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语文教材，为现代教育打补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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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妈妈要教麦兜搭房子，麦兜说：“我不会搭房子，我要搭火车。” 2.麦兜的涂鸦作品成为房间的美好装饰。

3.麦兜喜欢青蛙折纸，让妈妈折了很多颜色。她让青蛙比赛。 4.5.麦兜爸爸制作的私人课本目录（部分）。

早报记者 梁佳

有一个小说家当爹妈，优势自不必说。但现代教育面向的是全体国民、全体学生，需要面向更多的人群，“必须有平等、规模、效率等价值的考量，很多时候得出的只能是中间值。”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说。所以，在现行教育制度无法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时候，家长的私人定制和引导成为另一种补充教学。“不在乎成绩，重要的是告诉他如何学习”，私人教科书的出现试图弥补批量式教育的缺陷。

自备教材，度身定制

小朋友麦兜原本在今年9月就要读小学一年级了，但她的爸爸打算延缓一年入学时间。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编辑，麦兜爸爸正在用Evernote为麦兜度身定制一本适合她的学前教科书，为的是让麦兜在上小学之前能有个适应和准备的过程。

就在大班家长们忙着为小朋友报各种拼音补习班的时候，麦兜爸爸想要做的，是“不要让麦兜在教育机械化之下感受到压力”。“这与学校教育是并行不悖的，我是尊重学校教育的。师生教学的确是有一套系统的，但是不是有问题？是不是对每个孩子都适合呢？”麦兜爸爸所提出的问题也是广大家长面对的一个难题，在现行教育制度下，没有足够的人力物力去关注每个小朋友的个性发展，老师也不可能像家长那样对孩子的认知习惯有所了解。

在麦兜爸爸的私人语文课本里，他放入了10首简单的唐诗，20首复杂一些的，这些诗歌表达了不同的情感，更重要的是，诗歌里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多少楼台烟雨中”、“姑苏城外寒山寺”都是可以带麦兜亲眼去看和体会的。“相同的字在不同的诗歌里有不同的意思，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理解。读唐诗是培养兴趣，但我们不会要求她当着众人的面抑扬顿挫地朗诵或背诵。”

对于识字的进度，麦兜爸爸觉得她早晚都能学会，不存在“起跑线”的问题，他正在琢磨研究的是拼音和英文字母如何同时教而不会使麦兜感到迷惑，而不是考虑比别人学得快还是慢。对于麦兜爸爸来说，这本小课本里更多的是备课的材料，包括图片、视频以及设计师妈妈的手绘都可以出现在里面。书本里有诺奖获得者吉卜林写给他12岁儿子的诗《如果》，也有念给麦兜听的“少年Pi的奇幻漂流”。

“不是说放弃了学校的教育，而是让女儿在入学之前有一个宽松的准备时间，我们希望她能对很多事物保持好奇心，而不是受到外界给予的那种学习是要苦的、累的压力。”麦兜爸爸用雪花插片启发麦兜对于数字、序列和空间的理解，而不是默写数字1、2、3，“比如数字10和十楼，后者不是指十栋楼，但小朋友在面对数字时其实是很迷惑很抽象的”，而这些细致入微的解释，常常需要父母在日常生活中慢慢指引。“基础准备要扎实但不是死记硬背和强制性的”，作为家长，麦兜爸爸有着宽容良好的心态，“不在乎成绩，重要的是告诉她如何学习”。

语文是活的，要实践

小米现在3岁，父母均在高校任职，父亲刘擎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教授，虽然对现在的小学教科书究竟如何不甚了解，但以刘擎的个人记忆来看，教材并非处于主导地位，“由于我在一个师范学校长大，所以让我有更多的东西可以阅读。”刘擎出生于1960年代，读书时处于“文革”后期的特殊历史时期，意识形态主导了教科书，比如第一篇课文是讲毛主席的故事，但和现在相比，当时的他们“因为没有课业负担反而能看更多的课外书，周围的教师长辈常常跟我讨论在课外书中读到的故事，现在看来，倒是这些课外阅读和讨论对我很有实际帮助”，当时鲁迅的文章以及一些翻译过来的西方小说，至今印象深刻。

“语文是活的东西，也是一种理解和表达的能力。”对于目前的小学语文强调记忆和背诵，刘擎觉得更需要看重的是“实践”，这包括阅读写作和日常交流要用到的口头表达能力，但语文教学往往会和某些英语教学方式一样，注重语法，学生学了半天不会说不会写。“这和学游泳的道理一样，光有理论是不行的。”所以对于低年级的小朋友来说，他觉得童话、故事类的作品更适合。如果一味注重“认字”、“背诵”，将语文理解为一种逻辑知识而非默会知识，忽视语言的敏感性，那么对于孩子们来说，通往“文学”的山峰之路就会漫长艰险。

对于完全随意的、根据兴趣来阅读的“放养”式教学，刘擎并不认同，“在打好基础之后，再开始引导接触比较艰涩的古典文化和古典音乐，有时候也不免强制”。一味迎合阅读兴趣并不可取，他认为，家庭教育应该是课堂之外的补充延伸。

教材需要有平等、规模、

效率等价值的考量

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倪文尖认为讨论“教材”这个话题，要考虑“现代教育”的大语境。现代教育面向的是全体国民、全体学生，需要面向更多的人群，必须有平等、规模、效率等价值的考量，很多时候得出的只能是中间值。如果父母有专业特长，能教育小孩当然是好事，但对多数人来说，学校教育和“教材”是一个基本选择。

“许多圈外人士对编教材这个事难免想得太容易。其实，真要做好教育和语文方面的许多事，首先需要真正理性的公共讨论，不是随便指责一下就能了事，更不是圈内人关起门就可以搞出一套。在公开有效研讨、集思广益之后，还需要大量扎实、细致的劳作。但目前的状况往往是，一方面现行教材的确难以让所有人满意，另一方面，批评乃至嘲笑以及媒体上的热闹，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倪文尖曾与上海师范大学的王荣生教授共同参与主编《国家课程标准高中实验课本》（上海教育社），他认为教材编撰，不仅涉及选文，更涉及对选文的编排和处理，还有诸如练习系统的创编等许多工作。“这是个难事，尽了职业伦理还不够，还需要有献身精神、有大智慧。严格地说，课外读物和教材，其实是两个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