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廖阳
专门从事文化产业、创意产业研究的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黄昌勇,耐不住热闹,去年也有过一两次观摩市民文化节收藏大赛的经历。任何国家和城市都少不了热闹喜庆的节庆活动,在他看来,无论是时间长度还是参与人数,如此大规模的文化节在全世界都算少见。“这种大型文化节是可以总结出一些经验、创造一些模式在国内其他城市复制的,也可以在国际上做社区文化建设交流。” 黄昌勇认为,市民文化节是国内现行社会体制下的一种极大创新,构成了上海公共文化建设体系的一个重要板块。
不管是图书馆、文化馆还是社区文化活动中心,上海的公共文化建设在硬件设施和空间布局上一直走在全国前列。如果要说上海公共文化建设的“节点”,2010年上海世博会的召开是绕不过去的一个“节点”。不管是硬件还是软件,上海公共文化设施及其布局在这时已基本建构完成,市民的参与面也极其广泛,203个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建造和运营机制上亦做了不少探索。只不过,“上海的公共文化建设现在还是政府主导型的文化建设,一些试验性的举措还都只在局部进行。”市民文化节的开展可谓建立于世博会铸就的公共文化建设成熟度上,形成了一个新节点,反过来又促进了上海公共文化建设点状布局的参与度和活跃度。
“正是有这样丰厚的基础,才有了发动市民文化节的可能。也可以说,市民文化节覆盖面能这样广是一个必然,一切都是水到渠成。”黄昌勇认为,市民文化节是上海文化积累和自信张力的一种表现,也是对上海十多年来公共文化建设的一种检阅,“如果没有这么多年的积累,没有这么多文化活动中心、图书馆和文化馆的组织体系,市民文化节不可能做下来。棋盘摆好,就看怎么糅合调整内容。”市民文化节激活了上海的公共文化资源,反过来又重设了这些点状公共文化资源的内容。
市民文化节最重要的一个观点,是提倡市民“唱主角”,其对市民本身的激励作用不言而喻。以前市民都是被动充当各类艺术节的观众,现在他们不论水平高低,既是文化节的观众又是主动参与者,角色改变之后,他们参与文化艺术的热情被逐步激发了出来。在黄昌勇看来,市民文化节如若长期办下去,亦能带动市民对文化及其质量做出更高需求,反过来会自下而上促动上海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比如市民文化节举办各项赛事,不仅具有草根性,也将各种专业人士引进来协作,这触发了草根阶层的成长需求,从而带动整个城市的发展。”黄昌勇说,“普通市民平时会觉得听交响、看话剧等高雅艺术离自己很远,但市民文化节一定程度上可以拉近他们对文化的想象,充当他们通往高雅艺术的桥梁。”
在市民文化节中,政府一直强调转换自身角色,从前方隐身幕后,重用主导,而不是以巨细靡遗的姿态包办所有活动。在这一点上,黄昌勇认为,政府的转变已初见成效。“目前能做到这样很不错,但还需要一个过程,还有很多路要走。”另一方面,市民文化节也极力倡导社会主体举手参与办节,政府在此则承担了动员、规划、服务等方面的工作,黄昌勇将其评价为政府主动“简政放权”的表现,并认为其拓宽了文化供给渠道,拓展了群众文化的辐射范围,“以前都是政府自上而下包办,现在都是自下而上举手,当有更多社会主体自发参与,对政府的治理能力也形成了很大挑战。”
“2014年市民文化节”昨日正式启动,黄昌勇建议,首届市民文化节有如此多经验总结和成果积淀,应该建立相应“项目库”,将其复制至今年的市民文化节中,省去一些人力物力,起一些带动作用。“不能做完一些项目就扔掉了,创新毕竟不是那么容易。”再有就是,如何将市民文化节与上海已有的节庆品牌如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海之春区分开来?“市民文化节有无可能找到一些关键时间节点打造自我特征?”黄昌勇认为,文化节发展到一定阶段还是要有一些提炼,否则市民也容易审美疲劳。不过他也坚信,“有个两三年时间,市民文化节自然也能摸索出一条轮廓清晰的路线。”
“市民文化和高雅艺术、专业文化也不一定是对立的。”黄昌勇最后说,市民文化节如果要进一步深入、扩大影响力,亦可发动更多专业院团、文化协会、剧院参与,将专业资源与群众文化资源融合打通,“不能搞成两个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