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选择”的……“选民委托书”

李公明

在网上旧书店购书的好处是可以打捞出一些多少年以前错过的、现在已几乎不可能在实体书店买到的好书。二十五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89年3月，辽宁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别无选择——社会主义的经验教训和未来》（尤·阿法纳西耶夫编，王复士、赵玉龄等译）就是这样的书。该书辑录的三十四篇文章从多方面反映了苏共第十九次党代会前夕的政治较量与思想脉搏，俄文原著出版于1988年，出版说明自称为“改革时代诞生的新一代苏联政治书籍”，并期望成为能体现人们思想和希望的“选民委托书”。结果是，在苏联初版五万册，数天之内被抢购一空。中译者“感到这部文集的分量和价值，才觉得有必要使它尽快同中国读者见面”，并且强调全部文章以及编者的话、出版说明等附文均未加删节地全文译出（中文版后记）。中译本当年印了五千册，定价“10.40元”（全书九百四十六页），现在网购价最低的是六到八元。

近日妻子在布衣书局网购了刚出版的英国学者约翰·威利斯·克拉克的《照管图书：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杨传纬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精装毛边本，爱不释手。但有点不快的是，护封里面的绸面子封面、封底有几块胶水污迹。布衣书局办很多年了，但我们才第一次在这里购书，够土了吧？寄书的纸盒子上有王世襄先生的题字，右下角是一幅很有意思木刻画：一个人昂头奋力向前拉着平板车，车上堆满了书，人的上方有一只小鸟引路。这是书局最朴素的写照，把别人的书拉回来，图像侧面的边上就印着“卖古书旧书找布衣书局”的字样；但也可以是读书人的图像：把书一车车地买回来，多少年之后请人把书拉走。图像中那辆平板车的轮子是黑色的圆形，似乎象征着书的命运，一种黑色的轮回。

这部关于“照管图书”的书严格来说与我们印象中的“图书馆史”并不相同，虽然它的副标题是“图书馆及其设备的发展”。全书开头就说：“在下面的文章中，我尝试追踪人类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保存、使用并提供他人使用各种记录思想的材料的方法。在此项研究中，我将包罗储存这些宝贵材料房间的位置、大小与安排；各种设施、目录及保护性器物、便利使用器物的不断进步与发展。”（第1页）作者要处理的是“各种记录思想的材料”，侧重的是“方法”，着眼点是房间与器物的物质性，更多的是建筑史与器物学的角度。或许是意识到读者与器物学的距离，作者自觉地“避免纯粹的古物研究”，“从我的特殊观点出发，只有书才是关注的对象，甚至书的外部特征也只在它涉及保存与安排方式的时候才与我有关”（同上）。因此，书名中的“照管……”，更贴切的理解是“存放、保管、使用”的意思。

全书按宫殿、庙宇和学院这三条主线追踪、描述图书的照管发展历程。“最早期的书籍储存地都和庙宇或宫殿有关；因为所有文明社会的传教士都属于知识阶层，而专制君主们都保护和资助艺术与文学；也因为这些地方能提供更多的安全。”（第1页）然后是从寺院体系获得借鉴,但又有自身的差异性的学院体系，两者之间关系密切。在这三大主线之下，是在图书室里使用的两大不同类型的书柜系统：“阅览台系统”（lectern-system）和“书柜系统”（stall-system），另外还有与书相关的保管、翻阅、借阅、归还等管理方法，还有图书馆空间环境相关的建筑处理、艺术装饰等书的外部环境，以及不同时代、国家的人关于读书的习俗等等。作者的研究功力主要体现在从文献查考与遗传物考证及现场勘查等方面的交汇中追踪考证，亲手测量建筑、绘制插图，精确地描述细节、还原情境，经过多方综合而描绘出一幅幅图书馆的历史图景，如：“15世纪的寺院或学院建立的图书馆通常是一个狭长的房间，由几排距离相同的窗户提供照明。偶尔，如果相邻的建筑物允许，在狭长房间的尽头也会有窗户。室内陈设是木制的阅览台。书籍摆在阅览台上，每册用书链拴住；悬挂书链的铁条通常设置在书桌的上方，偶尔也设在书桌的前方或下方。读者坐在窗前不能移动的长凳上。”（第169页）。除了读书的空间、设备，也有历史的宏观图景，如：“15世纪确实是全欧洲的 图书馆世纪 。在这个时期，修道院、大教堂、大学、世俗机构互相嫉羡，争先恐后地建立图书馆、充实藏书，而且制定开明的办法，让图书为公众所使用。与这样的全方位发展相对照，16世纪却是一种悲惨局面。”（第250页）

对研究艺术史，该书提供的许多知识也非常重要。例如，“应当记住，许多中世纪图书馆把美和实用放在同样重要的地位，这样才是中世纪图书馆的完整画面。书柜都是木工的优异典型，雕刻装饰得很精美。地面铺上了各种图案的瓷砖；墙上装饰着灰泥的浮雕；窗户上是彩色玻璃；屋顶的房梁上装饰着捐赠者的家族纹章。”（第245页）而更具体的是对于图书馆建筑中的玻璃装饰画的各种解读：有些画着不同的人物以代表那扇窗子附近的图书类别与主题（如西塞罗、萨鲁斯特、穆索斯和俄耳甫斯是代表修辞学与诗歌）；有些则是以圆形图案代表民法、刑法、教会法、医学等类别；也有些肖像描绘是对学院作出了特别捐赠与贡献的人士等等。所有这些图像解读，说起来没有什么太复杂的学问，但外行人要读懂却很不容易。

读这部关于人类曾经如何“照管图书”的历史的书，还有一种很大的乐趣就是发现作为读书人曾经有过的很多想法、方案和具体制作，其实在历史上的很多修道院、学院也有过。比如，好多年以前我们在学院的小宿舍有一个很小的阳台，我在里面安放书架，为了方便读书而在书架边上用链条安装了可以放下来的一块搁板作为临时书桌。这不是与书中第238页那个书柜（图103）很相似吗？它是教皇克莱门特七世委托伟大的艺术家米开朗琪罗为佛罗伦萨美第奇图书馆设计的。后来，作为蜗居在学院宿舍系统中的教师，我们最头痛的就是没有地方放书，买书柜成了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只有自己设计的书架才能有最大的容积率。这就像本书第283页所讲的克里斯托弗·雷恩爵士（Sir Christopher Wren），作者说虽然他不是把沿墙系统（wall-system）引进英国的第一人，但他对图书馆建筑和装备发挥的影响表现在“凭他的天才，显示了什么样的结构变化是增加图书容量所必须的”。关于“什么样的结构变化”，有可能我们的想法会比雷恩爵士更多、更为实用。

虽然该书是从技术角度以空间、器物为论述中心，但仍然充溢着一位古典学者的人文情怀。作者喜欢通过插图观察和描述中世纪的文人，看他们如何在修道院缮写室或自己的书房里钻研成堆卷帙浩繁的专著，使用自己触手可及的少量藏书，而我们竟然有时会把他们生活的年代称作“黑暗时代”（第331页）。这种人文情怀在全书最后短短的“结论”部分简直是喷薄而出：中世纪的图书收藏者用人的感觉与温情来钻研它们，精心管理和布置书房，洋溢的感激之情随着一册新书的到来而令人愉悦；当我们步入大学图书馆里最古老的剑桥王后学院图书馆，难道不为我试图暗示的感情所感动吗，就像利兰初次看到格拉斯顿伯里的图书馆时一样？另外，学者之间有一种心心相惜的情感，即便感情最冷漠的人也会记起这里的地板过去曾有伟大的学者踏足其上。伊拉斯谟会坐在窗前凳子上，读着我们自己刚要借阅的书籍。记忆常新，我们看过去与看现在，二者都被赋予了丰盈而活泼的生命（第334页）。读到这里，我们无法不被感染和感动，掩卷之后是满心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