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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药主要来源于天然,包括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等,其中又以植物药居多。但是除了少数药物之外,大多数的药物都并非像有些人所想的那样,在田间地头随手采来便可施用,而是需要经过必要的加工才能入药。如果贸然使用未经加工的药物,不但影响药效的发挥,甚至可能适得其反,给人的身体带来危害。
对于药材的选择与加工实际上从药物的采收就已经开始,其中重要的两个原则便是:产之有地与采之有时。
所谓产之有地,是指药材的产地要有选择。由于生长环境不同,各种药材的品种、产量和质量都会有一定的地域性特征。在长期的治疗实践中,逐渐涌现出了不少带有地域特点的优质药材,也就是所谓的“道地药材”(又叫“地道药材”),比如人们所熟悉的东北的野人参、宁夏的枸杞、山西的党参、云南的三七、山东的阿胶、广东的陈皮等都属于道地药材之列,相当于优质药材的代名词,自古以来都为医家所重视。
采之有时是指采收药物要选择良好的时机。当然,这主要指动植物药材而言,因为动植物在生长发育的不同时期,其药用部分所含的成分会发生变化,因此用于治疗时,所起到的疗效也往往有很大差异,所以必须在适当的时节去采集。如果采收过早,则药势还不够,而如果采摘太晚,则药力已衰,已经没有什么药用价值。
但即便严格遵循了采之有时、产之有地的原则,也不能立刻入药,还要经过一道至关重要的程序——炮制。
炮制在古代又叫炮炙、修事、修治等,是根据临床治疗的需要而对药材进行必要的加工,包括修治、水制、火制、水火共制等,是我国传统的制药技术。或许有些不了解炮制的人会觉得这项工作无足轻重,无非是对药材进行清洁、分类、切制等粗加工,似乎可有可无。实则不然,药物炮制当然也包括清洁、切制、分类、贮存等步骤,但最重要的作用是减毒增效,即保证药材的安全和有效。
以减毒而言,主要是通过不同的炮制方法来有效降低或消除药材的毒性或副作用。俗话说,“是药三分毒”,更遑论有些药材本身便具有较强的毒副作用,如乌头、附子、巴豆等都无法直接入药。必须要经过特殊的加工,像用甘草银花水煮川乌,用胆巴水制附子,用巴豆压油制霜等等,经过这样的处理之后,药物的毒副作用都会有效降低,方能确保安全用药。
炮制还可以改变药性,比如生地黄性寒,有凉血生津之功,而经炮制成为熟地黄后,则药性变为性温,成为补血滋阴、生精添髓之品。炮制也会增强药效,如胆制南星能增强镇痉作用,延胡索醋制以后可以增强活血止痛功效。有些药物经特定炮制后,还能够在特定的脏腑经络中发挥作用,收到“定向用药”的效果。如益智仁经盐制后有助于引药入肾经,更好地发挥治疗肾经疾病的作用;柴胡、香附、青皮经醋炒后,则能增强入肝经的作用。
由此可见,中药炮制不是简单的清洁工作,也绝非可有可无,而事关药效与安全,是不可或缺的步骤,其中大有奥妙。
作为一种制药技术,中药炮制有着悠久的历史。甚至可以说,有中药便有了炮制。当然,早期的炮制非常粗糙,确实是“粗加工”。但是随着人类药物知识的日益丰富,炮制的技术也在不断丰富与改进。在早期的医药书籍,如《黄帝内经》、《五十二病方》、《伤寒杂病论》、《神农本草经》等中均已经收录了不少炮制方法,但皆非专门论述炮制。
现存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炮制专著是南朝刘宋时期出现的《雷公炮炙论》。该书的作者为雷敩,书名中的“雷公”便是对其的尊称,但雷敩本人的生平事迹无从考证。有观点推测其或为修道人士,但也缺乏明确的证据。而且事实上,《雷公炮炙论》的原书也早散佚,但由于其内容散见于《证类本草》等书中,所以后人尚可对该书的情况有大致的了解。
《雷公炮炙论》分为上、中、下三卷,原载药物约300种。该书内容非常丰富,对于药物采集、优劣鉴定、药物性状、炮制过程等相关的理论与方法都有概括,涉及的炮制方法包括蒸、煮、制霜、酒制、蜜制、煨法、制膏等,基本上后世炮制的主要方法已经涵盖在内。而且该书所总结的诸多具体药材的炮制方法,对于提高药效、减少毒性均具有实际的应用价值,不少方法至今仍为制药业所采用。后世虽然在炮制方法上有所增益,如明代缪希雍在《炮炙大法》中所总结的“雷公炮炙十七法”,也基本上是在《雷公炮炙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
总体而言,《雷公炮炙论》全面总结了以前的中药炮制技术和经验,是历史上对中药炮制技术的第一次大总结。该书也初步奠定了炮制学的基础,使中药炮制成为一门学科。由于此书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雷敩也被奉为炮制业的鼻祖。历史上不少制药书籍往往以“雷公”二字冠于书名之首,以示对雷氏的尊崇之情。
近些年,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恶化,人们逐渐开始关注传统中药材的性质是否会因此而发生变化。其实,中药行业另一个潜在的问题也同样值得关注,这便是炮制技术的传承问题。作为一种历史悠久的技术,药物炮制事实上对于药工的要求非常高,需要长期的经验积累才能渐入佳境。好的老药工如同老中医一样,都具有不可替代的特殊作用,但也都面临着后继乏人的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