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时的医哲学观念（中）

16、17世纪的欧洲，涌现出这样一批名医，他们成名，绝大多数并不因医生的身份，而是作为其他研究领域（如物理学、化学、地质学、生物学、心理学、哲学等）的先驱而闻名，诸如法拉卡斯托罗、帕拉塞尔苏斯、维萨留斯、吉尔伯特、威廉·哈维、约翰·洛克等。以法拉卡斯托罗（1483-1553）为例，他求学于意大利帕多瓦大学，和哥白尼是同窗。除行医外，他对文学、法律、哲学等学科，均有不同程度涉猎。每每巡回探视病人，他总不忘带上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的作品，更写下论诗的艺术和诗的各种主题的著作。其文学活动在同时代人中博得很大声誉，无论世俗民众还是贵族，均对他青睐有加。

与之相映，文艺复兴时期，诸多以“某某解剖”冠名的人文著作，如李利《才华的解剖》、斯德布斯《恶习的解剖》、纳什《荒诞的解剖》、多恩《世界的解剖》和勃顿《忧郁的解剖》等，如雨后春笋般涌出。这一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希望从生理学或心理学角度去探求和解释社会现象。当然，其间也有冲突和矛盾，譬如意大利文艺复兴先驱彼得拉克，要求对人性和道德进行内省式考察，反对自然科学、特别是反对医学的介入。其文《对医生的指责》在15世纪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争论中影响颇大。彼得拉克激烈地批评医生，他说道：“你是一位机械师，去干自己的营生吧，去修理人的身体，但愿你能成功，否则，你就把他杀死，再让人付给你酬金……但是，你怎么可以干这种卑鄙的事情：让修辞学从属于医学，主人从属于奴仆，让自由的艺术从属机械的艺术呢？”

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医学观念的“体液”（即古典幽默）论虽显出颓势，但其整体影响力依然稳固，广为医家认真研究。另一方面，作为医哲学观念的希波克拉底“体液”论，已广泛渗透于同期非医学领域，成为诸多人文主义者汲取力量的源泉。文艺复兴期德意志著名油画家、版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阿·丢勒（1471-1528）便是一例。

在丢勒为数众多的作品中，肖像画（特别是自画像），特别被画家本人重视，同时，也是其擅长所在。德裔美国艺术史家潘诺夫斯基在《丢勒传》中说：“他吸收了意大利艺术理论中大、小宇宙协调一致的思想，从精微的几何术语入手加以理解，将人体自身尺度与宇宙法则相联系，将其视为大宇宙的杰作。丢勒成为这种思想在北方的主要代表。”集中渗透该思想，并将其与希波克拉底-盖仑“体液”论紧密契合的丢勒代表作，是木版画《忧郁》（1514）和油画《四使徒》（1526）。

从丢勒晚年送给纽伦堡议会的一幅精心制作的油画——《四使徒》中，我们还是能够清晰地发现古老的“体液”论观念对其创作的重要影响。

书法家约翰·涅德尔费尔在丢勒创作《四使徒》期间，与之过从甚密，更重要的是，他还帮丢勒设计了该作的题字。“涅德尔费尔认为丢勒刻画的这四个人物其实代表了人的四种性格类型。这也许不无道理，因为丢勒也确实认为人根据精神气质可以分为 黏液质 、 多血质 、 胆汁质 和 忧郁质 这四种基本气质类型。沉思中的圣约翰显然属于 忧郁质 ——他是丢勒的《忧郁》的兄弟。圣彼得代表 黏液质 。圣马可——在1526年的粉笔素描中更清晰——眼睛大睁，头发蓬乱，属于 胆汁质 。而一手紧握利剑的圣保罗则显然属于 多血质 。”德国艺术史学者威尔赫姆·韦措尔特如是说。

1512年丢勒在撰写一篇阐述肖像画艺术的任务和独特功用的专题论文时，写下这样的话：“绘画艺术能够让一个逝去之人的形象得以留存。”《四使徒》中的人物颇有其晚期肖像画中人物（美因兹和萨克森选帝侯、皮尔克海默、梅兰西顿、瓦恩比乐）的影子，特别是圣约翰的肖像与梅兰西顿，这位学者和教育家更是颇为相像。另一方面，我们也注意到，“根据丢勒的个性，为了突出四个人物的不同之处，他可能不会随便从以前的收藏中找四个表情生动的画像拿来用，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为每个人物赋予一种独特的精神内涵。”于是，在这种似与不似之间，丢勒借助古老的“体液”论观念，将四位性格迥异的时代英雄塑造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