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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陶宁宁
不管认同也好，反对也罢，谁都无法阻止广场舞和广场舞大妈们蓬勃的发展。昨天，由上海市老年人体育协会发起的“2014安怡健康广场操大会”在静安区拉开了帷幕，这也是沪上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广场舞大会。历时一个半月，全市参与人数超过1万人，这场盛会显然已为饱受争议的广场舞正名。
而此前，广场舞给许多人的印象就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录音机，装上扩音喇叭，播放着或是热烈的或是轻快的音乐，在上海市区内的任何一片空地上，都不难看到一群热情舞蹈着的大妈大叔。但因为嘈杂的特性，广场舞往往引来年轻人的口诛笔伐。
广场舞大妈大叔们究竟是怎样一代人，为何他们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旁若无人地舞蹈且乐此不疲？早报记者昨日走访多位大妈大叔，发现在跳舞的欢笑声背后，他们却普遍有着深深的伤感，跳广场舞如同追寻梦想的一种方式。
“他们是特殊的一代人，在那个年代，他们在退休之前都可能没有真正拥有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广场舞的“粉丝”普陀区老年人体育协会秘书长吴扣林解释说，广场舞是特殊的一代人释放自己心情的一种形式，弥补没有享受过生活却已然老去的自己。而缺乏老年人活动场地的现实，让原本简简单单的大众舞蹈，无奈地变成了饱受争议的广场舞。
感慨时间都去哪了
来自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的“金钥匙”舞蹈队在开幕仪式上带来了一段舞蹈，舞蹈队的领队徐静芬在台下为队员们做着各种协调工作。问起徐静芬年龄，她会笑着回答：“你猜。”
徐静芬其实已经70岁了，上台表演的队员们年龄也在54岁至61岁，都是奶奶外婆辈的人物，也是被年轻人们称作“大妈”的年龄，但都拥有着苗条匀称的身材，穿上演出服化上妆后，所有的队员看上去至少比实际年龄年轻十多岁。徐静芬虽然没有化妆，但她看起来也不过60岁左右，在徐静芬看来，舞蹈正是让大家年轻的灵丹妙药。
徐静芬是一位医生，在退休之前，徐静芬的工作和生活与音乐舞蹈扯不上任何关系。上班、做家务、孩子、孩子的孩子……60岁之前，徐静芬的人生只有这几个关键词，“舞蹈”那是她想都不曾想到的奢侈品。
就如同歌词里写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第三代长成，徐静芬真正感到自己空闲下来时，这才猛然意识到：自己已经60岁了。似乎还没有来得及好好享受生活，竟然已经老去。
刚刚清闲下来，却开始为自己的健康担心。为了锻炼身体，徐静芬加入了社区中的老年人活动团队，学习木兰拳。令她没有想到的是，在木兰拳的团队中，她被舞蹈爱好者们发现节奏感极好，有舞蹈天赋。
这也是徐静芬这辈子第一次被人认可：她有能力参加艺术表演，甚至创作。
于是，徐静芬欣然加入了舞蹈团，为了这份认可，她一跳就是10年，每一周她都坚持训练，这种坚持不再仅仅为了健身，徐静芬觉得在舞蹈团中她在真正有机会开始对于艺术的追求。
“我觉得我们和路边那些跳广场舞的人不一样，他们可能希望锻炼身体，但我们却会保障舞蹈的原创性，排练出质量过硬的舞蹈。”正如徐静芬所说，她所在的“金钥匙”舞蹈队在市、区的各种比赛中屡获嘉奖，也总是能得到许多演出机会。“但我并不反对那些拿着录音机在路边跳舞的人，不管怎么样，这都是因为大家对于舞蹈有热情。因为有了那些有热情的人，才会有更多好的专业团队诞生。”
如今，徐静芬已经成为了舞蹈队里的老大姐，虽然看上去还只有60多岁，但徐静芬说，自己非常清楚，在完成许多舞蹈动作时已经力不从心。每一次跳舞之前，徐静芬总要嘱咐自己的队友们一定要做好各种热身动作，对于上了年纪的舞者来说，任何一个舞蹈动作都有可能伤筋动骨。
“我以前很爱照相，现在我却不愿意了。看看自己以前的照片，再看看现在的脸，觉得自己很老，很伤心。”说到此处，徐静芬的声音有些低沉，她说自己去跳舞，无非就是为了快乐：年轻时没有追逐舞蹈艺术的渠道，中年时缺乏追求的时间和精力，等到老年才找到了完全属于自己的生活，“但可惜我真的老了”。
“粉丝”推广“大叔”广场舞
普陀区老体协的秘书长吴扣林是一位66岁的大叔，目前他和其所在协会的同事们正不遗余力地推广着为“大叔”们设计的广场舞——手杖操。
虽然自己并不跳广场舞，但吴扣林却是广场舞的忠实“粉丝”，因为吴扣林的老伴正是不折不扣的广场舞爱好者。“她今年63岁，年轻时也是很靓丽的人。可是我们那个年代的人都吃了不少苦。”
在吴扣林看来，广场舞一代的诞生有着特定的历史原因。“我和爱人的那一代，刚读上书便遇到了 文革 ，我们接触过一些文化艺术的熏陶却很快中断了。”吴扣林回忆起自己和妻子从年轻时一路走来的种种经历：那一代人都是多子女家庭，父母辈给不了孩子多少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文革”期间，这一代青年同时面临着上山下乡。“我爱人当时是一个很热爱文艺的青年，但她不得不下乡做农民。下乡时是1968年，回上海时却是10年后了。”
回沪之后，迎接吴扣林和妻子的是来自工作和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我们要落实工作，找到工作后想尽一切办法分房子，分到的房子很小很小却是我们唯一的家。”在有了孩子之后，吴扣林和妻子的生活更加忙碌，也更加想不到自我，“和现在的年轻人不同，我们这一辈人都是多子女家庭，我们的父母不可能帮我们照顾孩子，所有的困难都要我们自己面对。”至今，吴扣林都记得自己骑着自行车接送孩子上下学，一边忙着工作却一边要管着孩子功课。
吴扣林和妻子闲下来时，已经在退休之后，不用再忙于工作，孩子也已经长大了。正是在此时，吴扣林的妻子迷上了广场舞，“她有时会跳给我看，有时还会跳给孙子看，我们都很支持她，因为只有这时她才能完全放松下来，做自己想做的事。”
广场舞给妻子带来的变化吴扣林也看在眼里，因为运动和愉快的心情，妻子一直很健康，也充满活力。“所有跳广场舞的女性都是这样，但跳广场舞的男性却很少。”大约从10年前开始，为了丰富更多男性老年人的文化生活，普陀区组建了一支全部由男性组成的广场舞团队。“男性也和女性一样，都需要有发展自身爱好和社交的渠道，但现在适合男性跳的舞却非常少。这也是手杖舞能够受到欢迎的原因。”吴扣林介绍，手杖舞源于武术“五禽戏”，编舞者也是一位男性，不同于女性舞蹈的柔美，手杖舞融入了更多男性化的元素。“现在已经有来自全国各地的25支团队都专门来学习手杖舞，也有越来越多的男性加盟广场舞的行列。”
“广场舞”名称就是无奈
热衷于推广广场舞等老年运动，却也更容易听到各种对于广场舞的争议之声，在吴扣林的记忆中，为了阻止老年人跳广场舞，有的居民甚至愤怒地从楼上砸下啤酒瓶。“其实，没有人真正愿意在大街上跳舞，也没有人愿意用高音喇叭扰民。这一切矛盾的根源还是在于缺乏老年人活动场地。”
吴扣林坦言，广场舞这个名称本身便透露着一种无奈。广场舞原来只是单纯的大众舞蹈，因为缺乏场地才不得不变成饱受争议的“广场舞”。对于广场舞爱好者来说，他们更乐意在室内跳舞，因为在室内就不会受到刮风下雨影响，也不会遭到他人白眼。在露天广场上，甚至大街上跳舞实属无奈之举。
“虽然已有部分学校在部分时段为市民免费开放操场等设施，但数量相当有限，如果能有更多的为老年人免费开放的活动场馆，广场舞扰民的困扰也能随之解决。”吴扣林呼吁，许多场馆不乐意对老年人开放无非是考虑到安全、费用和场馆保洁三个原因，“如果有关部门愿意承担部分场地保洁的费用，相信有更多场馆愿意为老人开放。”
而对于那些热衷于广场舞的中老年人，吴扣林也建议，舞蹈爱好者们可以在跳舞的时间上做一些调整，避免太早太晚跳舞给年轻人的生活造成不便。
为跳舞减肥十多斤
万春梅54岁了，她也是昨天参加“2014安怡健康广场操大会”开幕式表演的舞者之一，现在她同时参加静安区南京西路街道和浦东新区陆家嘴街道的2个舞蹈队，每周要跳5天舞。万春梅的执着之处在于：为了在体型和动作上赶上队友，万春梅3个月减肥十多斤。
“文革”时期，还是少年人的万春梅有不少接触舞蹈的机会，从那个时期开始，她便喜欢上了跳舞。1980年代，参加工作的万春梅还特地去报考了文化宫的舞蹈队，利用业余时间学习跳舞。但随着工作越来越忙碌，这项爱好也难以坚持下去。忙于工作的万春梅饮食不正常，体重从原来的96斤上升到116斤，甚至患上了脂肪肝、高血脂、高胆固醇等疾病。
2011年，万春梅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提前退休。除了退休之后休养身体之外，她也希望能够重新加入舞蹈团队。
2012年10月，万春梅如愿加入了南京西路街道的“金钥匙”舞蹈队。但回归舞蹈的她却有些自卑了：队友们全都身材苗条，而万春梅却有些臃肿，舞蹈动作也有些迟钝。
万春梅下决心，花比别人多出2倍、3倍的时间训练，3个月后，持续锻炼的她瘦了下来，从116斤减肥至104斤。体重上的下降也让万春梅的舞蹈动作更加规范灵活。
“我的家人全都很支持我。”万春梅感到非常欣慰。上周日她和丈夫一起逛街时，丈夫突然说：“老婆，你走路的样子又好看了！”
现在，万春梅每天早上5点左右就要起床，准备家人的一日三餐，还要负责洗衣服、打扫房间等各种家务。“我太喜欢跳舞了，一边扫地，一边还要扭两下。”在为家人打点好一切之后，万春梅就会火速赶往南京西路街道或陆家嘴街道的舞蹈队练习舞蹈，她之所以要奔波于两个不同区域的舞蹈队，纯粹就是为了能多跳一会儿。
万春梅说，即使是“金钥匙”这样已经取得相当成绩的舞蹈队，争取到好的排练场地也并不容易，“我们现在有一个固定的舞蹈房，但这个舞蹈房的档期很紧张，好几个团队都要用。”万春梅认为，为中老年人开放的室内排练场地缺乏是不争的事实，也正是因此，许多“草根”中老年舞蹈爱好者只能在露天广场或者大街上跳舞了。
万春梅觉得，这几年全心全意跳舞的时光是她最享受的日子。“过不了多久，我儿子就要结婚，有了第三代之后，我可能也没有时间跳舞了。等到第三代长大，我或许也跳不动了。”万春梅随即开朗地笑了，“我们这代人，能开开心心跳舞的时间也就这么几年吧，所以我现在要抓紧时间多跳啊！”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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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