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刘汉涉黑案背后的袍哥基因

早报评论员 任大刚

有的事情，必须回溯到历史中去，才能更好地理解它的本来面目。这里要说的是官、商和涉黑组织三位一体，相互勾结。这种形态在人民政权成立之初已经终结，重新提起它，源自一种历史的联想惯性。比如3月31日四川广汉富豪刘汉、刘维等36人涉黑案在湖北咸宁中院开审，就很容易让人联想起从前四川的袍哥组织活动。

袍哥组织在清末保路运动中居功甚伟。但随着政局不稳，战乱频仍，逐渐组织不纯，尤其演变出官、商、黑社会三位一体的新形态。过去，四川地区有的家族弟兄子侄甚多，有人做官，有人经商，有人亦官亦商，而无论做官也好，经商也罢，一些人同时也是黑社会的成员。在这样的家族或集团内部，官为商铲除体制约束，商为官提供仕进的物质保证，而黑社会则通过非法手段打压竞争对手，以攫取暴利，同时威胁敌人的安全。其对地方的危害，无以复加。

离四川广汉一县之隔的崇庆县元通场黄氏家族就是其中典型。黄氏家族兄弟六个加上子侄，清末民初从军的有司令、旅长、团长；做官的有中央立法委员、省议员、县参议长、县长、团练总局长；袍哥的有县唐安总社社长。其中县参议长与唐安总社社长同属一人。黄氏弟兄子侄所干坏事，包括为政争搞暗杀、借办团练敛聚钱财、代收租粮中饱私囊、结纳匪徒私运鸦片、养匪纵匪绑架抢劫、抢夺民财草菅人命、残害民众奸淫妇女。哪怕按照乱世法律，黄氏家族的一些成员也算犯罪团伙。他们黑白两道通吃，通县无人过问，时任县长将黄氏家族的核心地盘元通场称为“元通国”。

当黄氏家族在黑白两道间顺畅往来，杀人越货无所顾忌之际，法治便成了一个可悲的笑话。1944年，做县参议长的黄润琴被人控告到地方法院，因议长身份不愿到庭，乃委托代理人到期出庭受审，推事按程序法规定，对该代理人不是合格代理进行斥责，黄润琴即认为该推事有意刁难不给面子，遂怀恨在心，找人伺机报复。一日天黑，推事在县城十字路口被人劈面扔来一包石灰，接着又有一罐粪便从头淋下，慌乱之际，凶手已经远遁。推事因此一眼失明，不久调任绵竹地方法院检查处做首席检察官，算是上级的补偿。

在袍哥组织内部，讲究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其中最被看中的是一个“义”字，讲究仗义疏财，救困扶危，看起来似乎很符合传统道德，但事实上却成了一层蔑视国家法律的道德外壳。比如，如果是大哥惹上麻烦（有时是违法犯罪），做小弟的要敢于“乘”祸，这就是所谓“义”。比如重庆仁字袍哥唐绍武为大哥顶罪，在武汉受到严刑拷打，他拒不供罪，后被判刑5年，关了3年后释放回川，大受欢迎，由管事提升为掌旗大爷。

穿越六七十年后，回过头来看今天的刘汉集团涉黑案，很多地方与当年的袍哥何其相似，尤其是它的官、商、涉黑三位一体。

在该集团内部，目前所公布的，既有官场上的原德阳市公安局刑警支队政委刘学军、原德阳市公安局装备财务处处长吕斌、原什邡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刘忠伟；刘汉本人也有过四川省政协委员、政协常委的政治身份；团伙成员孙某曾是四川省人大代表、绵阳市人大代表、德阳市人大常委会委员；而刘汉的弟弟刘维竟也有“奥运火炬手”正面形象。

商业方面，单是“谁敢在招标时随便举牌竞争，轻则砍胳膊，重则开枪打”，就可看到商业发展与黑社会手段如何相辅相成。

在涉黑方面，不仅已经高度组织化，而且刘汉为该组织定下了“帮规”，如“小弟要听领头人的话。为个人利益打架，组织不管；为组织利益打架，即使打死人，组织也会管。要敢打敢冲，有功一律重奖，打输了不许声张，被抓了不能说是汉龙的人。违反组织规定，立刻开除；泄露组织秘密，要受严惩……”袍哥好歹还讲点“义”，今天披露出来的刘汉帮规，其激励和惩罚机制，远迈当年袍哥帮规。

人们常常谈论官商勾结如何不堪，不过我们还是相信，通过公开讨论和呼吁，对体制机制进行改革，拆解官商一体同盟、建立自由的市场竞争环境是完全可能的。刘汉集团的崛起与覆灭就是一个明证。当司法人员都成了刘汉的“马仔”，或者涉黑人员成了司法人员的“马仔”，实际就破坏了市场自由竞争法治条件。随着官、商、涉黑三位一体组织的发展壮大，其逢佛杀佛的能量，无人能够阻挡，它将会把社会带入“丛林时代”。这一点，值得我们在法治社会的构建中，反复重申，提高警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