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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报记者 许荻晔 发自北京
同为50后作家,王安忆与莫言相交已久。王安忆透露,莫言在刚认识她的时候,对她存有偏见,觉得她是“上海来的所谓女作家”,而她之所以能令莫言改变看法,在于食量:“他非常惊讶地问, 你怎么吃这么多?! ”
昨日,王安忆出现在由北师大、腾讯书院合办的北师大国际文学讲坛,与莫言共同探讨“小说的生活”。
小说家与“地毯女工”
莫言回忆,1987年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德国,其中有一个活动是去游乐园,坐过山车时与王安忆一排,“我是个男的,还吓得满头虚汗尖叫连连,王安忆心里或许也紧张,但是一声不出,表现非常镇定,当时我就想,王安忆的定力真好啊!”
2001年,莫言、王安忆应译者之邀去瑞典旅行,但登机之前,机票出现问题。莫言说当时自己在首都机场非常气愤,一定要与航空公司理论,“但是王安忆非常冷静,她说, 不要吵,关键是我们下面怎么办,你们能不能帮我们想办法。 ”
“我当场就觉悟了。”莫言说,“我现在也老是教育我女儿,不要说这说那,关键是要如何解决问题。”
而王安忆说,当时她之所以能有这场瑞典旅行,也是莫言促成的。翻译家陈安娜夫妇打算邀请中国当代优秀男女作家各一名,最初只确定了莫言,而莫言向他们力荐了王安忆。
现场,两位小说家还以自家的文学感觉品评对方。王安忆现场问莫言是否迷恋武侠小说,莫言承认确有一段时间废寝忘食,熬夜读完所有金庸小说。王安忆解释,她觉得莫言小说中存在一种“过招”感,即你出一招,我出一招,最后还会有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高人,使她怀疑他是武侠迷。
而莫言则向学生打趣。“如果你们有机会跟王老师握手,会发现她的手非常硬,像男人的。这让我想到地毯女工,因为长期工作手变得粗糙,但她们织出一幅长卷,花纹细腻,图案丰富,风格绵密,好的小说家就像好的地毯女工。”
要是我们一起得诺奖
在瑞典参观时,莫言与王安忆去了高行健获诺贝尔奖时住过的酒店,“当时大家就说希望有朝一日莫言能得诺贝尔奖,但莫言这个人特别忠厚,他怕只提他我会难过,就问,有没有过两个人一起得诺贝尔奖的先例。人家就说,有的有的。”王安忆回忆。
“要是2012年我们一起得诺贝尔奖,该有多好啊。”莫言笑着接了一句。
除了莫言,迫切希望王安忆得诺奖的还有复旦教授陈思和。莫言当时邀请陈思和夫妇一起去瑞典,回来之后他们跟王安忆提出:“我们燕尾服也做了,旗袍也做了,放着太浪费了,你就得一次奖让我们再穿一次吧。”
莫言并不认为得奖就证明自己水平有多高,只是证明了“中国很多作家都具备获奖的资格”。他认为1950年代出生的中国作家,持续创作至今,大家已各有擅长,谁也不比他差,反而很多人写的东西他写不出。“如果王老师得奖,她受到的争议一定比我少。”
“那不一定。”王安忆辩解,“我得奖也一样有人要骂的。”
“有人骂是肯定的,但对你的争议肯定没我那么多。”莫言又强调了一遍,微笑着。
对于莫言获奖,相比外界的喧哗骚动,作家圈反而平静。王安忆说,圈内共识是“莫言现在蛮苦的”,“前几天阎连科还说,莫言真是过着非人的生活啊。”
“我觉得只有莫言能顶住这个奖,因为他身体好。在政协会议上被那样围追堵截,自己都不能出现在公开的地方,一出现就会被抓到,那么多事情要应付要克服,这需要多少体力与心力啊。”王安忆感慨。
“我现在希望中国赶紧再出现一个获奖作家,这样我就可以退休了。”莫言说。
不是为翻译家写作
莫言表示,在西方,对诺奖的热情可能一两个星期就过去了,一个大学里可能有十几个教授都得过,学校的奖励最多是一个车位。而国内对此持续关注,他感到特别大的压力。
王安忆认为,理解诺奖在中国被赋予的意义,需要从中国的现代化愿望开始,“我们向往西方、希望被西方了解的愿望,像强迫症一样,从上个世纪初开始延续至今。”她认为在普遍对中国文学不甚有兴趣的西方文学世界,莫言能够得奖,“很为我们争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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