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用翻译寻找自由

昨天中午，在莫扎特的《安魂曲》中，傅惟慈先生家人在北京积水潭医院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和遗体捐赠仪式，傅先生家人在医院与协和医科大学做了遗体交接仪式。傅老先生在2007年就与老伴一起做好了遗体捐献的认证。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告别仪式，30多位傅先生亲友来到现场，傅老两个女儿和一个外孙在北京，其他孙辈及亲属因在国外都还未来得及赶回。

之前和傅先生洽谈格林作品重版的编辑芳州说，她在现场遇到傅先生的女儿，“傅先生的女儿马上眼眶湿了，哽咽道，我爸爸最后一直惦记着什么时候能开始看这几部稿子……”在外孙叶芳歌的悼文中，他也提到，傅先生最后总是惦记着，要将几部书稿尽快看完，交给“读客”编辑出版。

3月16日早上，《月亮和六便士》、《问题的核心》等文学作品的译者、著名翻译家傅惟慈先生在北京积水潭医院去世，享年91岁。那天傅先生上完厕所后，气喘发作，紧急送往医院，但无法抢救回来。据傅惟慈先生的女儿说，傅先生最近身体一直不好，哮喘比较严重，需要坐轮椅。这些年，傅先生一直患有肺气肿，去年下半年曾住院一段时间。

傅惟慈先生出生于1923年，满族，4岁时母亲去世，精通俄语的父亲傅鼎新曾在中苏合办的中东铁路理事会任职，对儿子的管教甚为严厉。傅先生先后在辅仁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大学攻读西方语言文学， 1950年，傅先生毕业于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我是1942年考入辅仁大学，后转到浙江大学，如果不耽误，应该1946年毕业，结果我1950年才毕业，一个大学念了8年转了3次学，这8年不停地动荡。1948年，本来要回北京继续把书读完的，国民党怀疑我爱人是地下党，要逮捕她，我们俩又逃亡到上海。”对于这段经历，傅先生在《心中的大佛》这篇自述文章中还说：“上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已经在北大复了学，正热衷于读德文的时候。我的浪荡生活早已结束，大概上帝不再爱我了。抗战后期，我曾离家，在大后方流浪了好几个省份。当过兵，受过难，后来又在一所学校读了两年书（半心半意），同一个女孩谈了恋爱（真心实意），在我撒够了欢儿以后，还是回到无法彻底舍弃的书本上来了。五十年代以后，我开始规规矩矩地当教师，给学生上课，但是总觉得教室非常憋闷。年轻时浸入肺腑的四川盆地和云贵高原的 野性 ，常常叫我坐卧不宁，想干一点儿出格的事。”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傅先生开始从事翻译工作，主要译作有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萨墨塞特·毛姆《月亮和六便士》、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农场》、亨利希·曼《臣仆》、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和雷蒙德·钱德勒系列等。傅惟慈1950年代从俄语到德语翻译了匈牙利、波兰等国的许多当代文学作品。1956年秋开始翻译的托马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是傅先生翻译的第一本重量级作品，那时他刚刚30岁出头。从1956年开始，其后两年，“反右”、“大跃进”各种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令人几无喘息机会，“我只能抓紧一切运动空隙译完此书，不仅是为了逃避严酷的现实，也是对自己能力和毅力的考验。当时，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我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1959年年初译完，适逢 大饥荒 ，译稿在出版社积压了三年，幸好原稿没有丢失，1962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傅惟慈先生的译作中，格雷厄姆·格林和毛姆作品已经成为译作经典，比如《月亮和六便士》和《问题的核心》。《问题的核心》是傅先生翻译的第一本英国文学作品，他从一名外教那里得到了格林的作品，当时他已经失去了教学资格，傅先生说，外面革命口号响亮，他却在书里找到了逃避的自由。傅先生曾对媒体记者说：“看了《问题的核心》，一下就把我感动了。它写的是一个非洲的警员，与我的现实差了十万八千里。它写的是生活充满了陷阱，只因为主角充满了仁慈、怜悯，把自己弄得越陷越深，最后自杀了。天主教不能自杀的，我自己也时常感到很多时候都到绝境了，觉得要把这本书翻译过来，当时是非常悲观、黑暗的。”

对于《月亮和六便士》，傅先生也说，“我翻译的作品中《月亮和六便士》的影响比较大，今天还有很多年轻人读，翻译的时候是1982年前后。当时我有点中魔似的在想一个问题：人生究竟应该怎么活？现实的情形是，我虽然不用再逃亡再颠沛流离了，为什么却有一种无形的更强大的桎梏？”

“读客”的编辑木草草去年底起开始联系傅先生，准备重版先生的格林三部译作，“我在去年12月中第一次与傅老师联系，打电话给他介绍了重版格林的事宜，傅老师很爽快就答应下来。”今年1月上旬，木草草就收到了傅先生寄来的出版合同。“随合同寄来的，还有傅老师的亲笔信，非常意外。”木草草说，他们准备出版的格林九本书中，有三本是傅先生的译作——《一支出卖的枪》、《密使》和《问题的核心》，“傅老师当初在电话中就提过，前两本没什么问题，开春了就能给我。后一本他很上心，需要再改一改。三本签在一份合同里，原本约好了，是要在7月1日前交稿的。”

刚刚离开“读客”的编辑芳州之前经手格林作品出版事宜，“我们电话联系的时候，老先生声如洪钟、思维敏捷、语速极快、表达清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傅老说，他读书和翻译，都选取一些他自己认为比较有趣和好读的，比如，毛姆和格林，在文学地位上似乎都不属于第一流的大师，但是相较来说故事性较强而又易读，属于他乐于翻译和推介的书。再比如那时候也有机会看到卡夫卡的作品，但是总觉得读不进去，不觉得很有趣，于是就放弃了翻译卡夫卡的机会。傅老说，他们这代人，在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极其苦闷之时，只能将自己锁闭于书的空间之内，在书中汲取力量。埋头于翻译，可以暂时逃避现实，给自己的苦闷找到一点出路，在精神世界找到一点自由。”芳州说。

对于格林，傅先生认为，格林因为被定义为“天主教作家”，所以一直不太被国内的出版者和读者广泛接受。傅先生说：“对我来说，翻译就是一种逃避，在频繁得令人无法喘息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可以自主选择的自由。正像格林说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我为什么喜欢格林，格林就认为写作是一种逃避，我在那个年代也只能找到这样一种逃避的方式。”

傅先生在纪念董乐山先生的文章里头提到过：“出书不能或不愿署名，稿费极低或根本没有，甘愿在政治运动中受鞭挞，违心给自己扣上散播封资修思想的帽子，也舍不得丢下笔杆。总想在荒芜的沙漠上，种植几棵青青小草，与人们共享。”傅先生与读客签完出版合同后，他曾对芳州说，“你们能给我这个稿酬，让我有点受宠若惊”。“大概这里头有先生的幽默，不过我作为编辑心头只是一紧。” 芳州说。

傅先生不仅是翻译家，也是一位资深的摄影迷。摄影师吕海强曾前往北京四根柏十号院为摄影爱好者傅先生拍照，“爱摄影却不爱被人拍的傅惟慈，直到翻出许多自己在世界各处拍摄的旧影集，才颇有兴致。”在傅先生的房子里有一间房挂满他在世界各地拍的照片，曾几次拜访、采访傅先生的小熊说，她印象最深的是有一次他站在布痕瓦尔集中营大门那张图片前停了下来，“用德语读出上面的文字 Jedem das seine ，意思是，每个人都得到他该得到的——各得其所。”

（文/石剑峰，苏娅、芳州和木草草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