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最高潮“玫瑰星期一”大游行,历时三个月的科隆狂欢节在5日的“圣灰星期三”落下帷幕,科隆城终于慢慢平静下来,但街边的酒瓶、糖果纸、商店的各类怪异服饰和装饰品,依然令人回味这世界最大狂欢节之一的种种滋味。
不过,说实话,单从形式来看,现在这样的街头活动在欧洲真是太常见。戏剧化的服装、大花车、五花八门的方阵、锣鼓喧天的音乐、主题口号,经历得多了也令人不禁发问:科隆狂欢节是否只是更加隆重或者多了糖果和巧克力?
当然不是。狂欢节对德国人来说太重要,不管他们自己是否意识到。德国许多城市都有狂欢节的传统,德国历代学术精英们也为此做了大量研究:为什么同是欧罗巴的后裔,狂欢节却在德国格外声势浩大,狂欢与德国文化到底有什么关系?有意思的是,在德国人寻找答案的同时,我们也看到了他们如何定义与理解自己。
首先是德国的异教传统。通常来说,狂欢节在东西方都是指教徒在斋月来临前尽情享乐的时光,但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日耳曼民族接受基督教教化的进程要更为缓慢,日耳曼民族的各个分支都有各自精灵鬼怪的传说与仪式,狂欢便是其中一种。歌德的名著《浮士德》第一部中有一场“瓦尔普吉斯之夜”,描述德国各地乃至全欧洲的巫师与魔怪飞往德国中部哈尔茨山脉中参加魔鬼的狂欢节,就被认为是早期日耳曼人自发狂欢的写照。
这样未经正统宗教洗礼的狂欢仪式特点之一或许就是太容易失去分寸,事实上,即使当基督教在德国扎了根并且将他们的狂欢仪式“移花接木”纳入自己的宗教语境后,德国人狂欢的疯狂仍时常令教会和当局措手不及,1341年,科隆的狂欢节还曾因此被禁止长达四个世纪。
然后便是德国狂欢的民众性。或许正是由于自发,参与狂欢的民众大量使用直接表现日常生活的素材,更用自己的方式表达对社会现状的嘲讽与不满,闪现着民间文化的机智与诙谐,比如,当18世纪末占领了科隆的法国人重新允许科隆狂欢时,科隆的民众便用模仿法国士兵的方式对其进行讥讽,这一传统保留至今。而对于意大利威尼斯从宫廷假面舞会承袭而来的狂欢形式,还是歌德最直接地表达了不屑,认为那只是“退化了的、庸俗化了的狂欢式感受”而已,言语之间仍然是对德国狂欢全民性的赞赏。
对德国狂欢节传统的解释还有很多,但以上两点却在时间的累积中不经意地催生了德国文化最灿烂的果实。18世纪末,德国的文学家们开始系统地整理本民族、民间的文化,开启了其时独领风骚的浪漫主义运动,对自身文化传统进行研究的许多学科也在此时发源。
此后,德国的大哲学家尼采甚至为德国自有的狂欢传统命名,称其为德国独有的、跨越基督文明而直抵希腊文明内核的“酒神精神”,并为此写下传世名作《悲剧的诞生》。尼采用古希腊的酒神祭来比喻德国式的狂欢,在酒神祭中,人们打破禁忌、放纵欲望,解除一切束缚。他以此来对抗基督教文明哺育下发展而来的启蒙运动的工具理性,揭开了西方现代哲学的第一页,直接启迪了瓦格纳、弗洛伊德、荣格等一大批德语文化巨人,也成为二战前德国大文豪托马斯·曼书写不尽的“德国精神”的光荣传统。
只不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更乐于反躬自省而非强调自身文化与西方文明世界的不同,社会进步带来的宽松氛围更令狂欢节上宗教与社会批判的意味淡了许多。正像一位每年来科隆狂欢节画画的画家对记者所说:“现在谁还问为什么而狂欢呢?玩一天,仅此而已。”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无需我们过多的评论。但为充满异域风情的文化寻一寻根,在历史的光影中瞥一眼“酒神”的舞蹈,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件乐事。(记者 文史哲)
(原标题:“酒神”在跳舞——漫话德国科隆狂欢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