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与梁士诒、江庸的政坛情谊

梁启超书法受其师康有为影响，于碑学书风得力尤多。然而研究梁启超书法，不得不注意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信札及手稿。目前，梁氏手札散见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本文所举三信出自《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一书，该书收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共五十通，信札基本用的是梁启超自制的“饮冰室用笺”。

朱中原

作为中国近代政坛和书坛的风云人物，梁启超书法虽受其师康有为影响，于碑学书风得力尤多，然研究梁启超书法，不得不注意其数量众多、内容丰富的信札及手稿。相比于他的碑派书风，梁启超的手札更彰显了他在书法上的文人情怀。梁启超的信札书法，糅合了碑、帖、章草、隶、楷等诸种书体于一体，既高古雄厚，又文雅幽邃。梁氏手札散见于海内外各大博物馆。

本文所举三信俱出自天津古籍出版社出版，江庸之子江靖编注，汤志钧、马铭德校订的《梁启超致江庸书札》一书。该书收梁启超致江庸书札共五十通，信札基本用的是梁启超自制的“饮冰室用笺”。

在民国政坛，梁启超虽非实权派人物，但他一直起着政治的核心作用。梁漱溟曾说，20世纪上半个世纪是梁启超和孙中山的世纪。确非虚言。梁启超对政治的核心作用即在于他通过他的社会和政治影响力，通过他政治中间人的身份，不断地对政治施加诸多正面的影响。在梁启超的往来信札中，有不少即属于向当时民国政要举荐贤达、委任要职之内容。江庸即是他比较看好的民国政坛人物之一。

江庸系中国近代较重要的法学家、政治活动家，福建长汀人。后来的政界及法学界已渐遗其形、忘其影。江庸是中国较早留学日本的法学家，其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学习法政科时，结识了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并受到梁启超的赏识。作为维新变法领袖的梁启超，其流亡日本时政治声名已十分隆誉，而彼时的江庸则不过是个小人物。但即便如此，作为在司法领域有着杰出贡献的政治家的梁启超，当时已经注意到了江庸在法学方面的才干。

20世纪初，梁启超应袁世凯等多方政治力量的邀请，欣然回国，重新开始了其最为辉煌的政坛生涯，在与孙中山发生政治立场的冲突后，他调整了政治策略，选择了与袁世凯短期的“蜜月式”合作，将中国的君主立宪寄望于袁世凯。虽然这一合作带给了他诸多的痛苦，并令后来政坛和学界颇为费解，但是，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毕竟是他施展政治才华最为关键的历史时期。梁应邀于1913年担任司法部总长，梁随即又推荐江庸为司法部次长。但次年春，梁因不满袁世凯背弃“君主立宪”辞任司法总长之职，江庸代任其职。

此三信，第一信约书于1918年初（大约在2月），内容为：

翊云吾兄：闻近有特赦燕孙之议，不审吾兄于意云何？颇闻燕孙却已断念政界，惟求恢复自由。此才在实业界长此弃置，实可痛惜。若能与陈润生先生后邀兹特典，于社会不无补益，不徒弟为乡人感谢而已。

此信虽内容极简，但情真意切，乃为梁士诒求情开脱而写。信中所说“燕孙”即为梁士诒。梁士诒乃梁启超同乡，广东三水人，曾参与袁世凯胁迫清帝退位的活动，任袁世凯总统府秘书长、交通银行总理、交通部次长、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等职，两度组阁，这位民国政坛的风云人物，是中国近代有名的财政专家，被当时人目为“梁财神”，也是“旧交通系”的领袖人物之一。梁士诒与梁启超虽同朝为官，且互相倾慕，但二人直接往来并不太多。从二人政治地位看，梁启超虽然在民国政坛具有无人能比的政治威望，但梁启超的实际政治地位是远逊于梁士诒的，基本处于边缘状态。从二人政治立场来看，梁启超是有政治理想的政治家，梁士诒虽不能说是政客，但却是名副其实的政坛老手，二人政治路径显然不同。而且，梁士诒是彻头彻尾的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吹鼓手，而梁启超选择袁世凯，则只不过是一种政治策略而已，他抛弃孙中山而选择袁世凯，不过是为了实现他的“君主立宪”政治理想。可见，以梁启超的性格，是不可能去刻意巴结、讨好梁士诒的，但彼此之间保持着一种不近不远的欣赏距离。

然而，好景不长，梁启超很快就发现，袁世凯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专制主义者，他所谓的“君主立宪”不过只是一个幌子而已，于是遂与弟子蔡锷等人发起了推翻袁世凯统治的护国战争，在全国举起了反袁的义旗。一般的历史叙述者将护国战争的领袖人物算到了孙中山、黄兴和云南的唐继尧等人头上，是非常失于偏颇的。客观地说，孙中山、黄兴、唐继尧和梁启超、蔡锷等是护国战争共同的领袖人物，但梁启超和蔡锷是护国战争最直接而且最为主要的领袖人物，是护国战争的直接策划者和领导者。至于护国战争中，孙、黄等人的响应和参与，则只不过是顺其潮流而已。也可以说，是梁启超和蔡锷领导的武装斗争，直接导致了袁世凯政权的垮台。1916年6月，袁死后，受梁启超等人拥戴，黎元洪继任大总统，并通令全国，通缉帝制罪犯，梁士诒遂成为被通缉的八人之一。1918年，直系军阀曹锟等电请北洋政府特赦洪宪复辟诸罪犯，其中即包括梁士诒，虽然电令经代总统冯国璋批准，但须经司法部总长副署方能生效，而当时江庸即为司法部总长，但江庸因秉性忠直，一直痛恨袁世凯复辟帝制，故拒绝副署，因而辞职。梁启超此信即写于此时。

第二信约书于1918年4月，内容为：

得书及诗，深佩。不得其职则去，不亦君子乎！世乱方殷，倘得偕隐，从事于诵读述作，亦所以保天年也。

此信即作于江庸拒绝副署特赦洪宪复辟罪犯令，请辞司法部总长时。

信中所言之诗，即江庸辞任司法部总长之职时所写感怀诗，诗曰：

回天讵有鲁阳戈，日薄崦嵫可奈何。世乱青山难独往，酒酣燕市且悲歌。急流尚幸抽身早，阅世初知获咎多。何事中年要陶写，纵横书卷待摩挲。

非惟立身品节可嘉，即诗境亦高尚。

此信乃梁启超收到江庸的辞职诗后之回信，梁启超此信之意图显然是安慰江庸，信中所说“世乱方殷，倘得偕隐，从事于诵读述作”，既是安慰江庸，也表达了梁自己的心境。几年以后，梁亦从政坛归隐，专门从事学术研究和社会教育事业，并与江庸等一同创办尚志学会基金会，地点即在北京和平门内东松树胡同。在梁启超等人主导下，该学会致力于出版学术刊物、办学、设图书馆等事宜，直到抗战方停止。

于此可见，梁启超与江庸情谊之深挚。

第三信大约写于1921年梁士诒再度出任内阁总理之际，内容为：

前入京曾晤财神，谈次及市政督办问题，稼书欲得之甚至，吾告以决不可。彼询吾心目中何人最适当，吾为举三人：一朱桂莘；二周作民；三我公。度彼决不见采，即采亦不及公，姑一言之。既已言则不得不一告公耳。

此信内容既然写于梁士诒再任内阁总理之时，那么信中的“财神”即指梁士诒。此时梁士诒已由阶下囚再度成为政坛大佬，并征求梁启超委任要人意见，梁启超推举的三人中，第一个人朱桂莘，也即朱启钤。朱启钤亦为中国“旧交通系”的重要创建人之一，自1912年起，曾连续三届任交通部总长，1913年8月代理国务总理，1915年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袁死后同遭通缉。朱启钤不但是民国政坛要人，而且是中国古建筑、古文物方面的宗师级人物，同时也是著名的实业家，是中国矿业的早期领军人物之一，更鲜为人知的是，朱启钤还是古书画鉴定专家，也是书画家，是民国时文人书画的代表人物之一。鉴于这些因素，梁启超向梁士诒推荐了朱启钤。周作民是中国老资格的银行家，早期银行业的开创者之一，梁启超当时极为重视银行及金融问题，故向梁士诒举荐周作民。信中所说的“我公”，则指江庸。梁启超举荐的此三人，其身份囊括了交通、财政、法政、文教等几大领域。

有意思的是，江庸又是拒绝特赦梁士诒的人物，那么，梁启超自然料到梁士诒不会采信他的意见，故才在信中说“度彼决不见采”，即使采纳也未必能任用江庸。梁启超此是谦虚谨慎之言。他认为自己人微言轻，再加上他与梁士诒彼此谈不上至交，故有此判断。从后来此三人的政坛轨迹来看，虽不能明显见出梁士诒采纳了梁启超意见，但也不能说梁士诒没有采纳梁启超意见，其中内情有必要说明：朱启钤于1919年任南北议和总代表，和谈失败后即自动辞职，退出政坛，从此醉心学术，1925年创办中国营造学社时，梁士诒内阁早已解散，故其任、去职基本与梁士诒无关。周作民则一直活跃于民国银行界，自不待言。江庸后任北洋政府法律监察馆总裁，并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在当时民国政坛虽非要职，但总的来说，还是不小的职务。1924年江庸辞去公职，专事法律职务（创办法律周刊，兼任国立法政大学校长），乃是其不满曹锟统治，且彼时梁内阁早已垮台，不能说与梁有关。此信最关键不在于梁士诒是否采纳梁启超举荐三人意见，而在于梁启超的高风亮节和宽厚仁义之心。梁士诒曾为袁世凯积极鼓吹呐喊时，梁启超和蔡锷要通电全国通缉梁士诒、杨度等人，而梁士诒一当成为阶下囚，梁启超又各方疏通，为其求情，而当拒绝在特赦梁士诒的电令上签字的江庸政坛失意之时，梁启超又向梁士诒竭力举荐之，可见梁启超为人的豁达与宽厚。

（作者系《中国书法》杂志编辑部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