剑桥使徒·苏联间谍

福斯特曾说如果民主值得两声欢呼，爱就值三声。他还说“如果我需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句话被2003年BBC四集电视剧《剑桥间谍》中的伯吉斯引用，他对布兰特说完此话后二人深深拥抱。

李博婷

2009年7月初的一天，伦敦尤斯顿街的大英图书馆，一名工作人员走下地下室，按照1984年存档时的约定，从保险库中取出一份业已尘封二十五年的秘密文稿，为22日向公众公开做准备。这是一份打字稿，是本未完的回忆录，只有大约三万字，内容却涉及一桩当年轰动一时，之后也未被遗忘的间谍案。文稿的作者叫安东尼·布兰特（Anthony Blunt，1907-1983）——剑桥“使徒”、著名艺术史家、皇亲国戚、伊丽莎白二世的母亲（英国人叫作王太后Queen Mother）的亲戚和常常一起下午茶的红人、王室藏画的鉴定人，以及苏联间谍，所谓的“第四人”，即被挖出来的第四个剑桥苏联间谍，另外三个是盖·伯吉斯（Guy Burgess，1911-1963）、多诺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1915-1983）和吉姆·菲尔比（Kim Philby，1912-1988）。

故事需回溯至1930年代的剑桥三一学院。四个英国中上阶层出身的年轻人在此相识了。布兰特，谨慎的同性恋者，不乏傲慢冷淡的完美的英国绅士，1956年封爵。伯吉斯，同为“使徒”，非常帅，非常有魅力，一生狂饮的酒徒，永远张扬的同性恋者。最惨痛的成长经历是十三岁那年。那晚他听到母亲尖叫，于是跑进父母卧房，把父亲死沉的身体从母亲身上拉开，原来当海军军官的父亲已经死于房事中的心脏病发作。麦克莱恩，父亲曾为内阁成员，高大英俊，金发，性向暧昧，娶了出身石油背景、久居欧洲的美国富家女。菲尔比昵称Kim，取自吉卜林的同名小说，真名反而不用，由此可知此人的印度背景。他的确出生于印度，父亲是个强大角色，身兼外交官、探险家、东方学家、沙特国王顾问等多种角色，后来更是皈依了伊斯兰教，娶了阿拉伯妻子。与前三位同道的性向不同，菲尔比是异性恋，结婚四次，妻子分别是奥地利犹太人、英国人、美国人、苏联人。

说起来克格勃培养间谍的计划真是高明。他们选择在脑力激荡的1930年代将目光投向青年才俊荟萃的剑桥，但又不要公开的共产党员和工人阶级子弟，因为这些人容易引起政府怀疑，还没有希望进入一向被中上阶层子弟把持的外交部和情报部门等核心体制。他们还很有耐心，培养新人如同酿酒，肯花十年甚至几十年时间等待新酒变成陈酿佳酿。后来的剧情现已广为人知：剑桥毕业后，四人或进入BBC，或进入外交部和军情五处（相当于美国联邦调查局）六处（相当于美国中央情报局），源源不断地向斯大林及其后的苏联领袖提供情报，直接影响了二战进程、冷战战略和原子弹计划，直至1951年伯吉斯和麦克莱恩叛逃至苏联，1963年菲尔比叛逃至苏联，和1964年布兰特在政府答应给予赦免的情况下承认间谍行为，并于1979年被撒切尔褫夺封号，彻底退出公共生活。

都是占尽先机的含银匙者，甚至流着蓝血，却又为何当这逆子贰臣，毁灭自己所属的特权阶级，直至走上为苏联当间谍的不归路？公开承认的原因都说是出于青年时代反法西斯的理想主义，菲尔比更是在1968年自传《我的无声战争》（My Silent War，1968年初版，2002年由Modern Library再版；格林汉姆·格林认为此书“比我能想起来的任何间谍小说都更加扣人心弦”）中表示其犹未悔，坚信共产主义的最后胜利再有一两代人就会实现。他说：“此刻凭窗远眺莫斯科，我看到当年曾在剑桥惊鸿一瞥的未来已经打好了坚实的基础。”布兰特也在未完的回忆录中说因为1930年代欧美经济危机和希特勒上台，西方国家无计可施，一味绥靖，才使英国进步阶层普遍转左，年轻的知识分子间弥漫一种情绪，认为英国已是穷途末路，苏联才是世界的希望。当时剑桥的进步学生大都是共产主义者，“使徒社”更是被共产主义信仰主宰。

但这四间谍为何如此成功，以至于各自纵横十几载几十载不被发现？被发现了也能逃脱？叛逃后，伯吉斯继续当他的英国人，不学俄语，仍然惦记在英国定制西装。麦克莱恩学了俄语，成了俄国公民和英国外交问题专家，有著作出版。他二人虽死于苏联，但骨灰都得以回到祖国亲人身旁。菲尔比叛逃后任克格勃顾问，曾获列宁勋章，死后哀荣备至，和众多苏联将领同埋于革命公墓，头像也印上邮票。对其纪念甚至延伸至2010年12月9日，当日在菲尔比服务过的现名俄对外情报局的新闻处门外，几近八十高龄的菲尔比遗孀参加了由该局局长和俄国家第一副总理出席的菲尔比纪念牌匾揭幕仪式。这块牌子上的菲尔比被刻画成罗马双面神Janus的模样，意指他双料间谍的复杂人生。虽有传说此三人在流亡岁月中对莫斯科痛感失望，以至于狂饮烂醉借酒浇愁，但自己和家人性命得以保全，这样的结果也算善终。对于段首的两个问题，大量来自英美苏以及1991年后的俄的传记资料和分析文献都已做出各种解答，其中一点值得陈述如下，即英国谍报系统的“绅士俱乐部”性质使得国家利益经常不得不让位于朋友情谊。也就是说，占据核心位置的英国情报人员多为来自公学和牛津剑桥一路的“老男孩”、“自己人”，他们视彼此为朋友，朋友就要互相照顾，一生一世，因此，到了关键时刻，这些人宁肯叛国，不能卖友。剑桥使徒社的悠久传统和精英意识更使之对这友谊的膜拜登峰造极。

至此，故事还需再回溯至百多年前剑桥使徒社（Cambridge Apostles）初成立的1820年。因最初的成员是十二名福音教派者，好比耶稣的十二门徒而得名使徒社。在其后的百年发展中，使徒社成了剑桥最精英的秘密社团、哲学讨论团体，成员以国王学院和三一学院的本科生为主。使徒需具备如下素质：智力、常识、谈话、风度、见解、脾气、友爱、幽默、个性和魅力。活动形式为周六晚在某社员宿舍中聚会，先由一人朗读事先针对某问题写好的讲稿，之后大家讨论，最后就某一相关问题投票。再抽签决定下周的讲演者和题目。说其秘密，是因为入会不接受报名，只实行提名和选举。会员身份需保密，不许对外言说会内之事。会员彼此交谈有一套综合了基督教和柏拉图思想的术语行话，例如会员自称“现实”，互称“兄弟”，称呼非会员为“现象”，存放社团活动记录的箱子叫“约柜”，毕业后不再经常参加讨论的会员叫“展翅飞走的”“天使”。说其精英，是因为会员多为著名诗人（如丁尼生）、作家（福斯特、利顿·斯特拉奇）、哲学家（西奇威克、麦克塔格、怀特海、罗素、摩尔、维特根斯坦）、经济学家（凯恩斯）以及难以计数的古典学者。此外，还有很多会员毕业后进入政府机构，身居高位，声名显赫。

一朝入会，友谊经常维持终生，使徒间的情谊极为忠诚热烈。丁尼生著名的悼亡诗就是写给不幸早亡的使徒朋友阿瑟·亨利·哈勒姆：“不论何事降临，我确信， / 在最悲痛的时刻我觉得： / 宁肯爱过而又失却， / 也不愿做从未爱过的人。”（飞白译）而福斯特1939年的文章《我的信仰》更可作这友谊的总结。彼时正值二战，国民齐聚爱国主义大旗之下时，福斯特却说“我不信仰信仰”，也讨厌“伟人”和“英雄崇拜”，但信仰“个人关系”，即爱和友谊，哪怕时至今日这种关系早已被人鄙薄为“资产阶级的奢侈”。他还说如果民主值得两声欢呼，爱就值三声。最后，“如果我需要在背叛我的国家和背叛我的朋友之间选择，我希望我有勇气背叛我的国家”。这句话被2003年BBC四集电视剧《剑桥间谍》中的伯吉斯引用，他对布兰特说完此话后二人深深拥抱。

使徒的忠诚还体现在遵守社团的保密章程上。至于社员不许对外人言说社内之事，其实保密程度因人而异。1894年和1902年入会的摩尔和斯特拉奇会写信给母亲报告自己入会的消息，而1932年入会的休·戴维斯却从未告诉妻子他的使徒身份，并因此需要不断为参加周六晚上的活动找借口。最奇特的例子当属伯吉斯。他是最不谨言慎行、最不像间谍的间谍。他不介意向人夸口他是苏联间谍，却无人相信，也许这招歪打正着，说真话倒成了最好的掩饰。使他讳莫如深的反而是他的使徒身份，甚至时隔多年后拒绝告诉专门赴苏采访他、为他作传的老友汤姆·卓别格同一时期的使徒还有谁。也许，间谍他不当真，使徒他非常当真。

但所有真相暴露后，间谍朋友间似乎也并非那么忠诚。菲尔比痛恨伯吉斯的计划外叛逃陷他于险境，使他无法当上军情六处的处长，从此管伯吉斯叫“那个血淋淋的男人伯吉斯”（“血淋淋”对英国人就算很严重的骂人话了）。1963年菲尔比叛逃苏联后，伯吉斯正值弥留，传话说想见菲尔比，菲尔比却拒绝这最后一面。在苏期间菲尔比还一度与麦克莱恩的妻子有染，甚至同居两年，直至后者重返麦克莱恩身旁。此人最是城府深沉，他的苏联密线说他的真我无人能解，说他嘲弄了每一个人，尤其是苏联人。

是英雄还是叛徒，对这帮剑桥间谍的评说就像今日对斯诺登一样难。最宽容最自由的一种看法是国家间的秘密越少，世界就越安全。

有不做间谍的1930一代使徒吗？有，比如曾为布兰特和伯吉斯同性爱人的朱利安·贝尔，但他一样是个革命者，只不过走上了真正的战场，年仅二十九岁死于西班牙内战。他可以看成连接1930年代使徒和1900年代使徒（即后来的布鲁姆斯伯里文化圈）的纽带，因为他是圈中艺评家克莱夫和画家梵尼莎·贝尔的长子，政论家莱纳德和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的姨甥。这个圈子还有凯恩斯、斯特拉奇、福斯特、戴斯门德·麦卡锡、撒克逊·斯德尼-特纳等人，均在世纪之交加入使徒社。布鲁姆斯伯里对友谊的膜拜以摩尔哲学为基础，他们奉为圭臬的一句话是摩尔在1903年发表的《伦理学原理》中的如下宣言：“我们所知道或可想象的最有价值之事为某些特定意识状态，可大致描述为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和对美的客体的欣赏。”其中“与人类交往之乐趣”就是友谊和爱。布鲁姆斯伯里人因此不定义自己为一正式组织，只说是“一群朋友”。

但到了政治形势风起云涌的1930年代，这批品味高雅、蔑视习俗、追求创造的审美家却被新生一代作家杰拉尔德·布雷南认为过分迷恋正在消失的阶级和生活方式，再不可能向前发展了。还被诗人斯蒂芬·斯宾德比喻为如薄迦丘《十日谈》里那群为避瘟疫退居乡下互讲故事自娱自乐的朋友，而1930一代则如歌德狂飙突进的作家，他们深深卷入社会政治中，起初热情勇猛，继而厌烦透顶，举步维艰……

二战后的福利社会更是换了人间。1979年，杂货店出身靠奖学金读牛津化学专业的撒切尔当选首相。上台伊始她就在议会下院公开揭露了布兰特的间谍身份，查BBC网上档案，还可听到她当年底气十足、不疾不徐、坚定清晰的七分钟讲话录音。为何终止之前政府与布兰特的默契，结束布兰特舒适优雅的上流生活，她从未解释，但她的私人秘书伯纳德·英格海姆爵士相信她这么做是为了告诉政府中人现在到底谁说了算。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