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网事)广州暂停“婴儿安全岛” 中国弃婴保护事业遭遇波折？
广州市福利部门16日宣布暂停该市仅试点了不到50天的“婴儿安全岛”，这也是截至目前该项工作在全国范围内遇到的最大波折。
从两年多前开始试点至今，关于弃婴岛是“默许弃婴”还是“人道救助”的争论从未止息。而广州试点的暂停，应当促使政策制定者对弃婴保护工作进行阶段性反思，并加快其他配套政策的研究和出台。
弃婴岛到底存不存在默许弃婴？
根据广州市社会福利院16日公布的数字，在不到50天的试点期间，该院“婴儿安全岛”共接收弃婴262名。由于福利院的床位、人手、隔离设施均已无法满足弃婴数量快速增长的需求，广州暂时停止了弃婴岛试点。
这组惊人的数字也让那个一直萦绕不去的疑问在人们脑海中重现——“婴儿安全岛”到底会不会默许、甚至鼓励弃婴行为？
事实上，早在2011年6月河北省石家庄市福利院在全国率先展开弃婴岛试点时，就已经引起了一些争议。及至2013年7月，民政部下发通知，要求各地在石家庄经验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开展试点工作，得到多地积极响应，也引发了全国范围的大争论。
在这一点上，社会福利机构、民间组织、民政部门和专家学者的观点基本一致，认为弃婴岛试点的初衷并不是鼓励弃婴，而是在弃婴行为客观存在的情况下改变其结果、提高婴儿存活率。但是，初衷与实际效果并不总是一致。
“我相信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弃婴增加，但是政府部门要意识到，他们的政策也有可能向外界释放错误的信号。”儿童保护和儿童福利政策专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尚晓媛说，“既然是试点，就有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政府部门也需要反思。”
尽管广州、南京两个大城市的弃婴数量在“婴儿安全岛”试点后有明显增加，但从全国整体情况来看，绝大部分试点城市的弃婴数量并没有显著变化。弃婴岛是否默许弃婴，也无法一概而论。
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专家、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院长关信平指出，弃婴行为毫无疑问是违反法律和道德的，但在无法阻止的情况下，秘密弃婴的危害比送到福利机构更大。“在我们还无法完全控制弃婴的时候，只能想办法去降低它的危害，但这只能是一种面临两难选择的不得已的办法，而不是长久的好办法。”他说。
而针对国内弃婴岛普遍不设置视频监控、不要求父母留下信息的做法，广州市社会福利院院长徐久表示，也是以保护弃婴的生命权益作为第一考量。
“弃婴岛有摄像头，父母就可能把孩子放在别的地方，暴露在更多的危险之中，使他们弱小的生命无法保障。”徐久说，“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规定，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首要考虑。”
打击违法弃婴 执法为何难从严？
阿玲的丈夫陈某，是广州弃婴岛试点期间，唯一一个因涉嫌违法弃婴而被警方拘留的家长，目前仍在刑事拘留中。他们一家的故事非常典型，也折射了从严执法的现实困境。
28岁的阿玲来自广东汕头，她的女儿今年2月22日出生，被诊断患有食管、气管畸形，腭裂，心肌损害，头颅血肿和新生儿肺炎，会诊的医生认为，孩子很难救活。
2月23日，阿玲和丈夫为女儿办理了出院手续，由丈夫把孩子送往广州市福利院的“婴儿安全岛”。当天中午，福利院工作人员发现阿玲的孩子时婴儿已经死亡，随即报警处理，陈某因涉嫌恶意遗弃婴儿被警方刑拘。
“我们做错了，但当时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阿玲在接受新华社记者电话采访时说，“我们把孩子抱过去的时候，孩子还是有呼吸的。孩子是身上的肉，我以前流产过，孩子出生我们多高兴啊。”
为阿玲提供法律援助的律师任雅煊认为，阿玲一家觉得无论医学上还是经济上，都没有办法救活孩子，也没有途径去联系救助机构，所以才把弃婴岛当作唯一的选择。
和阿玲的孩子一样，广州市福利院接收的262名弃婴全部患有不同程度的疾病，仅脑性瘫痪就高达110例，还有39例唐氏综合症(先天愚型)和32例先天性心脏病。恶性疾病和残疾已经取代逃避计划生育、重男轻女等因素，成了婴儿遭弃最主要的原因。
而长期从事大病救助的儿童希望基金会社工罗典，更是见过无数这样困境中的家庭。“假设这个爸爸给孩子办理了出院之后什么都不做，让孩子死在自己手上，再送到医院去抢救、宣布抢救无效，那他不用承担任何的法律责任，就是孩子病死了。”罗典说，“可能恰恰是因为他想要救这个孩子、送到弃婴岛去，反而要受到法律的制裁。”
罗典认为，打击违法弃婴应当有所区分，对于贩卖婴儿、有组织弃婴必须执法从严、绝不手软；但对于那些深陷绝境走投无路的父母，还是应该综合考量实际情况，在予以惩戒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救助。
“否则的话，可能弃婴现象能够遏制住，但是这些婴儿的生命也无法挽回了。”她说。
救救孩子、帮帮父母
并不是弃婴岛制造了问题，而是弃婴岛让尖锐的问题完全暴露了出来。
在广州、南京等地重病和残疾弃婴数量激增的现象，凸显出我国儿童大病救助和婚检、孕检等工作的缺失，应当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儿童希望基金会创始人张雯认为，弃婴岛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工作，而仅仅是保护婴儿生命权益的一个环节，它在试点阶段出现了问题，恰恰说明与其他环节的衔接和相互作用仍不够紧密。
社工罗典认为，婴儿保护的前端应该延伸到对父母的产前教育。“父母责任应该要纳入国民教育，从青春期就开始，在学校和社区都可以做。”她说。
徐久则强调，做好婚检、孕检工作是从源头上减少弃婴行为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现在相当大比例弃婴所患的疾病与遗传因素有关，而医学水平已经能够将绝大多数常见、多发遗传病在孕期检出，地方一方面要落实免费孕检，并且覆盖到流动人口，另外一方面要加大宣传力度，让群众知道有免费孕检的政策，预防和减少病残婴儿出生。”
在呼吁政府完善儿童大病救助的同时，一些专家和民间机构也呼吁社会将更多的关爱和支持投向重病、残疾儿童的父母。
“除了为孩子提供免费的治疗和康复，我们还应该给父母一些辅导、培训，要给他们更多心理上的支持。”关信平说，“帮助孩子最好的方法是支持他们的家庭，只有提高父母的认识和能力，才能让孩子得到更好的照料、免于社会的歧视。”
张雯建议，政府应当引入更多的民间资源，在社区等前沿地带就设立康复救助体系，让困境中的家庭和父母多一些求助的渠道。“我们非常愿意帮助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身后还有大量爱心的志愿团队，但就是不知道他们在哪里。如果能够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的形式，我们还可以做得更好。”她说。
广州市民政局社会福利处处长叶芬16日还向记者表示，针对弃婴大多数患有脑瘫、先天性心脏病、唇腭裂三种疾病的情况，该局已决定在近期联合广州市残联开展摸查工作，研究实施资助这三类具有手术适应症的本市户籍患儿进行手术康复。 (“中国网事”记者赖雨晨 陈寂)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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