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太拥挤了吗？

陆铭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我与复旦大学的陈钊老师合作的一个最新的跟城市有关的研究，跟上海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中国乃至全世界普遍存在关于城市化的忧虑。很多人认为城市化的速度已经开始放缓了。其实，根据最近亚洲开发银行万广华的研究，在人类历史上城市化的进程里，越晚进行城市化的国家，城市化速度越快，这是有国际上的规律去支持的。

也有误解认为，当中国的城市化水平超过50%，城市化的速度应该放缓。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研究，这点也得不到支持。实际上，一个国家越晚开始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化放缓也越晚。在最近的历史里面，一个国家的城市化水平达到70%之前，城市化的速度没有明显的放缓迹象，这是亚洲开发银行最近的研究得出的结论。

但世界各地都出现了一些对特大城市发展的恐慌。东京1990年代做过首都功能的分散计划，把人和产业往外搬，一度造成东京人口规模微弱下滑。今天在中国，有非常普遍的对上海和北京人口膨胀的担忧，韩国的首尔、印度的孟买，都存在这种担忧。

中国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政策关系到大城市发展。一是户籍，一是土地。户籍政策方面，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里讲到要合理确定大城市的落户条件，要严格控制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建设用地指标的安排方面，最近国土资源部的说法是，除生活用地及公共基础设施用地外，原则上不再安排城市人口达到500万的以上特大城市中心城区新增建设用地。基本思想是中国的特大城市已经到了要控制规模的时候了。

Zipf's Law和世界各国的

经济活动分布

城市人口数量应该成为政府政策控制的目标，还是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的预测指标呢？放眼全球，极少有国家像中国这样，把城市人口作为政府政策控制的指标，而都是把人口作为经济发展的结果，从而使人口成为城市未来制定公共政策的预测目标。

纽约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地方，但根据纽约市政府预测，未来纽约人口还要增加100万。新加坡也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比较高的地方，根据新加坡政府的规划，未来人口可能要从现在的550万增长到700万。即便新加坡这样的城市国家，也没有把人口作为必须要通过政府政策进行缩减的指标。

城市人口能否预测？我认为是可以的。这里我要介绍“齐夫法则”，英文是Zipf's Law。在世界各个国家的城市体系里，它都是可以被经验数据所验证的一个规律。尽管经济学家和城市学家目前不太清楚这里的原理，但它已被世界上很多国家的数据验证了。Zipf's Law就是，一个国家最大的城市的人口，是第二大城市人口的两倍，是第三大城市人口的三倍，如果要排序到第N位，最大城市的人口是第N个城市的N倍。

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施了很多政策，把人口从大城市往小城市迁，从沿海往内地迁，导致人口总体分布比较分散，而改革开放后，市场在人口分布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根据亚洲开发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万广华老师最近的研究，现在中国的情况是，城市和城市之间的人口分布越来越趋向于Zipf's Law。随着市场力量成为资源配置决定性的力量，可预期的结果是，中国未来城市人口的分布，也将越来越符合Zipf's Law。这里唯一可能会成为中国特色的是，由于中国几个最大城市的地理距离非常远，而北京又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可能在最大的几个城市之间未必严格地遵循Zipf's Law。

在正式报告我自己的研究之前，我想介绍一下其他学者的研究，来帮我们了解全世界不同国家的经济活动和人口的空间分布。

耶鲁大学Wiliam Nordhaus教授最近的研究工作主要是人口和环境，他做了一个项目，研究各国每平方公里土地上所创造的GDP，并把这个数据变成了一个可视的图。在每个国家，柱子越高，就表示这个位置每平方公里上产生的GDP的水平越高。

美国的经济活动大量集中在东部、西部和南部少数地区。日本的经济也高度集中在三大经济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东京。英国高度集中在伦敦附近。法国更加集中，它的经济像埃菲尔铁塔，基本集中在巴黎周围。其他国家也是这样，如印度、南非、巴西，是跟我们在经济发展阶段比较相近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还有墨西哥、埃及、俄罗斯、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全国的人口跟上海差不多，但即便这样大的面积、这么少的人口，相对来讲，人口和经济活动还是高度集中在少数地方。这说明经济的集聚其实跟经济规律紧密相连。

略显不同的是德国，德国经济相对比较分散。这跟德国的历史有关，尤其和它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分裂成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是有非常强的关系的。所以德国不应成为我们思考中国问题的主要参照。

中国的图也是Nordhaus教授画的（见图1）。粗看上去，中国也很集聚。但中国有一条非常著名的胡焕庸线，就是爱辉-腾冲一线。根据2000年中国科学院国情研究小组的研究，从东北的爱辉到云南的腾冲，这条直线拉过来，右半边集聚了94%的人口和96%的GDP。从这条线被发现到现在，80多年来这个比重没有发生很大变化。这意味着，当我们讨论中国的人口集聚时，可以把胡焕庸线以西的部分忽略掉。如果我们只看这条线的东部，中国的经济活动恐怕就不是太集中，而是太分散了。

首位城市与城市化

接下来，我尝试回答前面的问题，对一个国家的首位城市来讲，人口比重或人口规模是否有经济规律可循？

先看一下世界各国的首位城市人口比重的状况。美国纽约人口占到美国人口2.7%。这里讲到的纽约是行政区划上狭义的纽约市。英国伦敦占英国人口的13%。东京都占有全日本人口的10%。这里讲的东京都是小东京的概念。而东京圈的人口基本上在3600万，全日本每三个人就有一个生活在东京圈的狭小范围内。在法国，巴黎人口的比重达到了16%。这四个国家是比较大的国家。

再看相对较小的国家。由于人口集聚发展，首位城市占到国家城市人口的规模比重就更高了。韩国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首尔，奥地利有20%左右的人口集中在维也纳，而秘鲁的首都利马占到整个秘鲁人口的25%。

下面正式做数据分析，这部分是我们主要的工作。首先给大家看这张图（见图2），主要看两个变量，横轴是2012年时国家的总人口，这里取了对数。而纵轴是同时期每个国家最大城市的城市人口，也同样取对数。这张图的如下几个信息非常重要。

第一，这张图的拟合度相当之高。85%的R-squared意味着，85%数据的变动，都可以仅由这一个变量来解释。这意味着，总人口这个变量对于首位城市人口的解释度已经相当高了，已经可以说是一个经济规律了。

第二，有人可能要问，如果一个国家人口多，大量人口集中在首位城市，这个城市就会诞生很多“城市病”。“城市病”一高，房价一高，不会导致人口离散吗？

可以这样看，在人口比较多的国家，如果大量人口集中在首位城市，会更多导致城市病的发生和房价的上升。所以人口向首位城市集聚的过程会慢于这个国家人口增长的过程。体现在模型里，就是系数小于1，是0.76。也就是说，一个国家的总人口增长1%，这个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只增长0.76%。

第三，根据这张图，得到的结论恐怕是，相对于符合中国首位度城市的未来人口规模，上海的人口还将持续增长。因为如果一个城市的人口是由国家的总人口决定，那么这个城市不会离这个线太远。这个模型上有一个阴影带，即置信区间，也就是说，绝大多数的城市都落在阴影带之内。而孟买和上海都落在阴影带之外，说明在这两个国家，有其他因素使它偏离国际规律所要求达到的程度。大家往往认为上海人口太多，但要看跟谁比。如果横着比，得到的结论当然是上海太大了，因为上海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之一。但如果把上海跟这条线、这个规律比，得到的结论可能是上海还将继续扩大。

我们把亚洲单独拿出来比较，这样对上海问题的判断会更有地区的可比性。从全世界范围讲，亚洲国家的平均人口密度相对较高。当一个国家的人口相对国土面积而言比较多、平均人口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大量人口往首位城市集中，会带来首位城市更严重的“城市病”。所以，当人口往首位城市集聚时，速度相对更慢。

分析亚洲国家的样本（见图3），第一个信息仍是非常高度的正相关，且基本在拟合线上。只不过R-squared降到了75%左右。另一个重要变化是系数降到了0.63，这体现了亚洲国家人口密度高的特点。相对乐观的是，如果把亚洲样本单独拎出来，上海就落到了95%的置信区间里。这样我们可以说，上海人口即便仍会继续增长，也与未来相对稳定状态的规模偏离不会太多。

一个国家的人口分布跟国土面积没有太大关联。我们的研究显示，国家的总面积和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规模还是高度正相关，单变量的R-squared达到了66%。这意味着国土面积是“双刃剑”。虽然国土面积大的国家有更多城市可以分散人口，但一般国土面积大的国家，人口也会更多。凡碰到这样的问题，做过统计的人就知道，要借助多变量的分析了。

接下来考察一个国家城市化的水平和这个国家的首位城市占有的人口比重之间的关系。一个国家如果以农业为主，农业人口将占大量比重。农业最主要的生产投入要素是土地，而土地不能在空间上移动，这导致一个国家的农业比重越高，这个国家的人口分布就越分散。工业和服务业比重提高的时候，人口也就更集中。我们的研究显示，一个国家越多的人口是城市人口，则这个国家首位城市的人口所占的比重也越高。城市化的进程会推进人口向首位城市所代表的大城市集中。尤其是对小国家来讲，当城市化水平提高时，会出现人口向核心城市、最大的城市集中的趋势。对大的国家而言，在城市化水平提高时，人口的集中程度相对没有小的国家那么高。城市化是推进人口进一步集聚的正向推动因素。在亚洲，上述说法也是成立的。总的来讲，城市化水平提高，会提高这个国家首位城市人口所占的比重。

上海与东京

研究再往下深入，我们在全世界给上海找一个参照的城市，再去做多变量分析。我们找谁呢？找在文化和级别上都比较相近的东京。

这里讲的东京是指东京都，即小东京的概念。1945年到1965年期间，是东京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人口增长速度每年接近37万，这也伴随着二战后整个日本经济、整个东京的崛起。在这以后，增长速度下滑了。如果只看这时期，有点特殊，那么把时间拉长。首先后延，延到1975年，把人口增长速度放慢的时期包括进来，这期间东京人口增长仍然每年达到27万。再把历史起点拉到1920年，看1920年到1975年整个时期的增长，在这55年里，东京都的每年人口增长达到14.5万，接近15万。

东京都的面积只有上海的1/3。这意味着，如果上海的人口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用15万乘3，达到每年45万，这一速度恐怕不能算太快。有人说上海出现人口爆炸。但爆炸的客观标准是什么？人口的增长是经济活动或经济增长的结果，如果它反映的是产业的需要和劳动力的需求，就要对此冷静思考。

1990年代中期，日本有过非常短期的东京都人口的下降，与当时的首都分散功能计划有关。但日本很快就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日本发现，当用行政力量来做人口疏散时，影响到了东京作为首位城市的国际竞争力，整个日本的竞争力也受影响，首都功能分散计划的几年，也是日本经济增长速度较慢的时期。当以行政力量来控制整个中心城市人口增长时，影响不光出现在城市本身，也会波及整个国家。这段历史需要思考和借鉴。

今天中国有个非常流行的说法。说西方国家出现了所谓逆城市化现象。逆城市化现象有很多种定义，有一种理解，是大家在逃离大城市。但西方国家是不是真的有所谓的逆城市化呢？仍然拿东京作参照，有大量人口白天在东京都上班，晚上离开东京都，住在东京都周边的小城镇里。我们算日本东京都的夜间人口占白天人口的比重，就可算出，到底有多少比重的人留在东京，没有到周围的小城市居住。1965年到1995年，的确是越来越低比重的人留在东京，白天在那里上班，晚上回到周围的小城市住。但1995年以来，这个比重又有非常明显的回升。今天美国也开始出现重新搬回大城市中心的现象。

这里是否有规律可循？人口搬离市中心的年代，是油价比较便宜的年代。如果油价低的话，住在远郊，开2个小时车上下班，成本远比现在小。与此同时，当以知识、信息、技术为主要投入品的现代服务业的比重还没有在经济结构当中高到一定程度时，人们对住在市中心享受人和人交流的便捷的需求，也没有那么强烈。

但现在这些都变了。产业结构上，人们越来越需要以知识、信息、技术作为自己的投入品，越来越需要跟别人交流，同时油价越来越贵，时间成本在上升。这意味着，你宁愿承受市中心比较高的房价，住得也比较狭小，但还是愿意住市中心。

我们看上海的人口变动。1991年到2012年，上海的年均总人口增长，包括外来移民的增长，是每年49万。考虑上海的面积是东京都的3倍，即使是和东京都1920-1975年间的人口增长速度相比，上海的人口增长速度也不能说太快。人口增长是经济发展和劳动力需求的结果。

再看非户籍人口的增长量，这是现在的政府政策认为要调控的部分。非户籍人口在历史上的确出现过越来越快的增长，但最近这些年增长速度已经开始下来了。这里唯一不太清楚的是，这是自然规律——即上海经济总量的提高开始慢慢下来，所以劳动力需求的增长速度也开始下来——还是这本身也是政府调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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