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历代篆书

朱东润

进入工业社会，一切都求高效率，但是艺术是不能求高效率的。书法是一种艺术，特别在篆书方面。但是有些人还仍在求高效率。我希望容许有保留意见。上年度报上记载法国留学生学篆书的经验，这是错误的。篆书的要求是安祥，是稳妥，是准确。如何能求得安祥？只有从事长期锻炼。中国的篆书要从什么开始？不说书法从甲骨文开始，因为工具不一样，是用刀刻的。铸鼎文是铸件，也不算。我主还是从秦篆开始。自秦开始用笔普遍了。大约秦篆李斯是第一个书法家。

是不是这样，不敢确定。

现在看到的秦篆有：泰山刻石、琅琊刻石。会稽刻石和峄山刻石一般公认为宋人摹写的，不算。

泰山刻石，以前只知道有二十几字本，后来又慢慢地少了，少得只剩下八九个字。这没有什么希奇。石刻总是要模糊的，石头也会风化。逐步减少，原是常事。但是中国人的拓本自唐宋就传下来了。石头会风化，拓本不会风化。所以唐拓、宋拓能够传下来，就给我们一个非常大的便利。

琅琊刻石损坏不太大。北京博物馆还根据拓本留下了模刻，那真好。琅琊刻石有俯仰，有照应，非常好。

可是泰山刻石却损坏得太不象样了。是不是有好的拓本？有的，可是以前我们看不到。1976年上海书画社根据明安国藏本印了一百六十五字的藏本（缺五十二字），这确确实实是我们学写字的人的最大幸福。这个一百五十六字本，实在太好了。会不会有假的？不会的，因为这里的字迹，甚至原石的凹凸，完全和残存的一模一样，所以不可能有虚假。

附带地说一句，我很希望有人能根据《史记》保留的原文，把缺字按照秦碑的用笔，把碑上缺去的六十字补起来，作为一套完整的泰山石刻。

我有时也想琅琊石刻和泰山石刻不是一个人写的。当然后世说都是李斯写的，正如有人把大量的汉碑说是蔡邕写的一样，其实并不一定。我的想法还没有人提过，可能不一定正确。上海书画社的印本是好，但是也有不足之处。既然找到安国收藏的原本，为什么要缩印，同样大不更好吗？

倘使把泰山刻石和琅琊山石刻比较一下，以前我总觉得琅琊石刻好，有风韵，美，那时我对于泰山石刻，因为字太少了，不敢下断语。可是较好的泰山石刻出版了，沉着端重。把这两种比较一下，我觉得泰山石刻好，端重的总比风韵的好。当然这还是根据各人的审美观点看，我的结论不一定正确。

篆书到汉代又有一个变异。秦篆结体是长的，汉篆结体是方的。从长到方，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倘使我们以楷书或行书作比例，我们看到的二王的结体是比较长的，唐人开始以后是方的，甚至是扁的。清代翁方纲提得很正确，结体长的是美的，因此二王的行草是美的，初唐比较长一些也是美的，中唐以后就算是第二了。这一种看法在应用到篆书方面，那就是说汉代的开母石阙、石室石阙，以及此后的《国山碑》都是扁扁的。形制虽然古雅，但是比秦碑完全不同了。东汉的《袁安碑》是非常好的。这一块碑的篆法非常好，而且这一块碑有两个碑眼，更切实证明是汉代的，绝对不可能假的。我曾经得到这块碑石的裱件，真美。不知为什么，这块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去了，对我就是一个极大的损失。希望得到的好好地保留下来，那么对于国家文物竟不是什么损失。这块碑石清代末年才出土。“文革”之中，这块碑石据说在河南一所小学里作为乒乓球板，后来又失去了。可能还会出现，但是出现的时候，必然是曾经受到各种磨损。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碎。有什么办法呢！《袁安碑》有石印本，差得太远了，真不耐心看。

在三国时候，东吴出现了两块刻石，都非常特殊。一是《天发神谶碑》，没有看到原拓，有印本，书法相当特别，不免有些做作。还有国山刻石，这是就宜兴山上一块大石四围刻着的，气势磅礴，一时还找不到印本。从这两块刻石看，当时吴的文化事业是有很大发展的。

唐代书家很多，但以篆书名家的，只有一个李阳冰。冰字有人掉书袋，读为阳漱，其实不必，因为阳冰阴冰，古代本来有的，不需要改读。

李阳冰是唐代的一位名家。我见到《先茔记》《三坟记》《城隍庙碑》《谦卦》等。《先茔记》《三坟记》都写得非常敦厚，《城隍庙碑》就比较雕疏了。《谦卦》似乎太巧了，不够质朴，这个拓本我有过，“文革”中失去了。

后人把李斯、李阳冰称为二李。二李恰巧配上羲之、献之二王。我在最近学习中，感到二王并称是完全合适的。羲之上承前代，综诸字之所长，献之别开途径，启百代之先河。是确确实实可以并称的。阳冰比李斯，中间有一代的距离，可能还不够配合。

阳冰以后，一直到清代，方有篆书名家出来。

在清朝中年如钱坫、阮元、张惠言，都是篆书名手，但是都不够沉雄。尤其在那时候，大字在写法上，是把笔尖切断，因此一则运用板滞，不见笔意，二则下笔以后，随即枯竭，也看不到运用之妙。这一切都直待邓石如出来，才打开一个新局面。相传张惠言在徽州金家教书，金家建立宗祠，张为写好对联扁额，用大石刻好，一切都安排好了。一天张惠言在街道上看到邓石如在那里卖字，他佩服得了不得，回去和金家说起，决定把原来搞好的对联扁额都凿去了，一切改用邓石如写的字。这里正看到张惠言的服善，和邓石如的笔力。

至少可以说，邓的书法是不可企及的。他最初是卖字的人，每日写一大钵墨。笔力的雄肆，真可以说古今无二。他所写的《弟子职》大屏八幅，揭出三层，笔力不见减弱，这是何等的笔力。我有过，“文革”丢了。

从李斯、李阳冰到邓石如，这三位大家，在篆书上已经算是登峰造极了。邓石如的篆书是不是留下一条路，由我们去追求呢？有的。他的篆书是由隶书入手的，所以我们还不妨考虑由篆入手的一条路。不过要想象邓石如那样，以毕生精力专攻书法，我们是没有这个便利的。

是不是我们还可以说近代的几位有名的篆书家呢？我想可以提出三位。一位是李梅庵（清道人），他是写大篆的。他的及门弟子陈效韩和我说起，李是要在笔画相交的地位故意顿一顿，这就完全是钟鼎意味了。是不是应当如此呢？一位是赵之谦，他的笔法是飘逸的，完全是曹衣出水、吴带当风的味道。作画是完全可以，作篆是不是应当沉着一些呢？他的笔法是二李后没有的。还有一位是吴昌硕，经过日本人的推崇，吴的《石鼓文》成为当今独步。现在上海的书法会，还是吴昌硕一派的天下。不过我总觉得《石鼓文》是安排妥帖的，是平正的，吴昌硕的篆法一个肩膀高上去，一个肩膀垂下来。是不是这样就是最美，我想留给大家想一想。Diana Madiny的肩膀是平衡的，月份牌的女明星的肩膀是胁肩的，究竟哪个美，各人可以有保留的看法。

整理说明：朱东润先生从二十一岁开始习书，从篆书开始，再隶书，再行草，卓然名家，但谈书法论文公开发表者不多。近日因受委托编纂《朱东润文存》，从先生未刊文稿（主要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为书法讲座准备的讲义）中整理出三篇，此其一也。原稿前有一行写“一个故事”四字，与内容不合，故另为拟题。希望能保存先生有关书法的一些见解。陈尚君谨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