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国之秋与……“魔鬼”的灾难之冬

李公明

近日读美国历史学家史蒂芬·普拉特（Stephen R. Platt）的《太平天国之秋》（黄中宪译，卫城出版，2013年5月），最大的收获是从国际关系的新视角重新思考和认识这场内乱的变化与最后结局。

该书的新视角即“本书的基本论点之一，乃是一八六一年美国内战的爆发迫使英国有所行动，从而影响了中国内战的终结”。作者认为，中国与美国是当时英国两个最大的经济市场，这两个国家的内战使英国面临同时失去这两大市场的风险。英国必须想办法让它们恢复秩序。英国本可能介入美国以重启棉花贸易，但却选择投入中国的内战，“英国靠着对中国内战放弃中立，才得以对美国内战保持中立”（作者序，第24页）。当然，从国际视野的角度看太平天国，前人也所在多有；谈到太平天国失败的时候，西方列强尤其是英国人对中国内战的态度急剧变化也是必然会论述的重要问题（近代史的相关著述如徐中约《中国近代史》第十章、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第五章、费正清编《剑桥中国晚清史》第六章等，遑论众多关于太平天国的研究专著、论文）。问题是，该书从美国学者的角度出发，研究以英国对介入中、美两国内战的比较而解释英国对中国内乱转变立场的内在原因，这无疑是很有价值的学术探索。

在该书第十一章“十字路口”，作者首先说明直到1861年美国爆发内战之前，英国在华贸易是如何跌破预料地有所增长；然后论述了美国内战既导致英国对华贸易一落千丈，同时导致美国市场对英国茶叶需求的消失（第282-283页），而在经过英国政府、国会的激烈辩论之后维持的中立局面，如何随着1862年1月那艘离开上海驶向英国的邮船而隐然露出了变化的预兆——“那场正要袭来的风暴”（第300页）。但问题是，在接下来的篇章中作者却未能把英国政府如何改变其对中国内战的中立态度的过程，尤其是如何与对美国内战态度的关联充分、明晰地论述出来，虽然讲述了1862年《泰晤士报》的主编们如何希望对太平军动武，以及如何以此弥补英国在美国遭受的损失（第337-338页），但光是对一份媒体的分析和表态实在未能说明英国对华态度转变的动因和过程。接下来在讲述阿思本的英国舰队如何成为既成事实，而在这时候保守党议员仍然就英国政府在对美国与中国的政策中的取舍提出强烈批评（第356页），这本来又是作者从其研究立场出发进行详尽分析的机会，以夯实该书关于英国的选择背后的经济利益动因的核心结论。可惜的是作者并未做到这一点。对立论真正起作用的是在英国舰队遭受挫败、对中立政策的转变受到英国朝野的普遍反对的时候，英国首相关于“在中国的冒险举动已协助英格兰顶住美国内战对其经济的冲击”的辩解（第393页）。但是，这种辩解只是以后来的事实为依据，从逻辑上讲与论证中立政策的突然改变仍有差距。作者最后也指出，英国所获得的好处实际上并非因为介入政策和内乱的平定（第417-418页），这就更需要在关于介入中国的选择动因上有更周密的思考和论证。去年7月作者接受《东方早报》记者的采访，对“你认为中美同时进行的两场内战是有关联的，你是如何得出这个观点的？”的回答，仍然只是重复书中的论述。

关于英国的介入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对太平天国最后覆灭的结果产生影响，本书作者认为这种介入是“至关紧要”的，或许仍然值得讨论。但是他所描述的介入的复杂性和奇特性，的确反映了对历史情境的洞悉。而更有价值的是，书中的确着力于对外部观察者如何认识、思考和讨论这场发生在另一个帝国内部的事情，“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自己的判断，努力说服本国政府站在其中一方去积极介入……他们彼此的意见往往针锋相对。其中有些人按良心办事，心怀善意，有些人则不是”（作者序，第27页）。书中这些部分的论述和分析，的确是颇为引人入胜，因为从中可以看到人道主义干预与帝国主义政策是如何在像英国这样的宪政国家的外交政策中纠缠在一起的，以及两者之间的那条分割线的“走向与曲率”（同上页）。作者在结语中介绍了日本明治维新政治家伊藤博文在1909年发表的观点，即如果没有英国介入，太平天国将获得成功；而介入则使清廷延续，并推延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对此，关键之处就在于对太平天国政权性质的认识，必须提出的问题是：他们的真实纲领与所作所为真的能够把中国导向现代化吗？

另外，作者以洪仁玕作为太平天国的核心叙事，固然是与其国际关系、现代化的研究视角紧密相关，但是这样做的前提是应该论述洪仁玕在太平天国运动中

究竟占有何种地位、产生何等影响。但是作者在书中对此似乎没有正面论述，只是从一些侧面说明“尽管他如此用心，尽管他的下属才干不凡，他在太平天国朝廷里却觉人单势孤”（第205页）。因此难免让人有这种印象：该书只是从与英国的交往关系出发，把他作为这个关于“介入”的故事的核心人物而已。

由这部太平天国史新著，想起三十多年前读大学时，班上同学曾与老师争论太平天国是否“农民革命”，继而想到由于主流话语研究体系仍然在建构、维持原有的历史表述与解释文本，在这种文本主宰下的国民历史知识教育至今仍然是陈说相因，尤其是在类似“农民革命”这样的命题中。当年史学界盛开所谓的“五朵金花”（通常是指中国历史的古代史分期、资本主义萌芽、封建社会农民起义、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和汉民族形成这五个命题），几代人的学术生命纠缠于此，其所得者如同顾颉刚在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所言，“直陷于痴人说梦，其效惟有哗众愚众而已”。

回到“太平天国之秋”。潜藏在历史研究的国际视角中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无论外部因素如何产生影响，对事件、运动、政权等研究对象的性质判断仍然只能由其本身的内在性来决定。而在当下的中国革命史研究中，国际视角的叙事往往被用来遮盖或扭曲对国内的运动、政权等性质的认识，这是应该警惕的。当然，这里丝毫没有认为该书有此嫌疑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