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遇”文学的黄金时代

作家格非最近在译林出版社出版了两本自选集，一本是小说集《相遇》，一本是散文和文学评论集《博尔赫斯的面孔》。这两本自选集的共同特征是，它们的起点都是1980年代——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相遇》里的多篇经典小说都创作于1980年代，比如《迷舟》；《博尔赫斯的面孔》里的散文也多次写到1980年代和当时的华东师范大学。

因为这些理由，昨天格非在思南读书会的主题叫“相遇：在文学的黄金时代”，这是一场读书会，更像格非的一堂中文系公开课。读书会的主角是格非，两位主持人毛尖和石剑峰，与格非一样都是华师大的学生。读书会从1980年代的文学黄金时代开始，格非说，“文学的黄金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但文学的使命，我个人认为没有结束。文学的使命是永远存在的。”读书会上，格非也点评了几位读者比较熟悉的作家，他认为昆德拉被高估了，对村上春树则“很矛盾”。

文学的黄金时代

好像比今天年轻一些

那个年代在时间意义上已经过去，现在再回忆它，分外美好。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在任何一个时间段里，都有好的和很不好的。我们都有过自己的痛苦挣扎，有大量的不顺。我觉得这无非取决于从哪个角度看我们的记忆。我们回忆往事时，不太回忆个人痛苦的遭遇。其实在那个特殊年代，政治方面有非常多限制。但跟今天的时代比，那个时代好像比今天更年轻一些，我们更容易冲动，更会去冒险，更会选择一些我们付出一定代价而去获得的那种幸福。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1980年代充满了期待、充满了感情。

我们把1980年代描述为文学的黄金时代，从根本上说是不错的。我个人理解是，文学确实存在过黄金时代。这个黄金时代从18世纪开始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日本和亚洲其他国家，可能存在某种时间偏差。欧洲的黄金时代差不多到现代主义出现基本结束。为什么在中国、印度等其他地区，稍微晚一些？这个和殖民有关系。所以中国现代文学很大程度上受西方文学影响产生。我们很容易想起来那个时代作家是什么样的待遇，那个时候的作家一本书卖上百万册很平常，一个人写一个短篇小说可以名扬天下，一本书写出来有无数人等着阅读，那个重要性是今天所不能比的。

但是这个黄金时代因为在中国结束得比较晚，所以到今天为止，世界文学的中心恐怕还在中国。黄金时代结束了，可是文学还没有死。

去年有一个对全球各国人文学科的重视程度的调查，全世界最重视人文的地方是中国，包括大陆和台湾。在欧洲，一个作家靠稿费生存不太可能。比如说门罗、理查德·耶茨，这些作家的创作面对的问题不像托尔斯泰那么关键，就说明社会形态在变化。文学的黄金时代，文学作为重要性事件的时代确实已经结束。但文学的使命，我个人认为没有结束。文学的使命是永远存在的。

再举个例子，中国过去那些作家、诗人没有一个有稿费，也没有一个有工资的，具体到中国小说来说，在清代中期之前，中国没有任何一个作家可以活着看到自己的作品在市场上获得成功。但是并不能否认，确实产生了伟大的作家。

所以，文学在我看来，好像重要，好像又不重要。可能两百年里都没有好作品出现，又可能20年里同时出现两部伟大的作品。这样的例子在文学史上太多了。但是我觉得，从整个文学的发展脉络来讲，现在是文学最正常的时代。什么时代不正常？黄金时代不正常。

秩序重新被安排

伙伴当然七零八落了

1980年代，张艺谋当时要求我帮他写一个剧本，这样的事情我不能够跟我的好朋友去说。他们认为，为导演写剧本，非常耻辱，一直不敢说。那个年代确实有这种理想化的东西。

（这群人）为什么突然就散掉，跟华师大有关系，跟学校、学校对人才的态度有关，另外就是整个社会的重新分配。秩序重新被安排过，当然大家就七零八落，不同的人去了不同地区。毛尖说的“功利性的东西”突然出现，我们今天常常是用功利性的东西衡量。这是一个很正常的、同质化的时代。这个时代越往前走，（我们就）会发现全球都是这样的。

今天这个社会就是如此，大家在趋同。资本对文化的控制，已经从你的工作时间延伸到业余时间。我们闲下来干什么，被要求旅游，被要求看电视剧，被要求做各种娱乐。比如《来自星星的你》，中国会有那么多人看这种极其糟糕的东西。这些东西谁在控制？中国的电影业，那么多人，过去还有点才华，今天怎么（尽是）拍一些烂片。电视剧简直恐怖，我们的生活难道低智商到这种地步？老百姓只配看这样的东西？这是全球资本的一个运作。这个当中需要反省。文学以最奇妙的方式悄悄提醒你：你看到的东西、好像被固化的东西也许是假的，也许是人为建构起来的。

我觉得文学能够提供什么——你要了解一个地方人的生活，要了解这个地方的真实状况，当然可以通过社科院的经济指标比如GDP等各种指数去了解，但这些东西都不如小说。

文学首先是冒犯

要有毒性

过去，我们说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入文学领域，比如说《诗经》、《史记》，可是现代文学出现以后，现代文学把对社会的关注，作为首要的东西镶嵌进去。过去写风花雪月是天经地义，对生命的感悟，写一点情趣化的小品，从很早中国就有这样的东西。现代文学产生以后，大家看托尔斯泰、看鲁迅，文学关注社会进步，要揭露腐败和社会黑暗，并称之为社会性任务。所以现在，社会性任务在文学里面最突出。从这个意义上，文学的功能被强化了，同时也狭窄化了。

但与此同时，我也希望文学能够回到一个更浩瀚的价值系统里边，我觉得可以更加丰富。实际上中国的文学一直走这条路，在这个意义上，文学的使命不会终结。

小说在阅读上肯定要流畅，但同时要有相反的力量，让你能够停下，让你不要消费它。我特别担心自己会变成一个被消费的对象，如果我完全被消费就没有价值。现在的社会就是如此，大家忙着提供可口的东西。文学家入狱，这样的事情在18世纪之前非常多。文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文学是对我们日常生活、日常经验的一种巨大冒犯。

文学首先是冒犯，要来打你一鞭子，告诉你这个东西是这样的。现在的文学不冒犯你，在迎合你，把你当成上帝在迎合你。我甚至认为文学里面应该含有某种东西，我把它称之为毒性。好的文学一定是有某种毒性。

很遗憾，今天这样的作品出现概率很低。正因为如此，需要为此努力。但是我又不太认同19世纪末以后的文学实验。现代主义出现以后，完全把读者扔掉了。现代主义立场就是说，读者全部滚蛋，不要你们看，我的书写出来不是给你看的，我是给大学研究生、文学史家看的，他们给我建立文学史的地位。远离大众，这是现代主义的口号。我也不愿意让文学重新回到谁都看不懂的时候。

我为什么非常重视托尔斯泰他们的经验，他们那个时代没有放弃和读者、和大众的交流，他们试图交流。但是他们提供了难度，保留了一个适中的“毒性”。我的著作要保留流畅性，同时也保留那种东西。有人读了我的作品，假如他能感动，有某种反思的可能，对我是最大的愿望。

昆德拉、村上和余华

当年我们在华东师范大学搞过很多次关于米兰·昆德拉的讨论会，一度非常着迷，但是过了几年我就有了一个判断。在我看来，米兰·昆德拉是被高估的作家。他当然是个不错的作家，但是还没有好到我们心中真正大师级别的那种。后来我就对昆德拉没有兴趣了。我只看过《玩笑》、《不朽》、《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有限的四五本。我在清华大学讲课的时候也是这个观点，实际上他在欧洲也不是非常重要的作家。

村上春树是个非常聪明的人，修养很好，涉足的领域非常多，对古典音乐、流行音乐、类型小说等都非常熟悉，他对卡佛有研究，对日本文学史也很了解。我说他聪明是因为，他会把古希腊、欧洲的传统融入到日本文学之中，跟当代生活作一些关联。但根本上说，村上的写作是去历史化的，他不敢直接面对历史。我对村上很矛盾，有时候我会给学生推荐村上的作品，学习他模糊、暧昧的地方，但是我又希望他们不要被迷惑住，他那些东西都是拼凑起来的，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海边的卡夫卡》。我对村上春树的一个观点不会改变，他回避问题，不敢直接面对托尔斯泰当年面对的问题。托尔斯泰写作面对的问题很要命，谁都愿意成为卡列宁夫人（即安娜·卡列尼娜），因为卡列宁是官员、性格好、有修养、富有，但他认为他的生活是最空虚无聊的，可是村上不回答这些问题。村上的美，在里面有强烈的虚无主义，迎合了当代人。我对他有肯定，至少比昆德拉的肯定多一点。

余华的《第七天》问世的时候，记者就打电话过来问我有没有看，还给我下“命令”赶紧去买。后来又开研讨会，所以我就去书店买了一本，在接孩子的时候用两三个小时看完了。当年《兄弟》出来的时候，批评界对他有一致的意见，相反的意见过了很久才出现。所以我觉得，对余华创作来说，他可能非常困扰：“为什么那么多人跟我过不去？”我不认为《第七天》是一部没有价值的作品，里面思考了很多问题。比如他写人死后的状况，一开头写鬼魂的世界，读了以后毛发倒竖。写人死后的世界，也是我想写的东西，所以一开始我有很大期待，这是在写但丁的世界。但余华最后还是把鬼魂的世界跟人的现实世界做了一个对接。余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处理，我相信这跟他最近一段时间里的文化思考有关。也许我以后会在北京问他，为什么对现实有那么强烈的义愤。小说最后写死无葬身之地，我突然明白，死无葬身之地这样一个悲剧性的东西，一直盘踞在余华心中。

（早报记者 石剑峰 记录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