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怎会不知道这些“坏人”

专制君主只有切断人臣和吏胥结盟的可能性，才能根本上取消消除地方势力的挑战。不给吏胥俸禄，实行官吏分流，实行非常规任用，就缩小了官僚集团对之影响操控的途径。

赵 刚

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

[美]白瑞德著

斯坦福大学出版社

2000年3月出版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随着欧美人文学术主流从精英阶层到下层民众，从政治到文化的学术转型，对于帝制时代中国政治史的研究，也转到向来为人忽略的下层群体。这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就是白瑞德（Bradly Reed）的《爪牙：清代县衙的书办差役》（Talons and Teeth: County Clerks and Runners in the Qing Dynasty）。该书以近年来公布的四川巴县档案为基础，详实而系统地分析他们的政治角色和社会功用，以及他们的生活、收入来源，试图透过下层社会的运作探寻帝制晚期中国社会的历史底蕴。

按照著者的看法，自宋以后，中国县级政权都是由一套非正规的人事制度和行政机制所主导，从法律角度看，它们的存在是缺乏依据的。对于这套机制及建立于之上的地方行政制度，北京政府既缺乏清楚的了解，又无力控制（pp.4-5）。换言之，下层吏役的支配地位与中央政府对他们的无知和无力控制息息相关。在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讨论中，下层吏役主导性及其成因利弊也是一个普遍关注的问题。从宋代名儒叶适到清初著名学者顾炎武都认为他们是专制皇权为强化集权有意而为的制度设计，这与白瑞德的分析截然相反。本文试图就两者异同产生的由来，检讨此书所体现的时下下层研究的方法论缺失，以及本土资源对弥补这种缺陷的意义。当然，这样做未免有失公平，因为它只是讨论其中一个问题，无法就该书的贡献予以恰当的表彰，这是事先要向原著者和读者致歉的。

吏役捕快是帝制时代中国政治制度运作中一个奇特而又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说是官，他们却完全在官僚精英群体之外，没有官方认可授予的职衔编制，没有政府建立录用解聘制度，没有朝廷下拨发放的俸禄。到了明清时代，一旦沦为吏役捕快，就同戏子、妓女、奴隶一样，永远失去参加科举考试的资格。因此，他们在身份和社会地位上，其实是和官僚精英完全对立的一个阶层。他们在身份上固然是低于士农工商的社会贱民，但却能横行乡里，把持官司，敲诈勒索。他们是官僚士大夫极其鄙视的一个群体，在宋元以来的公私文献、诏谕公文、小说戏曲中，这个阶层往往被斥之为吏蠹。但他们又是帝制时代王朝统治的基础。众所周知，两宋以降，帝制政权统治的人口动辄超亿，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规模相对有限。如何以有限的官僚队伍，有效实现对广袤的疆域、众多的人口有效稳定的统治？如何让皇朝的权威渗透到帝国每个偏远的角落，进而确保王朝统治的长治久安？这些问题的解决几乎完全依赖于吏役书办。没有这个群体的介入，帝国的政令无法渗透到县级以下的基层社会，政府也无法征集到维持政权必需的赋税徭役。

为什么中央政府要仰赖这样一个地位卑下的群体来控制基层民众？应该说，在强化集权方面，中央政府向来是既不缺乏资源，也不缺乏权谋和手腕。从宋到明清，皇帝通过废除宰相制度、设立军机处等方式，成功地打击和限制官僚的权力，强化自己对官僚集团的控制，这种限制和打压在明朝的洪武、永乐时代，以及清朝雍正、乾隆时代达到顶峰。无论是封疆大吏，还是文人学士，无不为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专制君主凭借这样强有力的手腕和动员力量，完全有能力击败那些身份卑微、恶名昭彰的吏役书办的任何抵抗。但是，从宋到清，皇帝对吏役书办从未像整治官僚队伍那样雷厉风行，也没有通过制度改变的方式加以控制。在这漫长历史过程中，吏役书办的势力不仅没有受到遏制，反而日益强大。

到了晚清，著名学者郭嵩焘甚至认为清朝是“与吏役共天下”。这种说法虽不免夸张，但是绝非完全没有根据。早在乾隆时代，乾隆皇帝就惊讶而恼怒地发现，许多吏役书办操纵政事上下其手，气焰熏天，甚至连一些满洲官员都和他们称兄道弟，在有关诏旨中痛加斥责（详参《乾隆实录》卷六六四，乾隆二十年六月丁酉条；卷五九七，乾隆二十四年九月乙丑条）。不过，乾隆的严词切责似乎并不新鲜，明清两朝的实录、经世文编和其他政书中，这类批评不知有多少，限于篇幅，这里就不征引了。由此可见，吏役书办的腐败问题，并没有脱离朝廷和官僚集团的视野，相反，他们对其危害和成因有清楚的认知。因此，白瑞德认为，帝制后期中央政府无知且无力控制地方社会以吏役书办主导的非常规体制，终于导致后者的泛滥，这个结论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那么，传统中国社会精英又是如何解释这个问题呢?他们是从皇权和吏役书办相反相成的复杂权力关系中寻找答案。最早注意这一问题实质的恐怕是宋儒叶适。根据他的观察，宋代已经出现“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的现象。“官无封建”者，意谓为官者任期一到，就得卷铺盖走人。那些欺压小民的书办吏役反而可以无论官场风云如何变幻，都能如封建时代的诸侯，父没子承、代代相传。到了明朝末年，吏胥势力已经是根深蒂固，以至于顾炎武在他的名著《郡县论》不仅对叶水心的观察完全认同，而且加以引申：

善乎叶正则之言曰：“今天下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州县之敝，吏胥窟穴其中，父以是传之子，兄以是传之弟。而其尤桀黠者，则进而为院司之书吏，以掣州县之权，上之人明知其为天下之大害而不能去也。

那么，皇帝为何允许吏役书办的这种牢不可破的世袭制度出现呢?无论是叶水心，还是顾炎武，如果地下有知，绝不会认同白瑞德的皇帝无知说。相反，在他们看来，这实际上是帝制时代君主体制为一己之私利为而人为制造的。叶适指出，宋初以来，朝廷鉴于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势力，有意识地通过扶持吏胥阶层来强化皇帝专制制度，“夫以二百年所立之国，专务以矫失（指唐末五代藩镇割据——引者注）为得……故君子不可用而用小人，官不任而任吏”（《水心先生别集》卷十二，《法度总论二》）。

身当明末亡国痛剧的顾炎武对于帝王借助吏胥阶层维持一姓专制体制，有着更透辟的分析：

所谓天子者，执天下之大权者也。其执大权，奈何以天下之权寄之天下之人，而权乃归之天子？自公卿大夫至于百里之宰，一命之官，莫不分天子之权，以各治其事，而天子之权乃益尊。后世有不善治者出焉，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万几之广，固非一人之所能操也，而权乃移于法，于是多为之法以禁防之。……于是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故天下之尤急者，守令亲民之官。而今日之尤无权者莫过于守令，守令无权而民之疾苦不闻于上，安望其致太平而延国命乎！（《日知录》卷十三“守令”条）

原来，“天子之权”“不寄之人臣，而寄之吏胥”，是想要“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于在上”。“寄之吏胥”为何能收权于上呢? 以顾炎武学识，未尝不知其中不堪道出的心计和权谋，或许是为尊者讳，只是点到即止。从传统政治机构看，这也许是帝制时代君主可能采用的最彻底和最有效的专制集权策略。天子总揽全局，通过人臣贯彻自己的意志和命令。人臣虽然代天治民，但多数情况下都是间接地通过吏胥完成天子赋予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文化使命，特别是收税、征役这两项关乎帝国延续的根本。在这政治格局中，身处最底层的吏胥阶层实际上是“一仆二主”，名义上属皇帝的臣僚，每日真正打交道的，同时又主宰他们命运的却是那些官僚。这种架构对皇权的潜在威胁是显而易见的：地方官员一旦掌握了吏胥，也就掌握了建立自己势力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有可能也有实力逐步架空、挑战甚至取代皇权。换言之，书办衙役既可以服务于皇权的巩固，也可以支持政权的离心力量。可以证实这个论断的史实真是太丰富了。

根据严耕望先生的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各级地方官自由任用本府属吏，上级和中央政府绝不干涉”（《中国地方行政制度史》，“魏晋南北朝地方行政制度”第十五章第八节）。按当时人的话，就是“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周书·苏绰传》，转引自同上严著第十五章第七节）。在晚唐五代藩镇割据之际，类似情况当然更为普遍。这种政策如顾炎武所称道是，有利于地方官员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处理和解决地方问题。但是，其消极后果可能就是，地方官吏利用手中的权力，把吏胥变成实现自己而非王朝利益的工具，甚至以此为基础，夯筑挑战专制君主的力量。魏晋南北朝之皇权基础不稳，晚唐五代的藩镇尾大不掉，恐怕与此不无关系。

很显然，专制君主只有切断人臣和吏胥结盟的可能性，才能从根本上消除地方势力的挑战。不给吏胥俸禄，实行官吏分流（详参叶炜《南北朝隋唐官吏分途研究》），实行非常规任用，就缩小了官僚集团对之影响操控的途径。使之通过各类陋规和手续费，取财于民，又把他们置于地方民众的对立面；降低其社会地位，令其身份等同于比平民低贱的奴隶倡优，政治上就把他们和普通民众以及士绅隔离开来，成为孤立于社会主流阶层的小群体。经济收入的不固定，政治社会地位的卑下，不仅使之缺乏挑战皇权的号召力和资源，也使之失去对其他社会群体的吸引力。因此，在明清时代，那些吏胥中的某些个人可能势焰熏天，但是，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始终是名声狼藉。正因为此，他们的子承父业，世袭罔替，不仅不威胁中央权威，反而有助于地方管制力量的稳定。在帝制后期官僚三年一任的任期制度背景下，这种稳定性对于皇权控制基层社会就更至关重要。

当然，皇帝也要为此付出代价，他必须容忍吏胥贪渎勒索他的臣民。看着基层吏胥把本该归朝廷的税收纳入自己的腰包，皇帝自然不满意。但是，他们同样清楚，要让老百姓免于吏胥勒索，他们就得在集权体制上作出牺牲。因为解决这个问题的捷径，就是把这些吏胥从非正规化到正规化，纳入官僚体制的理性化管理，给予固定收入，实行上级监督。不过，这样一来，对吏胥的管理又会回到魏晋南北朝或晚唐时代的格局，民众日子在某些方面可能好过，官僚集团权势肯定要增加，但是，皇帝可能就睡不踏实觉了。这自然是嗜权如命、恨不得把一切可能权力都集中于自己手中的历代君主断断不为的。

因此，在晚期帝制历史上，会看到一种有趣的现象：那些诛戮权臣名宦如草芥的雄主霸王，在吏胥贪渎问题，却始终是鞭子高高举起，轻轻放下。明清之际的侯方域就感慨道：

夫以朝廷之尊，立意欲革一事，去一人，易置大将，如呼小儿。罢遣卿相，朝下而夕出国门。独于吏胥之至微贱，额而限之。易若举手，乃若泰山之不可拔，决水之不可御，天下之患，未有壅蔽因循、怠废不举，至于此极者。（《清经世文编》卷二五，侯方域“吏胥论”）

从上面分析不难看出，皇帝不是不能为，而是为了“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而不肯为，不仅不肯为，甚至是有意纵容。白瑞德的无知论和顾炎武的“君主自私论”相比，真是高下立判。

不过，完全责怪白瑞德也不公允。首先，传统帝制中国制度史研究本身就常常忽略这个问题。在白著之前瞿同祖的名著《清代地方政府》虽然注意到以吏胥为主体的基层政府非常规性质及其低下的社会地位，但同样没有从“尽天下一切之权而收之在上”专制体制背景下加以分析解释。更重要的原因是当代西方下层理论自身的缺陷。这一理论声言要通过发掘下层民众的历史主体性来展示为精英取向的历史叙述所埋没的历史，其宗旨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又走到另一个极端，在强调下层民众历史主体性的同时，又陷入为下层而下层，甚至理想化下层的趋势[可参看美国学者弗罗伦丝·梅隆（Florencia E. Mallon）的有关论述]。另一方面则是脱离精英主导的历史特点，忽略了传统社会中上层与下层、精英与民众之间复杂缠绕的相互关系，回避下层社会自身阴暗和消极的层面，因而对下层社会本身的许多特质都无法做出妥当的解释。如果说，传统精英取向的历史叙述因为过于保守而陷入困境，新文化史则是因趋新过度，忽视传统研究成果而漏洞频现。白瑞德的“无知论”不过是这种缺憾一个具体而为的体现。对于这种缺陷，来自下层研究发祥地印度的学者有所反省，其研究重镇《庶民研究》在2000年新出版的第十卷前言就为纠正这种偏向而强调：“我们已经拓展了批评的焦点，以便将精英的文本和实践包括进来……不论是精英的实践、国家政策、专业学科、文学文本、档案资料还是语言都将包含在庶民性的效用之内。”

当然，在同一年出版的白瑞德著作不可能同步跟进这一最新成果，在运用其理论时，自然也无法避免其已有的缺陷，而从精英与下层复杂关系中探讨清代县衙差役的社会和政治功能。从这意义上，顾炎武的《郡县论》《日知录》虽然是三百年前传统士大夫留下的带着浓郁精英偏见的社会批判，但却可能保存着让白瑞德这样二十一世纪研究者走出明清下层差役书办研究理论困境的源头活水。重视这一宝贵的本土理论资源，则是当下中国下层研究者向前推进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