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权：看病难、看病贵的解决之本

言必称“看病难、看病贵“，已经成为社会不和谐、不稳定的重要因素之一。而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实则是偷换概念。由于信息不对称鼓励、甚至催生出“寻租”。“计划经济”中有大量寻租，但市场经济中将讲究供需平衡，现有的医疗体制是计划经济最后的堡垒。

医疗市场没有主流判断的标准，所以说“难贵”的“砖家”有私利之心。生命健康权是公民首要的、最根本的人身权利，是我们参加一切社会活动，充分享受其它一切权利的基础，如今这种权利却被医院所剥夺。

健康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

健康权是生存权和发展权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我们首先应该确立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们为了能 创造历史 ，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衣、食、住以及其他东西。”人必须首先解决好吃、喝、住、穿的问题，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活动。人们只有获得了生存权，才具有现实条件有效地行使其他人权。生存权的实现是其他人权实现的基本前提。生存权同发展权密不可分。

联合国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发展权利是一项不可剥夺的人权，由于这种权利，每个人和所有各国人民均有权参与、促进并享受经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发展，在这种发展中，所有人权和基本自由都能获得充分实现。”没有国家、社会和个人的全面发展，其他人权同样无从谈起。长期以来，除了“生存权”和“发展权”，一直忽略了“健康权”。然而没有健康权，就没有生存权（更无从谈起发展权）。只有拥有了健康权，才是发展权更好的基础保障。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把维护健康公平作为政府的重要职责。

健康权、知情权、选择权

健康权之中还涵盖了知情权。知情权是基本健康权的组成部分，随着健康医学科学的发展，许多病在人自知之前可被预测。知情权非个人，应得到社会的支持。人们去医院看病,对于医疗行为可能伴随的风险、发生的几率和危险结果预防的可能性，如药物的毒副作用、手术的并发症等，患者有知道的权利，医生也应尽量详细周到地向病人解释检查和药物的相关信息。

但时下，由于多方面的原因，患者的这一权利往往被无端的剥夺了。很多大医院的医生只顾着给病人诊断开药，对病人的病情及手术风险经常会疏于履行全面的告知。

在健康服务中，提供者和被提供者之间信息的对称性是至关重要的。看病贵、看病难现象的出现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医患之间严重的信息不对称。医患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会带来严重后果

资源可及性（Accessibility）的对称

现在医院的信息不对称导致医疗卫生资源浪费严重。患者进入大医院就医，医院本着“救死扶伤”的原则接待病人，而病人所患疾病是常见病和小病，在低等级医疗机构就可以很好地得到治疗，于是就出现两种极端：一是乡镇医院、县级医院病人寥寥无几，业务萎缩；二是高等级医院，如市级医院、三级医院患者拥挤不堪，业务量持续高位。

这种局面一方面造成低等级医院的医疗设施设备闲置，医疗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另一方面高等级医院的医疗设施超负荷运转，医疗资源被过度利用，原本应该用于疑难杂症研究的医疗资源被用于解决大量常见 病，高等级的医疗资源被严重浪费，对提高我国整体医疗技术水平产生负面影响。

支付能力（Affordability）的对称

一般患者缺乏医疗服务知识，他无法知道自己患了什么病需要什么治疗，花多少钱才能治好。医患信息不对称将导致医疗服务供给方的诱导需求。所谓医疗服务的诱导需求就是医院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有意识地给患者提供更多的医疗服务，有时这些医疗服务是不必要的或者是不合理的，医院会给患者提供一些不必要的过度的医疗服务，如开大处方，开昂贵药品。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医疗服务的决策权和医疗费用的控制权掌握在医院手中，医院诱导需求是必然的。患者往往是主动寻找被动接受服务，患者不能选择医疗服务的类型，内容，一切听从医院安排。

在健康知情权之上，就有健康选择权。知情权是选择权基础，但并非必要前提。在知情权充分保障的前提下，人们可以更理性地进行选择成本效益（Cost-efficiency）（这一核心体现在资源、服务质量、质量、可及性等等）。但是知情权是重要的但是非必要的，人们可以在知情的情节下，根据每个人天生对于健康就有判断和选择能力，选择健康或不健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