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浪潮中的奶业发展（下）

上接3月11日出版的总第90期P13

曹幸穗 顾佳升 张苏

动员全国力量发展乳品生产

奶业是社会生产与动物生产相互作用的产业，因此同时受到社会规律、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制约。别的不说，光是奶牛的繁殖生长就需要满足生长发育的生产条件和时间条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牛生犊，犊成牛，牛产奶，这个过程需要时间，大规模的发展更需要很多的社会经济条件。而毛泽东在1958年的批示并没有留给奶业领域的主事者们那么多等待的时间。显然，等待18万头奶牛的自然繁殖增长，无论如何也完不成毛主席交待的“政治任务”了。于是，人们用各地大量孕育期的耕牛来挤奶。这是一个“近水解近渴”的应急良策。

1958年初，由国家农业部、轻工业部、第一、第二商业部联合在浙江瑞安县召开了“全国耕牛综合利用现场促进会”。历史已经不知道是谁最先提议并发起这个“全国第一次”的耕牛挤奶促进会。我们更关注的是这次会议的宗旨，将奶牛挤奶扩展到耕牛挤奶，可以在短期内实现扩大奶源供应的目的。今天看来，召开这个会议的动机，实在妙不可言。

在这次会议上，农业部畜牧兽医局韩一均副局长有一份“在全国利用耕牛挤奶现场会上的讲话稿”留在了历史档案里，这使我们能够知道会议的内容和解决的问题。韩局长说：“这次会议是农业部、轻工业部、第一、二商业部联合召开的。这是全国第一次耕牛综合利用现场促进会。会议的主要目的是，参观学习浙江省瑞安县黄牛、水牛役用挤奶综合利用促进耕牛繁殖的经验和农工商三个部门互相协作，促进畜牧生产大跃进的经验。”

韩局长最后还讲道：“农业部提出第二个五年计划发展畜牧业的意见。目前全国牛乳年产仅15亿公斤，人均只有2.5公斤。随着工业城市不断发展农业生产合作化后广大妇女参加劳动，城乡各地对奶品的要求愈来愈多，因此大力解决牛奶问题就成为今后的重要任务之一。目前各地区已注意发展奶牛，提出黄牛以乳役兼用型改良。水牛进行本品种改良，采取综合利用增加乳产品，改良人民生活。根据瑞安的经验，养一头本地母牛，实行役乳兼用，一般一头牛可挤奶1000斤，一年即可增加收入140-170元。江苏川沙顾东农业社，1957年养56头役乳兼用的黄牛，除繁殖小牛收入不计外，单是售奶收入就占农业收入的30%，一般每头牛可产奶2700-3600斤。” 从这位来自农业部畜牧局的官员的讲话中可知，政府已经在动员全国农村和农民的力量来发展奶业，而不仅仅局限在那些国营的奶牛场里。

接着讲话的是轻工业部食品局局长朱康。他说：“目前，我国有乳牛18万头（国家统计局数据）。但是，如果利用我国现有的役用母牛中的50%来挤奶，每头年产平均500公斤，一年就可产鲜乳525万吨。而目前我国的牛奶产量仅150万吨。因此推广耕牛挤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问题。”

这次会议之后，各省以“政治任务”的方式开始抓紧落实“耕牛挤奶”的精神，以实际行动发展本地的乳品生产。

例如，广东省在会后立即召开了“全省第一次乳品生产会议”。在这次会议的主旨报告上，广东省针对当前乳制品工业存在的问题和任务，提出了解决乳源供应的措施：主要是通过搞役、乳 、繁综合利用。全省有各种牛433万头，其中母牛174万头，可拿出40万头综合利用，以30%出奶计，就有12万头常年产乳，每头以每天产3市斤计算，一天就有180吨，全年应有64800吨，用以生炼乳，可产26000吨，比全国当年生产任务21000吨还要多出5000吨；用来产奶粉，可产8100吨，比当年广东省计划的1885吨多3-4倍。同时还可增加公社收入，工农两利，一定会得到公社的支持。

会议还介绍了广东省高要县星岩乳品厂的经验。该厂与当地人民公社挂钩，派出技术人员帮助公社解决技术问题，建立了30多个役乳兼用的奶牛场，解决了乳源，上半年乳制品产量比前一年同期增加了2.5倍。这个经验证明，只要措施得当，乳源是能够解决的。

此外还介绍了广东省新会县圭峰山农场的经验。这个农场的本地水牛原来每天只产奶3斤左右，后来与印度水牛杂交配种，其改良一代一天产奶量增加到12.5斤，二代改良种每天产奶达到20-25斤；第三代更达到35-40斤的高产水平。会议对圭峰山农场的经验给予了充分肯定：“可见良种选育非常重要，各地要加紧做好，为今后的乳业大发展打下基础，为长远发展做好准备。此外，也要加快发展乳牛、乳羊，注意改良品种”。

从浙江、广东的经验看，当时采取的利用部分孕育期耕牛挤奶的办法，是可以缓解乳品供应紧张局面的。可是，令人遗憾的是，1958年国内的经济局势，完全改变了经济运行的正常航向，在偏离了的航道上高速前行。结果跑得越快，偏离目标越远。上面这套“耕牛挤奶”的好办法不仅不能推行，连国营奶牛场的正常生产都不能维持下来。一场经济灾难正在悄悄向全国人民走来。

奶牛场“离城迁郊”大转移

解放后，除了对全国奶业系统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之外，另一个实质性大动作就是“离城迁郊”大转移。

我国近代奶业的兴起，是在城市近郊甚至城中村逐渐建立起来的。由于当时城市交通条件的限制，牛奶场与城市消费者的距离必须在送奶人步行或者马匹能够便捷到达的范围内。因此当时选择城郊建奶牛场是符合行业特点的。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1958年大力发展工业以来，城市人口快速增加，市政建设大规模扩容，对环境卫生条件要求的提高，等等，都要求原来靠近城市的奶牛场迁移到郊区甚至远郊县乡去。

最早启动奶牛场迁郊行动的是重庆市。1953年，解放不久的重庆市就提出了市区奶牛场的场址迁移问题。市政建设委员会决定，在不妨碍工业发展及市政建设的情况下，动员奶牛场迁往所划定的适当地区，迁入的新址要适当照顾供销方便，要与重庆市牛乳业公会充分协商，并协助解决举迁中及举迁后产销上的困难。

1956年，天津市在奶牛合作化运动中，市委农村工作部提出了解决奶牛场在郊区建场的问题。当时天津市的奶牛多在市内饲养。据统计，市内有1730头，郊区有656头。由于市内牛场场址狭小，设备简陋，牛粪不能及时清除，人牛杂处，影响卫生和人民健康。市委农村工作部提出，全市最少需要在郊区集中建设4个奶牛场，呈请市政府在奶牛场迁移建场的基地选择和建场资金方面给予解决。

奶牛业迁往郊区与合作社或国营农场合营的好处是：一、奶牛业全部从业人员均得到妥善安置；二、可以立即着手开展奶牛场合并和迁移郊区的工作，这对城市的卫生防疫和改变市区面貌都有很大好处。三、奶牛业归农后，农业社和农场就可以解决奶牛业的饲料和放牧问题。诚如天津的奶牛迁郊报告所说，奶牛场离城迁郊是必然选择，早迁早得益，早迁早发展。

也是在1956年，首都北京开始将公私合营北郊畜牧场分散在市内东四、西四、宣武等区的奶牛共400余头迁往郊区。为了将市内的全部奶牛迁出，市农林水利局决定在北郊畜牧场附近的平西府建立一个分场。这样既能就近解决饲草的供应，又便于畜牧场集中管理。市财政为此安排专项搬迁经费25万元。

公私合营北郊畜牧场迁郊成功，取得经验后，北京市有关部门再接再厉，于1956年6月，将散布市内宣武、崇文、前门、西单等处的城中奶牛场，北至德胜门，南至东铁匠营，西至广安门外，东至花市大街小市口，共有奶牛养殖户229户，1914人，全部动员迁往郊区建场。

档案记载，1956年，北京市内奶牛场的迁移去向分别是：曙光社所属的奶牛384头由市内迁往西红门；晨光社全部迁回鹿圈乡；红星社在市内有24个牛场饲养点，合并后整体迁往地处低洼盐碱地的南郊。三个社共迁出奶牛880头。

执行上述搬迁方案时，北京市相关管理部门注意帮助解决了如下问题：1.对于奶牛户中需要加以适当安排的人物（如知识分子、技术人员和专长于经营管理的人士等等）由市区有关部门协助各社分别予以适当安排，使其各得其所；2.奶牛户迁出城后，准予保留在城里所享受的油票布票等待遇标准，并在子女转学、租赁或修建房屋安家立业等方面提供帮助和资助；3.对于少数不愿参加合作社的奶牛户，亦欢迎其实行公私合营，合营后，再由国家将其迁移到郊区，交给合作社代管。

北京市将市内奶牛场迁移郊区的成功经验为全国树立了样板，立即得到上海等城市的响应。1958年初，国营上海市牛奶公司所属共有17个奶牛场，其中国营7个，合营10个，有牛群8560头。除国营二、六、七牧场已在郊区外，其余处于市区或城区近郊（国营4个，合营10个），共有牛5400头。有的甚至分布于江宁、长宁、徐汇、闸北、提篮、榆林、东昌等市民稠密之区。合营的10个中心奶牛场分布于市内125处。合营前，多数饲养户是家场不分，场地狭小，建筑简陋。合营后，仍留在原地，很少变动。为了保障人民的健康和部分工商业用地的需要，上海市商业局向市人民委员会提交了“呈请将市区牛群紧急外迁的报告”。此时，正好遇上国务院公布将原江苏省管辖的川沙（1990年后改为浦东新区的一部分）、南汇（2009年南汇区被划归浦东新区）、奉贤、金山、松江、青浦、嘉定、宝山、崇明等县划归上海市的决定。为上海市的奶牛场迁郊提供了大片的郊区空间，使市区的奶牛场迁往郊区的计划顺利得到实现。与此同时，上海市区机关还组织干部帮助国营奶牛场赴海滩围垦，建立农场新址，如五四农场、东风农场都在这个阶段创办了奶牛场。

接着，上海市委发文，要求尚未搬出市区的牧场有计划有步骤地分批迁郊。按小牛远迁，奶牛近迁的原则，小牛饲养场迁往奉贤、崇明等地的国营农场；现属牛奶公司经营的奶牛，除二、六、七等三个牧场仍旧归牛奶公司经营和领导外，其余就地下放和迁建。具体安排是：一牧场二牧场下放宝山；浦东牧场下放浦东县，哈密路的三星牧场下放上海县，特级健康小牛下放奉贤、崇明、南汇农场，共计1300头。成奶牛分别迁往嘉定、青浦、松江、奉贤等地。

就这样，在1958年前后，全国各地的城市近郊及城中村的奶牛场基本完成了“离城迁郊”大转移。

由此我们想起香港特别行政区在1960年代初，港英当局也有过奶牛场“离城进山”的徙置转移行动。他们动迁的全部奶牛只有3500头，可是前后用了五年时间。为此还专门设立了一个“徙置委员会”，一场一户地进行迁移谈判，敲定政府的赔偿和补助条件；然后再与迁入地的居民和基层政府谈判，承诺政府给予迁入地的环境卫生和交通改善的条件。如此等等。也许，当年参与奶牛场迁移工作的香港公务员，每当与养殖户的谈判陷入僵局时，一定会在心中感叹，还是社会主义好。

奶牛饲养纳入国家计划管理

奶业系统完成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特别是1958年“二五计划”开始以后，具备了国家对全国奶业进行计划管理的基础和条件，在“一五”期间，奶业还是私营为主，国家无法对它进行“计划”管理。在这个意义上说，1958年，才是中国社会主义奶业计划管理的“元年”。

为了实行对奶业的计划管理，需要有一套管理的办法和制度，这就是平时所说的“建章立制”，有规矩才能成方圆。档案中看到，从1956年开始，各地政府就相继制订了内容大同小异的奶业管理制度和办法，其中最完整系统的是北京奶牛管理制度，其中包括：畜牧场乳牛饲养管理制度、乳牛场防疫制度与兽医工作制度、配种工作制度、配种操作制度以及种公牛的饲养管理规则、成乳牛的饲养管理规则、产牛的饲养管理规则、犊牛的饲养管理规则等。这些非常具体的针对性很强的制度和规则，完全是以国营的奶业公司为对象而制订的。这对于奶业的技术进步、技术推广无疑具有积极意义。只是1958年以后，接着发生三年困难时期，国家经济生活进入非常状态，奶业的管理也无法按照常规化的制度安排进行。因此，这些被存放在档案馆的铁皮柜子里的奶业管理条文，很难说曾经在实践中被应用过。如果不是为了编写《中国奶业史》，也许它们只能像卷宗封面所写的那样，被“长期保存”下去，永远没有人知道它们的存在。

当然，也有一些在当时即发生效用的管理措施，例如，1958年山东省农业主管机关直接向省属的国营奶业单位发出指令：青岛畜牧场、济南畜牧公司、济南乳牛场、山东农学院、泰安畜牧兽医学校、烟台农林科研所：为了实现我省提出的农业发展规划，各场必须积极培育纯种公牛：一、各场出生的凡有培育前途的乳用公牛，一律留场饲养，4-5月龄后按我厅调拨计划，分别调出。二、各场需将计划出场的乳用公牛的头数、品种、售价（按成本）等成本详细列表报厅，以便适时计划调拨。三、凡按时报送计划而不能调出者，造成的积压损失由我厅处理，不按时报计划者损失自负。四、为提高种公牛的质量，各场必须认真加强牛犊的饲养管理工作。保证全生、全活、全出场。

1956年6月18日出台《上海市牛奶公司1956-1967年上海市乳牛事业生产发展规划（草案）》。其后的数年内，由国家投资，扩建了第三、第六牧场，设计新建第七、第八、第九牧场。经两年多施工筹备，占地375亩、养牛2000余头、号称远东规模第一的第七牧场于1958年建成投产；位于长江岸边的第九牧场于1960年投产。以后，公私合营牧场通过“赎买政策”，逐渐被转化为全民所有制的国营牧场。1960年代形成了由上海市牛奶公司统一管辖的10个饲养规模千头左右的奶牛场。

上海市牛奶公司成立后不久，就开始积极推行一系列技术革新措施，如（1）大力推广奶牛人工授精技术。（2）建立牛籍卡档案制度，开展牛群整顿，品种与生产性能调查，奶牛良种登记和育种工作。（3）制定颁布多部技术操作规程；公司在淮海中路建立饲料加工车间，统一生产奶牛混合精料，供应给各牧场。（4）学习采用苏联奶牛饲养标准，提出1959年《上海市牛奶公司奶牛饲养标准》（以后又派生出“日粮定额”、“产奶与生长发育要求”以及“上海市常用饲料营养成分表”等规章）。（5）1955年公司前身引进苏联制72型三节拍桶式挤奶机，在第二牧场使用；1957年逐步在其他牧场使用。为了尽快实现奶业机械化，1958年公司成立了“上海市牛奶公司乳品机械修配厂”。1958年9月经上海市农业、牧业委员会批准，上海市牛奶公司组织下属单位的科技力量，成立上海市奶牛科学研究所。

以上就是奶业国营化以后的管理规章和措施。由此可以看出，计划经济时期国家对奶业的管理制度是完备的和可操作的。如果这套办法后来不是因为许多政治运动的干扰而改变，今天的奶业史将是另外一种写法。

（作者曹幸穗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作者顾佳升系上海奶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作者张苏系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