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跃进”浪潮中的奶业发展（上）

曹幸穗 顾佳升 张苏

非常具有历史韵味的是，我们关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奶业发展的论述，是从毛泽东案头上的一叠关于乳品短缺的人民来信开始的。

新中国长达20年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建设实践，为奶业发展夯实了基础。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经历了接二连三的剧烈政治运动，经济建设大起大落。这对奶业同样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冲击和损害。

不过，在当时，牛奶及其制品的消费者主要是城市社会上层及婴幼儿，此外还与政府的物资特供、援外等制度有关，因此，乳品具有某种“政治食品”的属性。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以及“文革”动乱来临时，我国奶业都得到了“政策倾斜”的庇护和物资分配的照顾，减少了在灾害中的损失。每次灾后也都得到较快恢复和发展。

对于奶业这类社会需求高度分散的产业，过高比例的国营计划管理，在实践中常常会遇到许多政府不易调控的难题。历史的发展轨迹证明，多少年以后，我们不得不用“改革开放”来“拨乱反正”，把发展奶业的重任还给社会和市场。但是，我们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包括奶业在内的整个国家经济迟缓了至少20年。

1958年的中国奶业在中国奶业发展史上的地位非同寻常。因为此后很长时期的奶业发展道路，以及后来这条“奶业之路”上所发生的曲折坎坷，都与这一年的经济政策密切相关，影响甚为深远。

1958年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第二个五年计划”开始之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这些在中国经济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经济事件就发生在“不平凡”的1958年。在“大跃进”浪潮中，全国农村一哄而起，大办人民公社。在没有经过试验试行的情况下，动用强大的国家行政力量，只用了一个多月就在全国“基本实现公社化”。全国74万多个农业合作社几乎在历史的瞬间就被合并成2.6万个人民公社。

1958年另一件影响至今的重大事项是颁布了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当年1月9日，经全国人大常委会讨论通过，毛泽东签署一号主席令，颁布了新中国第一部户籍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确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户口管理制度。它包括常住、暂住、出生、死亡、迁出、迁入、变更等7项人口登记制度。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确立了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

以上两件“国家大事”对于中国奶业发展的影响，恐怕还得留待后世的历史学家去评论、去撰述。因为只有在事过境迁、物是人非之后，只有在当年奶业领域的亲历、亲见、亲闻的“当事者”成为“局外人”之后，历史才能道出奶业领域鲜为人知的故旧往事，才能以秉笔直书的心态写出中国现代奶业史。

毛泽东批转乳品短缺

的人民来信

平心而论，1958年的日历翻过“元旦”这一页时，国内的奶业生产和乳品供应并没有发生任何异常，“大跃进”、“浮夸风”所造成的危害应当是1958年以后的事情。有统计资料表明，我国的乳品生产量，1952年是624吨，到1957年底的产量是10436吨，五年间增长了近17倍，发展的速度不可谓不快。(作者注：数据来源于1958年轻工业部食品局长朱康在全国利用耕牛挤奶现场会上的发言提纲。1957年的乳品产量有不同的统计口径数字，当年商业部的数字是10846吨。朱康在发言稿中特别说明他的数字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可是，为什么广大群众对市场的乳品短缺的感受如此之深，以至于事情的严重程度需要向国家最高领导人投诉呢？

1958年主管广东省奶业生产的负责人在“广东省第一届乳品专业会议上的报告”中，有一段明了而精辟的表述，回答了上述的问题：“解放以来，我国的乳品工业从无到有，由小到大。但是由于原来的基础差，底子薄，虽然比解放前有了大的发展，还是远远不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尤其是1958年人民公社化以后，农村儿童入了托儿所，妇女参加了劳动，城市就业人口也大量增加，迫切需要解决儿童乳品问题，所以有的地方乳品供应不足，小孩体质弱，母亲不能安心生产。据卫生部门调查，北京郊区因缺乳，许多儿童患软骨病，四岁小孩天门未闭，三岁小孩还不会走路。广东虽然未作调查，但缺乳的情况也很严重。如不很好解决，不仅影响妇女劳动力的解放，还会造成儿童营养不良、多病，直接影响第二代的体质。因此，大力发展乳品工业不仅是一项经济任务，也是一项政治任务”。

广东奶业领导人的报告，不仅道出了乳品短缺问题的严重性，也说明了为什么人民会直接给国家主席写信，以及为什么毛泽东收到来信后立即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商量，将发展奶业生产的政治任务批转给有着“延安大生产”经验的开国将领、时任国家农垦部长的王震将军。

一瓶寻常的“牛奶”已经成为影响“革命后代健康成长”、影响亿万年轻母亲安心工作和劳动的“国家政治大事”。

当年给毛泽东写信的那些年轻母亲们，如果今天还能看到我们所写的这段历史，当是耄耋寿星了。让她们当年万万想不到的是，贸然向毛主席反映买不到牛奶的来信，成了奶业发展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事情，过去没有过，将来也不可能再有了。

由国家主席直接过问“饮奶食酪”这类家常小事，这本身就是“喜忧参半”的事情。喜的是，人民买不到奶，孩子喝不上奶，直接向国家领导人反映，向政府反映，说明新中国的人民政府在人民心中受到高度信任。忧的是，世界上确实没有过由国家元首批示“牛奶生产”的事情。这种事应当由社会自行去解决。如果这类“小事”都必须由国家最高领导人亲自批示解决，只能说明我们的经济制度设计发生了问题。批示只能解决燃眉之急，是权宜之计，不可能最终解决像“乳品短缺”这类本该由社会和市场解决的问题。

王震受命时的奶业格局

作为一个久经沙场的开国将军，王震接过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发展奶业的批示时，一定会习惯性地面对中国地图，静静地思考怎样打赢“增加乳品供应”这场硬仗。展现在他面前的这幅中国奶业分布版图上，画上了许多斑斑点点的红五星，那是已经建立了奶牛场的地方。令他高兴的是，全国的大中城市，很少留下空白。

有人作过一份不完全的统计，1958年时，我国的国营奶牛场已经有了一长串的名单，除了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和部分城市的国营奶牛场之外，还有：辽宁沈阳辉山畜牧场、塔山畜牧场、铁岭种畜场、锦州畜牧场、大连奶牛场，吉林长春市畜牧场、农大奶牛场，黑龙江红色草原牧场、哈尔滨松花江奶牛场、香坊农场，河北芦台农场、保定畜牧场，山西太原农牧场、大同奶牛场、山阴农场，陕西西安草滩农场、奶畜公司第一奶牛场，内蒙古呼和浩特大黑河奶牛场、包头黄河奶牛场，宁夏平吉堡奶牛场，甘肃兰州段家滩奶牛场，青海西宁奶牛场，新疆呼图壁种牛场、五一农场，山东济南乳品公司奶牛二厂、青岛畜牧公司李村奶牛场，安徽合肥保健奶牛场，浙江杭州牛奶公司奶牛场，广东广州畜牧场，云南昆明农垦奶牛场，等等。还有部分集体奶牛场，如规模较大的河北省石家庄市奶牛场、山西省太原市小店奶牛场等等。

这一年，根据当时主管食品工业的最高行政长官、轻工业部食品局局长朱康“在全国利用耕牛挤奶现场会上的发言”，1957年，我国有奶牛18万头。朱局长在发言中特别声明，这个18万头的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因为当时对我国的存栏奶牛的统计数字还有14.5万头、15.98万头等。

以朱局长的官方数字为准，以全国解放时我国有奶牛10万头为基数， 9年间增长了八成。但是，与日益增长的乳品需求相比，这种状况显然远远不能满足人民的需要。

为了说明乳品供应短缺的严重性，朱局长在他的讲话中还从国际的视野上作了比较：1957年全国牛奶产量15亿公斤，人均只有2.5公斤。而当年苏联的人均鲜奶为245公斤，新西兰为205公斤，瑞士为200公斤，美国为136公斤，英国为147公斤。这位负责食品供应的官员最后的结论是：“这说明我国的乳制品奶产品还差很远！”

王震将军接过奶业军令状时的全国奶业格局，最简单的表述可以归结为一句话：1958年初，全国共有奶牛18万头，年产牛奶15亿公斤。

这个奶业数据作为客观存在的经济基础不可能更改，而作为上层建筑的政策资源是否能给王震将军助一臂之力？当时的政治经济环境也不容乐观。

首先，18万头奶牛分别属于国营、公私合营和人民公社集体所有。三种体制的奶牛比例大致是6 3 1。国营占有奶牛总数的60%，公私合营有30%，农村集体有10%。按照1954年颁布的公私合营的政策规定，公私合营的奶业企业的资方股息以每年5%的比例提取，提取完股息后自动转为国营。如果从最后完成全行业社会主义改造的1956年算起，到1963年就全部提取完毕，所有公私合营企业自动完全转成国营企业。实际上，后来的发展远比政策设定的年份要短，许多的公私合营企业在1958年就已经转制了。最终，我国奶业的所有制结构是：90%是国营企业，10%是集体企业。对于奶业这类高度分散的社会需求和产供销数据瞬息万变的产业，过高比例的国营计划管理，实际上很难运营。国家如果要改变奶业生产或分配的某项计划指标，就会出现当年社会上流行的“顺口溜”的情况：“队报社，社报县，一直报到国务院；国务院，下文件，层层传达回到县。公社开完动员会，回到村里又过年”。由于产业计划管理的链条过长，调控的层次过多，不仅减弱了行政效率，而且经济信息在统计传递过程中也会发生失真、扭曲的情况，降低了计划管理的有效性和时效性。

其次，1958年颁布的城乡分离的户籍制度，对奶业发展的直接影响也很大。这个条例以法律形式严格限制农民进入城市，限制城市间人口流动，在城市与农村之间构筑了一道高墙，形成城乡分离的“二元经济模式”。奶业具有“亦城亦乡、亦牧亦商”的特点，它天生就是城乡结合的产物。现在以户籍管理的制度藩篱，人为地将它从城乡之间拆开，失去了城乡联系的中国奶业，已经不是正常的“两条腿走路”，而是一条粗一条细，一条长一条短。很难设想，没有数以亿计的广大农民参与的奶业生产，能够发展成满足几亿人饮食需要的健康产业。事后经验表明，直到改革开放以前，虽然国家每当乳品供应紧张时，经常会想起并动员农村社队加强奶业生产，但是始终收效甚微，原因就在于广大农民无法越过因户籍制度造成的经济藩篱。

第三，国家为了加快建立强大的工业体系，将原来的“农、轻、重”的经济发展战略不合时宜地转变为“重、轻、农”的次序。经济棋盘上的这几粒棋子的位置改变，对中国经济发展格局的影响，无论怎样评论都不为过。因为，重工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需要大量的财富积累。而新中国从一穷二白中走过来，当时还不足以形成快速发展重工业的基础和条件。过快发展重工业，全民大炼钢铁，必然会削弱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结果造成农产品供应短缺，生活用品紧张，最终酿成了一个长达三年的“困难时期”。显然，三大产业位置的改变，对奶业生产也造成了不利影响。

以上分析了从1958年开始的许多经济政策对奶业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虽然此后我国奶业仍然在艰难中蹒跚前行，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横在“奶牛司令”王震将军面前的“中国牛奶之路”，肯定不会是一马平川、千里坦途。

（未完，待续）

（作者曹幸穗系中国农业历史学会副理事长、作者顾佳升系上海奶业协会专家委员会副主任、作者张苏系中国农业博物馆馆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