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修宪派”的形成与尝试

新华网日本频道北京3月17日电 题：日本“修宪派”的形成与尝试

作者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廉德瑰

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日本学刊》供本网特稿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亚太研究中心研究员廉德瑰在《日本学刊》2014年第2期发表《“修宪派”与战后日美关系的历史考察》。

廉德瑰在文章中指出：当今日本的右倾化，实际上是一些人企图利用民族主义摆脱美国控制，达到实现日本独立自主和所谓“正常国家”化目的的倾向。安倍晋三执意修改宪法，这也代表了战后日本右倾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者的主张。其实，修宪的主张并不是现在突然出现的，它产生于战后初期，宗旨是摆脱美国主导制定的“战后体制”，即包括和平宪法在内的由美国主导的一系列摒弃军国主义、放弃战争、奉行和平主义的民主改革措施。在“修宪派”看来，和平宪法是“战后体制”的核心与象征，因此，修改这部宪法甚至废除它，对日本成为“正常国家”具有实质意义。可见，修宪问题的深层次含义是日美关系问题，也是日本民族主义再次抬头的表现。

本文聚焦修改宪法问题，从民族主义的角度着重分析日本“修宪派”产生、尝试与传承的历史过程，透视战后日美关系的控制与反控制侧面。

一 “修宪派”的产生

和平宪法对于美国长期有效地控制日本，不使日本再次成为美国的威胁，具有重大战略意义。而具有民族主义特点的日本“修宪派”从和平宪法制定之始就发誓要修改它，目的是摆脱美国的控制。所以，战后初期“修宪派”一经形成，美国就通过各种手段进行了限制和肃清，从“修宪派”的产生过程可以看到美国对日本民族主义的压制和日美关系不和谐的起源。

（一）“修宪派”在“国体”问题上受到美国压制

最初，美国利用“天皇问题”来压制“修宪派”。关于“天皇问题”，本来麦克阿瑟早已“内定”保留天皇制，因为他认为天皇对日本社会的稳定和美国对日占领都有重要意义。比如，美国担心日本发生革命，阻碍其对日本的占领，也担心日本顽固的军人抵抗美军的占领。所以，麦克阿瑟试图利用天皇的影响力防止这些事情发生，否则，如果破坏了日本所谓的“国体”，亦即“天皇制”，会刺激日本民族主义，美国至少要在日本投入100万军队，才能维持占领的顺利进行。于是，麦克阿瑟认真考虑了日本人维护“国体”的愿望。

不过，麦克阿瑟还有更远大的目的，他想制定一部和平宪法，通过法律约束使日本永远不成为美国的威胁。为此，他利用“天皇问题”向日本潜在的反美势力施加了心理压力。当时，他没有明确宣布保留“天皇制”和免除裕仁天皇战争责任的意向，而是有效地利用日本民族主义者及右翼政客维护“国体”的心理，尤其利用了日本民族主义者力图保住“天皇制”、争取避免裕仁遭到惩罚的心理，迫使他们“自愿”接受和平宪法。这样，就导致了日本的“修宪派”一开始便处于少数和被动状况，他们无法与美国讨价还价。

1946年2月3日，麦克阿瑟指示占领军民政局局长惠特尼准备起草宪法，并提出三原则：以天皇为日本元首，打破日本的封建制度，放弃战争。麦克阿瑟告诉日方，“天皇制”作为日本国民统一的象征可以保留，新宪法要加入放弃战争的条款。结果“天皇制”以象征性方式得以维持，裕仁天皇本人不反对这部宪法，美国达到了控制日本的目的。既然天皇本人支持宪法，包括“修宪派”在内的主张维护“国体”的民族主义政客便无法有效抵抗该宪法。

（二）“修宪派”受到亲美的“护宪派”牵制

利用“国体”问题只是麦克阿瑟的政治手法之一。他还在日本培植了支持宪法的其他政治势力，这便是战后日本的“护宪派”。“护宪派”的形成，对于民族主义的“修宪派”是一个巨大的牵制。社会党的片山哲、保守阵营的币原喜重郎、芦田均和以吉田茂为始祖的自民党鸽派都属于“护宪派”。

“护宪派”的主体是外务官僚。1946年1月，麦克阿瑟曾以不追究天皇战争责任为条件与当时的首相币原喜重郎达成默契，币原同意了在宪法中加入放弃战争的条款。战前币原在任外务大臣时，曾主张日本应该与英美合作，所以战后被认为是亲美派。麦克阿瑟看中的另一位“亲美派”是芦田均。战前，芦田出任外务省官僚，赞成新宪法，故战后引起了麦克阿瑟的注意，并撮合他与同样拥护宪法的社会党合作构成了日本的护宪势力。

同样是外务官僚出身的吉田茂，成了自由党的总裁，而该党的创始人是战前被认为是反对宪法的政党政治家鸠山一郎，因此，起初吉田没有进入麦克阿瑟的视线。但是，吉田出任首相之后，同意签订排除中国、苏联的片面的《旧金山和约》，而且要想维持其政治地位，也必须向麦克阿瑟妥协，因此，吉田茂后来自然成了“护宪派”的一员。

按照麦克阿瑟的说法，“护宪派”是自由主义与基督教的结合。他认为社会党是“中道”势力，特别是社会党党首片山哲是基督徒，并支持宪法，所以成了麦克阿瑟倚重的护宪势力。在麦克阿瑟看来，官僚政治家与社会党人片山哲的结合，是日本的自由主义者与基督教的结合。1947年的选举之后，社会党片山内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成立的。“护宪派”的形成，把持了日本政治主导权，使“修宪派”受到了很大限制，他们很难在国会获得多数，因此难以实现修宪的目的。

（三）“修宪派”受到美国的政治肃清

麦克阿瑟认为，要实现改造日本的构想，就必须把有可能反对新宪法的人开除公职。在他看来，日本“民主化”的前提是肃清“军国主义者”和“超国家主义者”，即民族主义者中的极端分子。对于美国来说，敌人并不是某个人，而是一个阶级，这是社会结构问题。除了审判战犯之外，必须破坏日本的社会结构，如果不肃清那些民族主义右派，新宪法就会在日本水土不服，因为那些封建的、多年受军国主义影响的人不会接受一个民主主义的宪法。政治肃清的主要手段，是将具有民族主义倾向的“修宪派”开除公职。

所谓“开除公职”，就是把“修宪派”驱逐出政府机构，禁止他们参加政治活动。麦克阿瑟从1946年1月4日到1948年为止，总共整理了150万人的黑材料，其中大约21万人被开除了公职。当时的币原内阁，除了首相币原喜重郎、外相吉田茂和厚生相芦田均三人之外全部被整肃。为了实现“中道”政治构想，麦克阿瑟不断地对右倾保守势力进行清洗，尽量让它最小化。1946年4月10日进行的战后首次选举，自由党成为第一大党，鸠山一郎作为党首，必然是第一任首相。但是，由于他在战前与军国主义的关系被披露，占领当局认为鸠山作为第一党领袖人物不合格，很快被开除公职。接着，鸠山的同路人河野一郎、三木武吉也被开除公职。

当然，反过来看，“开除公职”的过程也是“修宪派”阵营达成共识的过程。有人认为，“开除公职”是战后日本反美主义的起源，也是民族主义的复活之源。比如，陆海军少尉以上一律被开除公职，他们必然对美国有怨恨。还有一些“不适当”开除，比如，石桥湛三、鸠山一郎等人实际上是因为反对美国的占领政策而被贴上了“超国家主义”标签。但是，不管怎么说，“开除公职”的结果，是进一步让鸠山一郎、三木武吉、河野一郎、重光葵、石桥湛三、岸信介等政治领袖人物构成了战后反美势力的核心，也使他们成了“修宪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们被美国视为“封建主义的残渣余孽”，然而，就是他们构成了战后日本的民族主义，形成了右倾保守主义势力的基础，也是日后修改宪法政治势力及安倍民族主义复活的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