告别湖南路，你好新上交

早报记者 陈晨

1923年，日本音乐学家田边尚雄在《中国·朝鲜音乐调查纪行》中写道，“（1923年4月22日）傍晚五点，我去市政厅听了被视为 上海特产 的管弦乐演奏，这个乐队在当时作为 东方第一 的市立交响乐团而负有盛名……虽然乐队人数不多，但编制相当齐全，演奏水平很高……”田边尚雄提到的这个“市立交响乐团”便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前身。

湖南路105号，上海交响乐团在这个幽静的地方已经驻扎了５０余年，繁茂的梧桐香樟伴随着上交排练的乐声曾经吸引了很多行人张望聆听。今年春天，公众的视线却被吸引到了一公里之外的复兴中路上——一座由日本建筑师矶崎新设计的上交新音乐厅得到了广泛的赞扬，市民对这处新的演出场馆充满期待。上周，上交的各个部门开始陆续搬进复兴中路的新址办公，乐团的微博上也发出了售票地点变更的消息，今年９月，上交将正式开始在新厅演出。

工作了大半辈子的单位要搬离湖南路了，几位上交的老乐手相约来到上交旧址，有人冲着排练厅里那幅见证了他们每一次排练的贝多芬油画喃喃自语，有人在后辈的“哄抬”下坐在自己正式工作时没有机会坐上的首席位置拍照留念，有人带来了从家里搜罗出的老物件、老照片跟老同事们分享，然后，众人一起去上交食堂吃了“最后的午餐”。饭桌上，关于上交的陈年旧事有诸多的回忆，都似历历在目，聊起来一核对，又总见出入，于是你一言我一语的争论，不断地用同时期经历的其他人事来佐证，这样的拼凑中，一段旧时光仿佛又鲜活起来。

从闹市进洋楼

如果按照地点划分，拥有135年历史的上交可以分为福州路菜场时代、湖南路洋房时代和即将到来的复兴路音乐厅时代。而上交团史则通常按照乐团的灵魂人物——指挥——来对乐团的历史进行“编年”，1879年上海公共乐队成立、法国长笛家让·雷穆萨受命领导的管乐队初期；德国指挥布克执掌的时期，乐团从管乐队向管弦乐队扩充的发展期；从欧洲招募乐手、大量拓展曲目，将乐团打造为“远东第一”巅峰的梅百器时代；乐团由洋转华“大换血”，中国音乐事业真正崛起的黄贻钧时代；改革开放后逐渐走入国际视野的陈燮阳时代，以及如今将上交带入国际化行业规范的余隆时代。

90岁的温潭老先生以印尼华侨身份归国后先在上交拉过小提琴，“文革”后为“响应国家需要”改拉了中提琴，之后又到了上交资料室工作。回到湖南路院里，不只上下楼梯不要人搀扶，搬家的卡车在院里驶过时，其他人都驻足等候让车先开走，温老先生竟自顾自轻快地迈开大步迅捷地一个人跑到了对面。而说起老上交，温潭的记忆和体力一样毫不含糊，从最早的福州路菜场一路说开来。

温潭进入上交，第一站便是在福州路近浙江路的菜场楼上。喧闹嘈杂的中央菜场，三楼以上竟别有洞天，一半是图书馆，一半是当时还叫上海工部局乐队的排练厅。这三种完全不同气质的场所组合在一起想来也十分奇妙。但温潭说其实当时也并不觉得吵闹。“我们排练的地方是工部局的电台，电台的隔音还不错。”

说话间，原上交低音提琴首席郑德仁在女儿的陪伴下进了屋，温潭却把女儿认成了郑夫人，一通寒暄调侃。生于1923年的郑德仁先生，是我国第一位在音乐院校主修低音提琴的音乐家，也是这个冷门学科在国内的“元老”。虽然之后他的精力更多地放在爵士乐上，并因百乐门的演出经历被媒体争相报道，但来到湖南路，他对于年轻时在交响乐团的各种事件依然如数家珍。郑德仁说起演出都在兰心大剧院，演出频率是一周一次，500个位置的剧场场场都是满座。“票价一块大洋，和当时在大光明看一场电影的价格一样。”面向的对象是洋人和“高端华人”。不过当时乐团已经有自己的“公益”理念，当时乐团每周六在兰心彩排，“当时的彩排是坚决完整地走一遍，无论如何不会打断的，所以就跟正式演出一样。这个彩排都是开放给音乐学院的学生来看的。”

另一位来到湖南路怀旧的是原来上交负责宣传的曹畏，他刚刚退休不久，依然在上海交响乐爱好者协会负责编写“爱乐报”、组织活动。

郑德仁比温潭加入上交还早些年头，说起菜场时代还记得不少好玩的事。当时乐团是绝对的“外企”，外国乐师都是“高薪阶层”，资料室整理出的工资单都是动辄几百大洋，而指挥梅百器的工资则高达1400块大洋。不过郑德仁透露梅百器曾经嗜赌成性，输得惨的时候还曾经卖掉乐团的乐器还债。日本占领上海之后梅百器辞去乐队首席指挥之职回家教钢琴；另一位脾气暴躁的意大利指挥富华则在解放后被以“法西斯分子”的名义驱逐。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但6月局势还是混乱，音乐学院的学生当时都搬进乐团 避难 。6月起我们改穿 人民装 演奏，西装就不能穿了。外国人不适应。7月1日党的生日，当时我们也不知道，演的还是门德尔松的《意大利交响曲》，台上五分之四都是外国人。”郑德仁说。

1950年2月18、19日，当时已经更名为上海市政府交响乐团的上交举行皖北救灾音乐会，高芝兰、周小燕独唱普契尼歌剧《蝴蝶夫人》选段，因歌剧描写美国军官，又正值抗美援朝，演出受到一部分人的批评；加之乐团中仍有许多外国乐手、演奏的音乐又都是欧洲古典作品，与当时贫苦大众的生活相去甚远，便有不少工农兵干部提出解散乐团的决议。幸而得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批示，说“交响乐是个好东西，不能取消”，乐团才被保留了下来。作家沙叶新在剧本《陈毅市长》中也专门写到了这一段。而陈毅对乐团的保护，不仅让它免于被解散，还进一步给乐团改善条件，将湖南路的洋房批给了上交。

同年，黄贻钧作为新中国第一位指挥家首次登台指挥上交，演奏中国作品，自此开启了乐团一个新时代。

名媛府邸变文化单位

临时棚屋里大牌多

最初湖南路这座房子的门开在淮海路上，大门口是一条狭长而窄的通道，只能容一辆车通过。洋房所在处最早是一个占地约30亩地的大花园，一个爱好火车模型的英国人在花园的周边铺设了一圈轨道收藏小火车。1931年民国元老张静江的侄子、“古钱大王”张叔驯从英国人手里购得这片花园，又请外国朋友在此设计、建造了两栋房子，东边的一栋自住，西边的那栋归他的侄子——后来成为书画鉴定大师的张葱玉。抗战爆发后，张叔驯一家辗转去了美国，房子先是出租，后来卖给了当时沪上著名的交际花蓝妮，成为孙中山之子孙科二太太的别院。蓝妮与孙科分道扬镳后以1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国民党政府官员，解放后这幢洋房收归国有。昔日的名媛府邸在接下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成了日日流啭高雅音乐的文化殿堂。

1957年，上交正式搬入湖南路。最初上交搬进来的时候只有一幢房，现在食堂位置正是当年居住者的客厅兼舞厅，也是乐团进驻后最初用以排练的地方。1957年在现上交主楼的位置建起来仅一层楼的排练棚房。据曹畏回忆，那甚至不是砖瓦结构的房子，隔音效果也不理想。好在湖南路幽静,影响也不大。但当时巨大的排练场地能够容纳三管编制的大乐队，已经让不少到访的各地音乐家羡慕不已。“无论是当时临时的排练厅还是如今专属的专业音乐厅，上交始终是走在全国院团前列的。”

“可不要小看这排练厅，它接待过许多著名的音乐家和外国政要呢。”曹畏说。小提琴家奥伊斯特拉赫、扬·沃伊库钢琴家安娜·车尔尼·斯捷潘斯卡、指挥家小泽征尔等众多世界著名音乐家当时都在这个临时篷房中与上交排练。说起当年合作过的大师，郑、温两位老先生一一列举，如数家珍。如今笑看风云的老先生当年也都是狂热的“追星族”，温潭说当时奥伊斯特拉赫在他边上拉琴，他怎么都不敢擅自跟偶像搭话，但演出完团员们都争相要签名合影，满足要求之后的心情激动得不得了。

交响乐总是被视为接待外宾的重要手段，有外宾到访也常被安排来看交响乐团的演出。甚至英国前首相希斯还亲自来指挥过上交。两位老先生回忆说陈毅最喜欢听乐团演贝多芬，每次招待外国政要总爱演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后来觉得招待外国政要不能总是不让中国人露脸，自己乐团里的中国乐手人手不够，就从音乐学院借调。解放后外国乐手拿不到过去的高薪，纷纷离开，到1958年乐团首席泰保斯基（俄）回国，至此最后一个外籍乐师离团，乐团完全由中国演奏员组成。

黄贻钧接手后，交响乐团开始演出大量中国作曲家作品，由乐团首演的作品包括交响史诗《人民英雄纪念碑》，《抗日战争交响曲》，冼星海的《第一交响曲》、《第二交响曲》等都是在湖南路的排练厅中首次奏响。如今回忆起这些曲目，温、郑两位乐手兴奋地热烈讨论其具体的曲目内容，“冼星海的《民族解放交响曲》第一乐章有很多线条”，“对啊，它象征海陆空三军要崛起嘛”……“当年第一次排冼星海的交响曲时，乐谱上笔误百出，又不敢擅自改动，黄贻钧带着乐队将错就错，但是实在离谱得演不下去，花了好长时间一一校对改正。”你一言、我一语，当年排练的场景仿佛还在眼前。

和任何一个文艺团体一样，幽静的湖南路105号到了“文革”时期同样沦为“重灾区”。郑德仁的女儿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仍然极为感谢上海交响乐团，“当年 文革 的时候把我爸从音乐学院调出来，在乐团里保护起来。音乐学院斗争更厉害，我爸脾气犟得要命，要是在音乐学院里让年轻学生揪着斗他肯定活不成。”

“文革”期间，乐团凭着样板戏“上山下乡”，“文革”后也很快走上了正常排练、演出的轨道。1980年代临时的篷房被改建成了如今排练的主楼。

1984年12月，陈燮阳接替黄贻钧出任乐团团长。两年后，乐团实行总监负责制，陈燮阳成为上交历史上首任音乐总监。之后乐团展开多达15个国家及地区的巡演，包括柏林爱乐大厅、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和维也纳金色大厅等世界著名音乐厅都留下了这支乐团的声音。同期，乐团开始举办每周一次的室内乐音乐会，迄今积累千套曲目。虽然行政部门已经搬到复兴中路新址，但“周五音乐会”还将持续到今年6月底。每周五，这里排起长队等候入场已成惯例，花50元来上交排练厅听一场室内乐已经成为不少申城爱乐者的“固定节目”。

“老上交”梦想仍在延续

湖南路的老上交像一个大院，音乐家的家属也都一起吃着食堂的大锅饭。到了儿童节、新年，学习音乐的“音二代”、“音三代”们也会凑在一起排演些节目和大人们一起表演。温潭的两个女儿同样是上交的乐手，如今也已经退休。吃完最后一顿食堂饭后，一位在上交工作的姑娘恋恋不舍地说，“搬到新厅之后就没有食堂啦。”这仿佛是一个时代、一种工作和生活方式的告别，它变得更加现代化，也逐渐脱离了最初“几代同堂”的国营单位“大院模式”。

在食堂前的大草坪上，曹畏感叹地告诉记者，这也是当年整个徐汇区最好的一块草坪，常年青翠清新，周边环绕着香樟广玉兰。乐手们在草地上拉琴吹号，也举办小型的草地音乐会。“这些植物都高大了很多，这一草一木，都是这里的见证。”

上交的负责人曾说，拥有一座自己专属的音乐厅是几代上交人的梦想。老团员们都去看过上交的新厅，虽然已经没有机会亲自在其中演奏，但这个梦想的确始终在延续。如今乐团里有他们的儿孙和学生们，正在继续着“老上交”们的音乐事业；而上交退休的老乐手们也基本都还在家带着学生、或为已经加入乐团的年轻人“开小灶”。当年乐团由洋人乐手们发起，之后完全交由中国音乐家发展，如今随着乐团的不断国际化，乐手们中不少都拥有西方留学的经历，也有越来越多的年轻外国音乐家加入乐团。除了拥有自己专属的音乐厅，上交还与柏林爱乐等一流乐团一样，建立了自己的乐队学院，面向全球招生，共享大洋彼岸的师资，这一切的因果联系冥冥之中似乎有着几分牵扯的“轮回”。

此次搬迁整理，除了一些老乐器，也有不少老照片、老资料档案被重新翻出。上交从上个月起也开始通过网络向社会征集关于乐团的老物件与回忆文章，希望于音乐厅开幕时在互动长廊展出，与这个城市的爱乐者共享上海的音乐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