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是很多人的故乡”

“上海在历史上永远有大量外国人，许多外国人一定会构想一个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上海是很多人的故乡，但恰恰不是上海人的故乡。上海人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认同自己的城市。”作家王安忆在主旨为“上海：文学之城”的讲演上说。

早报记者 石剑峰 发自巴黎

为期四天的2014年巴黎图书沙龙昨天正式开始，作为巴黎图书沙龙主宾市的上海，在书展上的系列活动也从昨天起和法国读者见面。上海主宾市在书展上的第一场文学活动——上海作家王安忆题为“上海： 文学之城”的主旨讲演吸引了很多法国读者参加。

昨天是书展第一天，一大早书展所在的巴黎凡尔赛门展览中心门口就排着长队，大量读者等着进场，其中以学生居多。早报记者从法国读者那里知道，昨天是周五，第一天的书展读者主要是在校学生，孩子们通常由学校组织前往书展。他们并不是简单来到书展参观，都是带着老师布置的阅读作业来到这里。早报记者也留意到，很多小孩拿着作业在每个摊位上跑，去寻找作业上要求找的书，去写读书笔记。很多摊位的形式，就是一堂阅读课。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徐炯对早报记者说，这一形式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王安忆的文学活动安排在了昨天中午，主旨讲演以她和法国读者之间的问答形式进行。对于正在举行的巴黎图书沙龙，王安忆说：“不管怎么说，还是有人在读书，书还是在继续出版。还有人在继续写作。我想说，我们只要还在说话用语言交流，文学就存在。巴黎书展我是第一次来，我没有想到场地非常朴素，因为在我印象中巴黎什么东西都华丽，这也符合写作的本质。”

有时候觉得上海变得陌生

问：为什么那么多人在上海写作？

王安忆：我不觉得很多人愿意在上海写作，上海最容易做的事情是赚钱。在上海写作的人，是不合时宜的人。他们多少在人生中有些失败，在虚构中寻找自己。在上海写作，有时候觉得是很愚蠢的职业，写作给我们的回报非常微薄。所以在上海写作只有一个理由，我们非常喜欢写作。它可以使我们在幻想中生活，因为上海是一个现实非常强大的城市，有时候我们的幻想非常脆弱。所以，在上海写作的人都经得起失败。

问：你这样讲非常有趣。上海有很多外国人，有些人住在上海写作。可能是作为对生活在这里的矛盾的调节。你说经济与写作之间的矛盾，通过写作来解决。

王安忆：我不太了解外国人在上海写作的情况，想象一个外国人在上海生活，一定有寂寞感觉，他住在自己的公寓，可能完全没有朋友。所以我猜想一个外国人在上海写作，可能是企图和自己建立关系。上海在历史上永远有大量外国人，许多外国人一定会构想一个自己的家乡。所以我觉得，上海是很多人的故乡，但恰恰不是上海人的故乡。上海人总是面临一个问题：如何认同自己的城市。

问：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激动。生活在上海，有一种寻找的感觉。你是1978年从农村回到上海的，当时你怎么体会上海的变化，今天又怎么体会这个变化，你的失望和希望，美好或不美好是什么？

王安忆：我是在出生后的第二年来到上海。1978年，我在外地插队了8年后回到上海。1978年，这一年有很多东西要说，首先“文革”结束了，这个城市重新变得活跃起来。很多事情在发生，但和过去的联络其实没有中断。

今天，很多事情都在消失。我有时候觉得上海变得完全陌生。我已经想不出来，10年前或者1年前是怎么样。昨天下午在酒店休息，我听到窗外的声音，我非常熟悉的声音，来自我的童年时候，我往窗外看，我看到一条街，很多人在玩耍、喝咖啡，这很像我小时候的生活状态，我们的家与街道非常近。可是我们现在的家都跟街道很遥远，我们住在高楼上，需要电梯上下，走出楼的前厅、小区，我们要走很多路甚至坐地铁才能到商业街。生活的区域、消费的区域、教育的区域，都非常遥远，而以前都是融合在一起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种分离。

在上海，怀旧是危险的词

问：谢谢你对上海的描述。请跟我们谈谈记忆，你跟上海、中国的记忆。你如何处理记忆，你怎么看记忆？

王安忆：写作者始终是在回忆。当时发生的事情，过很多年才能变成现实。发生的事情，我们开始记忆它时，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形。我总是对很多人说，千万别相信我写的上海。它真的不是一个真实的上海，是我想象的上海。但上海给我们的想象力提供了很多材料，这个想象力材料还是来自于它的快。它的变化太快了，在1970年我到乡下劳动，我第一次回城的时候，还看到三轮车在火车站拉客。那个三轮车到第二年就几乎消失了。那时候也有有轨电车，但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有了。我觉得1990年代，我们还在讨论上海是否能造地铁，一夜之间就有了第一条，然后第二条第三条，连成网络。

我相信在变化中有不变的东西，这些不变的东西在哪，这就是我们写作者要的东西。我们写小说的人，我们总是知道昨天前天甚至更久之前的事情。某种意义上，我们就是非常落伍的人，我们好像不是怀旧，我们就是旧人。

问：你的最后一句话，我感触很深。读你的小说，在每一行字都能体会到这一点。你怎么定义怀旧？对于法国人，今天的怀旧与以前不同。很多中国作品都有怀旧情绪。你如何能够通过描述一些人物来写怀旧？

王安忆：在中文里，怀旧这个词被用烂了。我相信这个词被用于“上海旅游”。你对唐代不可能用这个词，你只会对100年前的事情进行怀旧。

在西安，通过考古才知道历史。在上海，一场大水就能找到历史。上海一夜之间，出现了很多餐馆叫“老上海”、“1930年代”、“老弄堂”。但其实，这告诉我们，在上海，怀旧是危险的词，把感情变成一种商品。对于我们写作者来说，这种题材，我们要谨慎对待。怀旧对我们来说，是积累很多思想、认识后，才能去写的。

问：怀旧成为商业的东西，我也同意，但怀旧对这个城市也很重要，从过去的基础上向前。你谈到回忆，我读你的作品有一个感受，你的小说常常从悲伤开始到喜悦结束，或从喜悦开始到悲伤结束。

王安忆：每一个写作者，要用语言表达我们世界的时候，通常都是对语言有超常热情的人。很多事情如果不是因为文字就不会存在。我写作时最困难的是，我不能对自己的文字满意。我老是找不到我要的那个字。可是我知道，这个字就是存在的。同时我又觉得，所有事物的神秘性无法用文字来表达。真实存在超出文字的能力。但除了文字，我没有别的办法。

培养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

问：你把矛盾的事情放在一起，使得文字看上去更加精美。你认为作品中的人物，哪个跟你最像最近，给你灵感更多？

王安忆：我觉得我小说中的女性，都比我好，我做不了她们。我是一个怯懦的人，很多事情都不敢去做。我就给这些女性很多勇气，天不怕地不怕，她们敢把自己撕碎。我很佩服她们。

问：你认为在上海，女性的欲望是什么？

王安忆：上海的女性，不是原始动物性的。上海这个地方，物质实在太多。你说，不要不要，但还是来了。所以上海的女性，怎么样跟物质相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往往采取和解，但我喜欢不和解的那种女性。这种不和解，也许使得她们的生活困难很多。我们写作的人总是喜欢这种生活中找不到的人。

问：上海文学的特点是什么？

王安忆：它是都市文学。一方面充满了寂寞，另外一方面，上海文学对物质生活有一种喜悦。这种喜悦，我觉得非常危险。北京更加辽阔，北京的艺术家对生活有更多的不满。上海的生活，有那么多物质，有一种满足的假象。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对文学的热情在降低。而在北京，有很多偏远城市的青年对文学抱有热情。这些外来因素也会改变北京性格。

问：你怎么看中国当代文学，你的位置是什么？

王安忆：中国当代文学可以从1980年代开始算起。我们经历了一个非常辉煌时代，今天有些平淡，因为有很多社会矛盾都开始在解决。在一个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人会稍微放弃精神方面的东西。但所有事情都是有周期的。我们可能走在平淡时期，但会越来越好，走到另外一个高潮。我已经算是比较幸运的，我在1980年代开始写作。有的时候，一个人写得好不好，还取决于他的左右和伙伴们。1930、1940年代出生的作家给我们带来的力量是很强的。今天的平淡，我们也是有责任的，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带动后来者。

问：你是复旦大学的文学老师，这些年轻人与文学什么关系？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王安忆：今天他们学习文学的最大困难，是不怎么喜欢文学。他们的生活非常繁忙，文学只占了很小的位置。他们不是因为喜欢文学而成为作家，而是希望成功。在这个时代，告诉他们文学是重要的，简直不可能。你告诉他文学使你的生活有趣，他们也不相信。这个世界有趣的事情太多了，也很轻松。我的目标很低，就是培养他们对文学的兴趣。

中国大学的中文系从来不承认他们要培养作家，我们复旦大学的写作专业也只有六七年时间，从诞生到现在，始终有人质疑我们，你们能培养作家吗？我觉得中文系确实不能培养作家，更多是培养他们对人文学科的修养。在我们写作课程设计中，传统研究型可能保留很大比重。这是从我个人经验出发的。别人拿我作为例子，王安忆没有上大学也写小说。我想说，如果我上大学，可以写得更好。没有读大学，是我最大的遗憾。

问：法国文学给你带来什么？

王安忆：我们这辈作家的滋养来自翻译文学。我们没有受到古代文学教育，我们的外文也不好。我们通常从翻译作品来了解文学，法国文学是其中重要一块。我们很幸运，我们那个时代的翻译家都非常好，有时候比原著都要好。有法国朋友问“你们为什么那么喜欢罗曼·罗兰”，因为译者是傅雷。如果只说一位法国作家影响我，那就是雨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