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濂、陈冠中对谈新左翼思潮

今天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但事实上，自由主义和平等、公平、正义等价值是可以兼容的，也就是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就这个话题，我们特意约请人大哲学系副教授周濂先生和香港著名作家陈冠中先生做了一次深入的对谈。足以保证对谈火花四射的是，两位都自我定义为左翼自由主义者。

周濂：我个人始终认为自由主义的伦理学是一种强者的伦理学，它要求个体的充分自立和自主，这是一种无所依傍的状态。而群众，或者我们说的百姓，往往会期望有一个社群、一个领袖或者一个国家这种更高的存在者可以去依附，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在当下的语境中，自由主义者若想有效地把他的理念和思想传播到普罗大众中去，就应该充分地考虑这个面向，发展出更加丰富的话语和理论，而不是一味地否定之，否则，在策略上不利于自由主义的落地生根，在理论上也是不够完满的。

陈冠中：对。本来自由主义也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何况有时候还把自由主义定义得比较窄，变成某一种偏食的自由主义。其实在自由主义这么长的传统里面，当然也可以包容另外一些观点，比如说社群、德行、公平、正义的议题，或大家对良善生活的诉求。有些自由主义是较可以包容这方面的观点的，比如杜威，他肯定是自由主义者，但他的自由主义有社群和民主主义的成分；又比如说纳斯鲍姆，她对亚里士多德式的什么是“好生活”这个议题会比较重视。其实我想通过共识网《新左翼思潮的图景》那篇访谈把某些自由主义和某些属于社会主义或社会民主潮流里面的东西重新组合出来，对抗遗忘和编造的政治虚构化故事，重新还原被遗忘和遮蔽掉的一些理念，以此否定现在最流行的一些看法。

周濂：您这篇两万多字的访谈，我非常认真地读了两遍，在我看来，您提出新左翼这个概念，最重要的目的就是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的新左派做一个区隔，另一方面跟中国大陆狭义的自由派做一个区分。

陈冠中：对，我要区分的东西太多了。第一是要跟老左派区分，否则怎么叫新左翼呢？老左派就是指那些相信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单线史观、消灭私有财产甚至消灭市场的左派。而新左翼继承的则是正统派以外的左翼传统。第二要跟真的右翼区分开来。真的右翼包括市场原教旨主义者，也包括反对任何政治改革的政治保守力量、权钱既得利益集团，以及种族沙文主义者、排他的等级主义者等，更不用说极右翼的狂热民族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好战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第三，现在一般所说的自由主义阵营中不同的自由主义跟新左翼是什么关系？这也是需要再区分的。有部分我认为是左翼的，有部分就不是。比如1949年前由胡适到储安平等大部分中国自由主义者所主张的思想，包括我在共识网访谈中谈到的社会自由主义，都是属于新左翼范畴的。十九世纪中后期，因应当时资本主义和工业社会的问题，社会自由主义者格林等人在自由主义原来的观念和基础之上，加入了一些严格讲还不属于这个思想传统的东西，比如说社会正义、有道德伦理承担的国家和政府，等等。这些不见得是古典自由主义原有的想法，所以在英国一般都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当时也叫新自由主义。美国叫进步主义，德国三十年代以至战后也是叫新自由主义。但是现在最凶猛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即从古典放任主义到米塞斯、哈耶克，到八十年代被重新定义的新自由主义，则不属于新左翼。

不过在共识网的那个访谈中，新左翼的另一个源头，即怎样从马克思、民主社会主义、社会民主这条线发展出来的，其中的渊源和演变，我其实没有讲得太多，因为这方面的介绍在八十年代中国已经有了，近年冯崇义、陈子明、何家栋、马立诚等都写过，还有谢韬。不过为了更清楚地交待社会民主理念的发展和中国左翼的脉络，我想在这里做点补充。

首先我想强调的是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并不对立，早年的自由主义其实也影响了马克思的思想，到1930年代，意大利的罗塞利还提出了自由社会主义，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社会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发展和完善。

回顾历史，其实最重要、最能开悟后来共产党之外社会民主发展的是恩格斯遗嘱的执行者伯恩斯坦。

马克思死后，在左翼里面，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等定出来的比较粗简机械——以阶级对立、经济决定论和单线史观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形成潮流，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至二战前都一直是主导，但是同时已经开始出现对这种正统派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此即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其后列宁以还的正统派继续把伯恩斯坦修正主义污名化，以至于到今天很多反对共产党思想的人，都还会随随便便不加反思地认定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就是投降主义的、改良主义的，至少是行不通的。其实正因为有了伯恩斯坦的修正主义开拓出的这条思路，才有后来的社会民主这条路径出现。也可以说社会民主式的左翼先是经过对第二国际正统派的修正，之后又经过对第三国际的抵抗这样的历程才走过来的。而考茨基这种德国社会党和第二国际里的正统派加上第三国际，反对各国社会党民主参政，才误导了二战前欧洲各国的社会党，不但延误社会党参政，更因策略上的被动，间接方便了法西斯和纳粹的上台。一般共产党把考茨基、伯恩斯坦一起批判，其实两人应分开评价，后者是社会民主的开路者。

欧洲在十九世纪已成立了很多左翼的政党。英国在二十世纪前已经有了工党，社会党在欧洲的出现更早一点，老大哥德国的社会党在德意志帝国推动了民主并成为后来最大的反对党，法国的社会党很早就有饶勒斯等人要以共和的理念参加民主选举，后来二战前法国社会党也曾短暂执政组成过政府，瑞典在二战前更已开始转向社会民主的政体。社会民主确切的胜利在二战后，基本上整个欧洲都是以社会民主或社会自由主义作为政体，加上一些发达国家比如澳洲、加拿大，都是如此。美国也是，罗斯福新政之后，二战后的五六十年代，在民主、共和两党形成共识的情况下，政策中也有很多社会民主的成分在里面，所以社会民主才是二十世纪发达国家的主流，改变了发达国家和许多新兴国家。

其实二战前，在中国的党外左翼思想界也一直是与世界同步的在发展社会民主，从张东荪、张君劢到萧公权、罗隆基再到四十年代末的储安平。一直到1948、1949年，党外左翼思想其实还是一个相当蓬勃的流派。

中国左翼在共产党成立之前已经有无政府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源头可追溯到清末民初的江亢虎、刘师培、何志钊、刘师复、孙中山、梁启超等，后来党外社会主义者办刊结社，比如徐志摩的《新月》、平社、《观察》、《世纪评论》、《新路》，甚至国民党里面的政经社，以及一些民主党派，都是偏向民主社会主义或说社会民主的左翼道路的。社会文化上进步人士如晏阳初、陶行知、鲁迅都在这个左翼传承里。

但是所有这些思想到1949年张东荪跟毛泽东在西柏坡见面之后，就被认为行不通了，毛泽东要一面倒地学苏联。

因为学苏联，所以大家都完全没有去注意1950年代的世界的一个巨大变化，即恰恰在这个时期，整个欧洲发展出来社会民主政体这个左翼的路子，当时实存的左翼的社会民主制的实验完全被我们忽略了。

在中国被认为行不通，在世界范围它却大行其道，一直到八十年代以至今天，这个社会民主思想虽然受到新自由主义猛烈的冲击，但它没有崩溃，基本上是主导性的政治体制。在发达国家，北欧、西欧、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不用说，都是这个制度，再加上一些新国家进去，日本，现在还有韩国，而中国台湾基本上也可以说是走社会民主的道路的。拉美在十几年中，也有很多国家转向社会民主，我指的是离开独裁军政府之后的智利，加上巴西、阿根廷、乌拉圭、玻利维亚、哥斯达黎加、厄瓜多尔，还不算委内瑞拉这种更左的实验。

社会民主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后势头又好了一点，新自由主义信用破产，也没这么凶猛了，后者的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后有点没底气了。很多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又回头转到某种意义上的社会民主，社会民主到今天其实还是世界主流。越来越多新兴国家是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这点很重要，就是说不是只有发达国家才可以有社会民主制度，时间证明采用社会民主制度的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比默守新自由主义的更好。

周濂：中国大陆您应该很了解，今天人们一讲起自由主义，首先想到的是哈耶克那个传统下来的新自由主义，而不是社会民主主义或者平等自由主义，有的朋友干脆否认自由主义会认可分配正义，把罗尔斯式的平等自由主义驱逐出自由主义的阵营。前两天我看到《人民论坛》发布了一篇调查报告——《2013年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很有意思。我们姑且不论它的分类是否科学，因为它会把伪科学和虚无主义也当成思潮；也不论它的数据是否客观，统计方法是否恰当，它至少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有趣的观察视角。根据这个统计数据，从2010到2013年，“新自由主义”一直位居最值得关注的十大思潮的前三位，“社会民主主义”曾经出现过，2010年排在第三位，2011年排第五位，2012年排第三位，但到了2013年就跌出前十名。就像您说的，我们曾经有过一个非常强的“社会民主主义”传统，2007年原人大副校长谢韬在发表了那篇著名的文章之后，让这个概念重新进入大众的视野。

陈冠中：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说必须要重新把遮蔽的思想传承拿出来，重建这个论述并释放它的潜在能量，解构一下现在人云亦云的说法，为被污名化的中国左翼重新建立一个光荣传统。从中国一百多年的党外左翼社会民主的宗谱来说，现在所说的自由主义者，比如胡适，其实也是个左翼自由主义者。我这样说，不但因为他是杜威的推崇者，而是他说过支持社会主义的话，所以才认为他也是左翼的。很多自由派的政治自由主义是一种左翼的自由主义，其实方方面面都是跟现在很多人理解的新自由主义化的自由主义是不一样的。

至于上面说到的哈耶克自由主义，也要把它放回历史语境里。

周濂：因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主要针对的是英国的福利主义倾向，他认为这会导致极权主义，但是战后欧美的政治发展无视他的警告，采取的是凯恩斯主义。所以直到哈耶克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前，一直被认为是边缘人物，1974年以后，尤其是撒切尔夫人上台以后，才为他正名。

陈冠中：《通往奴役之路》1945年曾以《读者文摘》形式广为流传，到八十年代由于撒切尔夫人和里根的鼓吹，市场原教旨右翼才把哈耶克又捧上去，而很多身在极权国家的反极权心切的人士也以他的主张作为否定极权的依据。今天很多人所说的自由主义，往往是指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新自由主义。这些思想都是八十年代以后才开始慢慢进入大陆的思想界来，甚至到九十年代大家才比较认真地去读。

托尼·朱特有点不公平地说哈耶克一看到福利社会就说极权主义、希特勒。但哈公看到皮诺切特这样的独裁军政府反而不觉得那才是希特勒，那才是法西斯，还亲自去见皮诺切特，加持后者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说威权不等于极权。

哈耶克虽然在三十年代已经引起了很多重要的讨论，比如跟凯恩斯的讨论等，但是当时有很多同样反对左右极权的思想家跟他的主张并不一样。我一直认为他对当今世界的极权主义的反应完全是极端化的，他前门拒极权虎，却后门引入资本狼。与哈耶克同期，不要说凯恩斯或波兰尼，同年，1974年拿诺奖的 Gunnar Myrdal，就是瑞典的社会民主派的经济学家。

周濂：对，哈耶克拿诺贝尔经济学奖之前，就没有一个支持纯粹的自由市场的经济学家拿过这个奖，他之后，弗里德曼也拿了。

陈冠中：芝加哥经济学派是七十年代之后出来的。我觉得弗里德曼其实是更有效地改变了近三十年的世界，哈耶克有点像象征人物。弗里德曼真的改变了美国，那个改变太大了。

周濂：也改变香港。

陈冠中：香港因为在八十年代都是美国芝加哥学成归来的人，就学了他们那一套，刚刚对经济有兴趣的人都以为这样就是经济学，当时芝加哥学派那一路的经济学基本上就等同于全部的经济学，几乎是一种对经济学科内部和对其他学科的帝国主义。

周濂：香港我们以后再谈，说到哈耶克我想多说两句，因为最近在读哈耶克的时候，我发现哈耶克比我们想象中要复杂。

陈冠中：我想一定是，他有这么长的著述年龄。

周濂：对。当然他是反对社会正义这个概念的，但是他自己曾经在《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卷的第九章末尾处谈到，让他感到遗憾和困惑的是，罗尔斯竟然采用了“社会正义”这个术语，但是哈耶克接着说他跟罗尔斯的观点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的分歧。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思的说法。而在该卷第十章的最后一个注脚里，哈耶克谈到他自己的亲身经历。1940年夏天他在英国避难，那时候纳粹德国轰炸伦敦，他就想，我得把我的孩子送到中立国去，他考虑了美国、阿根廷、瑞典这几个社会制度差异极大的国家，然后他就想，我的孩子要在这样一种社会制度下成长，它使我的孩子尽可能地不受机遇或者偶然因素的影响，所以他认为美国会是一个好选择，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