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在回顾2013年工作时称：“强化境内外追逃追赃工作，追缴赃款赃物计101.4亿元，会同有关部门抓获在逃职务犯罪嫌疑人762人。”随着我国加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并加大与国外谈判协商力度，近年来失踪官员被引渡或遣返归国受审的案例越来越多。
在审议最高检报告时，一些代表委员指出，要从制度设计上、加大反腐败决心和力度上努力啃下“追逃”这块硬骨头。同时，应多管齐下加强对“问题官员”监管，从制度上扎紧防止官员外逃的篱笆。
“问题官员”外逃现象值得警惕
在过去的一年，一些“问题官员”忽然“失去联系”、外逃出境时有发生。一些代表委员认为，由于经济犯罪的多样化以及反腐高压态势持续，“问题官员”外逃现象出现的风险或将有增无减。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宁波滕头集团董事长傅企平指出，由于这些外逃“失联”的官员多涉及经济岗位，手握审批大权，权力寻租机会很多，而且涉案金额巨大，至少上千万，动辄上亿，损害了党的形象，给国家和人民带来损失。
最高检有关公开数据显示，自2000年底最高检会同公安部组织开展追逃专项行动以来，至2011年，检察机关共抓获在逃犯罪嫌疑人超过1.8万名。
“追逃”是场硬仗
此前外逃的“问题官员”一般聚集在金融、财税、交通、国资、国土等领域，近年来，也开始由“热门”部门向“冷门”部门蔓延趋势。如2013年6月湖北省公安县政府通报该县畜牧兽医局局长蔡道明“失去联系”，广东也先后发生2起县区政协官员“失联外逃”。而且。此外，养老金、保障房、三农资金管理等与民生相关的政府部门官员外逃数量呈上升态势。
“贪官不打无外逃之仗。”傅企平代表说，“仓皇出逃的少，预先谋划的多，一些官员把出逃作为最后的底线，事先做好了资产转移、家属外迁、多本护照等多种准备工作。”如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原局长蒋基芳、河南省高速公路发展有限公司原董事长童白言，出逃前妻女均已移民定居国外。
司法界一些人士介绍，2003年，我国签署《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但迄今与我国缔结引渡协议的多为发展中国家，而一些容留外逃官员最多的国家，在与其建立引渡协议方面进展困难，成为反腐面临的巨大挑战。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陈云龙说：“从目前来看，一般贪官外逃引渡工作是由中纪委、外交部、公安部、检察院集体来开展的，检察院负责的是搜集犯罪证据。难就难在一方面如果是偷渡，可能不知道去了哪个国家，另一方面也与潜逃国家的法律制度、对中国的友好程度有很大关系。”
扎紧“问题官员”外逃的篱笆
最高检工作报告指出，2014年检察机关“将与有关部门密切配合，深化反腐败国际司法合作，加大对外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追捕追赃力度”。对此，一些代表委员和专家学者建言献策：
全国政协委员、江西师范大学教授王东林表示，由于国内外经济社会联系越发紧密，越来越多的普通党员干部也具备移民海外的机会和能力；与此同时，对地方基层干部出入境管控相对宽松，全方位扎紧预防官员出逃的篱笆显得紧迫。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监察厅副厅长兼预防腐败局副局长何建洋说，应加快制定惩治和预防腐败的法规。现在对外逃官员的判刑主要依据刑法，处分主要依赖一些条例和规定。他认为，当前是比较好的时机推出“反腐败法”的很好时机，完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规划。
与此同时，日常监管尤为重要。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建议，加快推进官员财产公开工作，对“裸官”需要尤其关注，这样才能建立起事前预防体系。要建立公职人员的名单管理体系，建议把官员以及家属利益关联人在银行证券房地产等行业的信息，纳入监督平台。
此外，还应加强同其他国家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深度合作，建立贪官的引渡回国机制。有代表建议，用缺席审判制度来阻击“失踪”官员。通过建立缺席审判制度，可以明确要求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对于公约所涵盖的腐败犯罪所得的财产，被请求国没收后，应给予请求国法院作出生效判决”，甚至返还请求国，利于挽回国家损失。(记者甘泉、史卫燕、商意盈、杨依军)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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