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自编教科书成为可能

王晓渔

这些年来，个人自编教科书，最早受到关注的是郑渊洁先生。他专门为儿子编写了十种童话形式的课本：法制篇《皮皮鲁和419宗罪》、创新和怀疑篇《脚踏实地目空一切的贝塔》、哲学篇《鲁西西和苏格拉底对话录》、性知识篇《你从哪里来，我的朋友》、道德篇《罗克为什么不是狼心狗肺》、安全自救篇《再送你100条命》、史地和艺术篇《309暗室之木门》、金融篇《点铁成金术》、写作篇《舒克送你一枝神来笔》和数理化篇《五角飞碟折腾数理化世界》。其中部分课本后来由《童话大王》连载并正式出版，但进入课堂，几乎是不可能的。

严格说来，在2012年之前，编写教科书需要教育行政部门核准，需要提交“所在单位或所在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意见”等多种材料。2012年9月，国务院取消“中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这一行政审批项目。虽然教材能否进入课堂依然需要通过审定，但个人自编教科书开始具有可行性。

教材的编订和审定，每个国家会有不同的政策。日本是自由编撰，由文部省审定。美国教育部不对教材进行审定，教材的选用由州或者学区、学校自主决定。近几十年，中国内地的教科书从“一纲一本”（一个大纲一套教材）转向“一纲多本”（一个大纲多套教材）。但是由于教材编写的开放性不足以及教材审定过于僵化，“一纲多本”出现千篇一律的景象，以至于与“一纲一本”没有根本区别。

在这种情况下，民国教科书受到关注，各个出版社纷纷重印老课本。但是，远水难解近渴，而且很多老课本也问题重重。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的老课本有不少错漏，断句标点、图文编排都有硬伤。《开明国语课本》因为是叶圣陶先生编写、丰子恺先生绘图，备受称赞，但是编纂非常仓促，不宜过高评价。还有一些国民党党化教育的课本，因为冠以“公民读本”的字样，被今天很多读者望文生义地奉为公民读物，更是南辕北辙。

这些年，中国教育领域已经做出了很多努力，比如李庆明先生编写的一套五本“公民读本”（《我有一个梦想》、《万国之上犹有人类在》、《为我唱首歌吧》、《全世界都对我微微笑》、《家，甜蜜的家》），颇为可观。或许是受到教材编写核准程序的限制，此前编写的文章选本往往冠以“读本”之名。随着这一行政审批的取消，个人自编教材将会越来越多，虽然未必能够进入课堂，却可以在市场上获得一定的份额。这种现象值得期待，同时也存在两个问题：一、课本过于商业化；二、课本限于选本形式。

当自编教科书面对市场，会遇到新的问题。新近叶开先生编选的语文读物，相当用心，但遗憾的是，书名定为《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这种标题让人有过犹不及之感。或许出版方出于市场考虑，语不惊人死不休，却把好书活生生地做坏了。此前曾有《新语文读本》，宣传语称其为“第一语文读本”、“五四以来最好的人文启蒙读本”，同样是过犹不及。即使如此，也不意味着要重新恢复教材编写的行政审批。等到读者对这种夸张的标题和宣传产生感官疲劳，平实的书名和口碑会变得更为重要。

语文教科书因为以文章选本为主，相对比较容易编选，所以各种语文读本应接不暇，有些甚至是过去教学辅导书的改头换面。相比之下，其他科目的教科书因为需要专门撰写，非常匮乏。尤其是历史，自编教科书几乎是空白。在这些领域，自编教科书能否破冰，尤为值得关注。

（作者系文化学者、同济大学文化批评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