型数量的排序上依次为：政府采购、工程承包，组织人事类型的腐败，土地腐败案在近年急剧上升。Kilkon Ko和翁翠芬认为2005年之前，最高比例的经济类犯罪一直是贪污和挪用公款，而2006年贿赂类案件成为首位，且企业行贿受贿行为有所加剧。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根据中国央行的公开数据，2012年中国国库存款余额高达3.23万亿元，各级政府的“财政专户”中的资金余额也达到1.42万亿元，财政存款总共达到4.65亿元，同时2012年中国政府的财政收入已经高达117209.75亿元，2013年全国公共财政收入129143亿元。而2006年裴敏欣报告中则强调2003年中国由腐败引致的经济损失达860亿美元，占当年经济产出的3%，对中国经济发展构成了“致命威胁”。
因此，如果腐败问题依旧不能很好处理，将会对中国政府未来的执政能力带来很大的挑战。
“堵”和“疏”
两种已有应对策略评析
针对腐败问题，中央政府已经采取了各种措施，但总体而言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的应对：“堵”和“疏”。堵的方面，比如加强法律惩罚程度，增加中央多次巡视（2013年中央派出两轮中央巡视小组，进行全国范围的审查）；疏的方面，通过改善滋生犯罪的特定社会经济环境，比如加强自身队伍建设、优选领导和完善相应的政府制度，强调“将权力放到制度的笼子里”。
针对腐败问题的治理，应该以“堵”为主，还是以“疏”为主呢？一方面，从经济学角度分析来说，腐败可以被认为是理性的行为人（官员）在一系列限制条件下最优的行为选择，理性人对是否犯罪的选择取决于其腐败行为被曝光的概率（即事后被抓的概率）和惩罚的程度，因此政府可以增加司法支出或严格惩戒从而提高对潜在腐败的威慑效果进而减少腐败活动；另一方面，在中国这样一个快速转型和发展中的国家，引致腐败的社会经济因素有其时代特征和制度特征,需要给予疏导。比如王裕华强调的国内产权的不平等带来的政府对企业态度的不平等，而企业行贿只是保护自己产权的一种手段，甚至有的学者（魏德安）认为腐败在中国具有双重的意义。
两种类型的反腐效果和具体措施是怎样的呢？
“堵”的方面，虽然司法严惩投入加大可以增加官员事后被抓的概率，从而降低其腐败的动机，但当官员之间相互腐败，比如团体腐败(这在腐败现象中经常存在)常常会使司法投入的效果降低。虽然短期内增加司法投入，比如全国巡查可以带来一定的威慑，但在基于2003年至2011年72名省部级腐败官员分析的《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报告》中可以发现腐败和被抓的平均时间跨度为8.5年，实际上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很大的资源浪费。
“疏”的方面，主要强调激励机制和制度环境建设。由于政府目标的多重性和任务的难以度量性导致政府的内部组织结构不能采取高激励，只能采取低激励，因此需要在制度方面合理设置官员的晋升机制、声誉机制以及任期。同时权力之于人们的巨大魅力在于它能带来收益，但行为经济学家Ernst Fehr发现当权力并不能带来收益时人们依然具有掌握权力的强烈意愿。这主要是由于事后没有权力而带来的后悔将会提升人们事前争夺权力的努力，因此需要制度环境的持久性以及合适的公务人员。
关于腐败治理的措施建议
从各国经验以及结合杨开锋的研究来看，可以发现虽然反腐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具体答案，但必须将反腐的制度安排与国家自身的制度环境以及社会制度相结合才能产生比较有效的结果，因此中国的腐败需要从中国自身上寻找解决的办法。
中国很多腐败的产生与政府自身制度安排以及社会制度安排有很大的相关性。虽然短期内可以加大政府反腐的制度安排降低腐败；但在长期内政府一定要完备自身相应的制度建设以及相应的社会制度建设，比如合理的权力制衡机制、严格的问责制度以及透明化的政府行政等等。
（一）关于政府方面的措施建议
1.要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的机会（比如各种审批），从而在源头上降低政府腐败的机会。
2.一些政府项目的实施可以考虑实行“四眼原则”。即对重大工程项目的招投标、与财政相关的支出、警察执行公务都必须坚持两人或两人以上把关和同行，为防止暗箱操作，不能个人单独行动。根据Benjamin Olken的观点，对公共项目的监督要有针对性，因为项目的不同和监督的不同（项目参与人员和自上而下的官员）产生的效果会不同。
3.政府的一些决策可以采取集体决策的方式，从而增加腐败协调成本，使官员实现理性行为。
4.在考察轮换成本的基础上某些岗位可以实施一定的轮换制度，按照Klaus Abbink的观点，轮换制度可以通过增加腐败合作人员的不确定性来降低腐败。
5.参考国民工资水平，政府可以考虑提升官员工资水平。因为工资的提升将会增加官员腐败的成本，但这一方案的实施前提是政府办公效率的提升和规模的下降。
（二）关于企业方面的措施建议
1.政府要给予各种所有制的大小企业相同的市场竞争地位，并实施自由退出机制。Paul Niehaus和Sandip Sukhtankar的研究表明，雇工自由退出权可以约束腐败社会方面。
2.政府要实施更为宽泛的有责任的举报制度,同时进一步放宽媒体言论自由（特别是腐败的披露机制），这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增加对腐败的威慑性。已有的研究发现，随着中国高等学历毕业人数的增加（教育），人们对言论的要求也会增加，而政府的管制往往会产生负面效应（比如朱江南、卢杰和史天健的研究发现某些“小道”消息将会使人们认为政府更加腐败，而媒体报道将会降低这一效应）。
3.对举报人员（同案）试行宽大处理机制，Danila Serra研究发现这一措施可以降低“合谋腐败”的承诺性。
总之，腐败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具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不能很好处理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严重和长远的伤害。一般而言，腐败可以降低人们对政府的信任，而信任对社会资本具有重要的意义，一旦社会资本降低，整个社会的腐败就会加剧，这将形成一个反馈机制，其后果就是政府在未来推行任何政策都将降低其实施的效果，因此反腐必须长久坚决贯彻。
（作者系复旦大学发展研究院博士后，University of Exeter实验、行为经济学访问学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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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