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分两头记夏公

刘绍铭

史学家唐德刚跟文学批评家夏志清原是好友，后来因《红楼梦》的定位问题引起意气之争。唐先生认为夏志清太崇洋了，读中国文学作品时处处“以夷变夏”，因此写了《红楼遗祸——对夏志清“大字报”的答复》长文，发表在台湾的《中国时报》，内有十八个小标题，其中有“疯气要改”一条。

局外人看了这小标题，一定会感到诧异，唐德刚教授这篇论学文章，怎会笔锋一转，说起近乎人身攻击的话来？但“疯气要改”这句话，在夏先生的近身朋友和学生听来，实在非常“写实”，因夏先生早有“老顽童”之誉，只是为了尊重他，不好意思在传媒公开说出来而已。

夏先生怎么会“疯”？李怀宇为《时代周报》访问了夏先生，向他求证一个广为流传的笑话。李怀宇问他，当年他跟王洞女士结婚时，有没有当着太太的面对唐德刚讲过“下次结婚再到这地方来”的话？“这地方”是Plaza Hotel，纽约当年最有名的酒店，吃午饭都很贵，当天他只请了十五位老友。最后夏先生笑着回应李怀宇的问题：“我说，这地方真好，下次还来。……我乱说疯话，自己说了什么，都不记得了。”

夏公在朋友间的言谈，有时不假思索，冲口而出。他很欣赏自己的“脱口秀”，认为本领跟Bob Hope“不相上下”。Bob Hope是在英国出生的美国人，“one-liner”喜剧演员。他做show时一个人在舞台上自言自语，以英式腔调和幽默语言拿时事和当朝政客的言行来开玩笑。他话不多，所谓“one-liner”正是“一句”到家的俏皮话。

夏公的“俏皮话”多多，见于书面者有之，传闻听来者有之，但耳食之言，恐怕传闻失实。我这里且记两则我现场所见所闻的夏公的“one-liners”。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我就读的印第安纳大学召开了一个文学会议，夏公来了，张爱玲也来了。当晚在欢迎酒会上，我带着一位洋同学和他的香港太太拜会夏公。洋同学身高六尺，夫人比他矮了大半截。夏公瞄了他们两位一眼，指着眼前的彪形大汉问他身旁的“小女子”道：“How come？He is so tall and you are so short?”（怎么搞的，他这么高，你这么矮？）半个世纪前的事了，已记不起当时那对夫妻怎么反应，无论如何，一定窘死了。

酒会在比较文学系主任Horst Frenz教授公馆“后花园”举行，与会客人各自擎着盛着液体的水杯带着礼貌的笑容在草地上跟旧雨新知打招呼。夏公这时是哥伦比亚大学东亚语文系的副教授，耶鲁大学给他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1961）深得行家赞赏。

我这个“研究生”一直跟着夏公跑。他耶鲁毕业后第一份差事是在一家小学校教英文，转到哥大来教中文是近两三年的事，因此在这个会议上他实在没有几个是同行的熟人。幸好按会议规矩与会者左襟都挂着名牌。这时我看到夏公正拿着一位中年“洋人”的名牌在打量着。“呀！A. C. Scott!How come your new book has so many mistakes!”（怎么搞的，尊著怎会有这么多的错误！）夏公的口头禅是“how come”,怎么搞的，值得一提。

A. C. Scott那时是常春藤康奈尔（Cornell）大学教授。夏公提到的他的新书是Literature and the Arts in Twentieth-Century China（《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艺术》）。这本书，薄薄的一本，事后我买回来看，少见原始资料，勉强可说是一种谈文说艺的“报道文学”。夏公的话一完，我即借故离开现场，不知司各特先生怎样应付这个“how come”的难堪问题。

纪念夏老师的文章很多。我认为最有见地、最中肯的一篇是何谷理（Robert Earl Hegel）写的《我的老师夏志清》，经董子琪翻译后刊在《时代周报》文化版。何谷理是夏老师的大弟子，现为密苏里圣路易城华盛顿大学东亚系主任。他说：

也许有不少人说过夏老师是怎样的人，尤其关于他的智力超群和机警灵敏。他喜欢聚会时玩bad boy、品评议论、语出惊人……大概他在公共场合就是喜欢揭人短，一针见血吧。我竟然有时候都不知道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表面上他简单，喜欢开玩笑，处处吐槽，但实际上他深沉复杂，热爱文学和写作的艺术。我觉得我应该看到了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

在“不同场合下”的夏老师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可以这么笼统地说一句，他说话有时“口没遮拦”，且像“大炮”（“loose cannon”），可是笔之于纸的文字，就细微绵密多了，尤其是英文的书写，处处看出夏公立言的深思熟虑。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夏公两本扛鼎之作《中国现代小说史》和《中国古典小说》先后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志清教授在台湾的文坛和学界，打句俗语说，“红得发紫”。

夏公在台湾成大名后，自然有不少文艺晚辈拿作品请他“斧正”，或拿原稿给他看，请他写序。其中一位索序的是於梨华。他替她的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写的序文，在颜元叔看来，是“任性的、松散的文字”。此序文我没有看过，且抄录夏公在《劝学篇——专覆颜元叔教授》一文说明究竟：

该序是我第一篇评论台湾文学的文章，写于民国五十五年，那时我台湾小说看得太少，可能把《又见棕榈》评得高了些。但我行文态度是严肃的，对小说主题和结构的分析我认为是周到的。但写序不同于写书评，更不同于写论文，我既受托于人，在“序”里给作者最大的鼓励，我觉得是应该的。

夏公虽然解说为人写序是间接“给作者最大的鼓励”，但也掩盖不了自己“误读”於梨华作品的事实。他开始注意到一般论者对於女士的作品评价不高，自己亦看到她后来的作品如《燄》和《考验》等“实在写得不太好”。

《劝学篇》以“专复颜元叔教授”为副题，占一万五千多字的篇幅。他在颜先生的著作里找出一些“大有问题的论点”，再一一指正，所谓“劝学”，亦不外如此。颜元叔并不欣赏钱锺书的《谈艺录》，认为这只是“一部现代人的旧式书，一部诗话而已”。夏公却有不同的看法，藉此机会“劝学”，认为《谈艺录》是中国诗话集大成的一部巨著，而钱氏的功力，“比起随便拿一首中国诗来分析一下，凡是蜡烛皆是男性象征，凡是香炉皆是女性象征的玩票式赏鉴，真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夏公“劝”颜元叔“学”的文字篇幅太长，无法也不必在我这篇短文一一引述。最令夏公不解的，是颜元叔教授对德、法文的单字，连发音都不会，因为他至少读过法文，而德文即使未读过，德国人姓名的发音，英文大辞典都会标记出来，因此他不明白为什么一向音译为“海涅”的德国大诗人Heine，到了颜元叔的笔下，竟变成了“海因”。

搁下德文、法文的音译错得令人费解的问题不谈，夏公感到“诧异”的，是颜元叔连英国名人的姓氏也会读错。譬如说伊丽莎白一世手下名臣Earl of Leicester中的名字“Leicester”，辞典引述的读音是“lesta”，音译因此该是“赖斯特”或“莱斯特”，因为“Leicester”中的“ce”无音。大概颜元叔不知究竟，把这位伯爵的名字译为“李色斯特”。

从以上的“劝学”语言可以看到，在知识的层次上，夏公戒律分明，君无虚言。何谷理说在公共场合听夏老师说话，“竟然有时候都不知他到底在开玩笑还是说真的”。读先生的文字就不会有这种困扰。《劝学篇》说的是真话。他在英文稿“Hs Chen-ya's Y -li hun: An Essay in Literary History and Criticism”（试从文学史与文学批评观点论徐枕亚的《玉梨魂》）中对Perry Link（林培瑞）的著作Mandarin Ducks and Butterflies: Popular Fiction in Early Twentieth-Century Chinese Cities（《鸳鸯蝴蝶：二十世纪初在中国城市流行的通俗小说》）的评价也是真的。林培瑞花了不少篇幅个别讨论徐枕亚的《玉梨魂》和张恨水的《啼笑因缘》，但除此以外他再没有好好地讨论过其他也有相当代表性的“鸳鸯蝴蝶”派作家。以下的话得引原文：This“adequately betrays his limited reading knowledge of this branch of fiction and also his superficial command of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由此可知他阅读这一流派的小说的能力有限，亦可看出他对中国古典文学认识之粗浅）。

真是“言重了”。可以想象Perry Link看了夏公对自己这样评价，心里不会比颜元叔“受教”后好受。夏公在纽约有一位私淑弟子殷志鹏教授，编写了《夏志清的人文世界》一书，其中有言：夏公“独来独往，不喜逢迎。人到无求品自高。……四十年来，他一直以真才实学，在美国学界争一席之地，从不在洋人面前低头、折腰。这种 国士 风格，足可做我们美国华知的榜样”。

夏志清先生在公共场合不时失仪、失言、失态，不知是否可以用《世说新语》“任诞”一条作解说：“阮籍嫂尝还家，籍相见与别。或讥之，籍曰： 礼岂为我辈设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