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可给单独两孩家庭减负”

  全国政协委员徐葵君建议：将生育“两孩”部分支出抵扣所得税

目前上海市已婚夫妻女方初孕年龄已达到27.2岁。张新燕 早报资料

随着“单独两孩”政策3月1日起实施，上海已经迎来了首批“单独两孩”宝宝。截至3月4日15时40分，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3月诞生的133名新生儿中，就有3名是“单独两孩”。

在政策落地之后，预计上海将有40万单独家庭面临“生”或是“不生”的抉择，而“单独两孩”政策也成为此次赴京参会的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关注的热点之一，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葵君建议，可以考虑将“两孩”的部分支出项目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抵扣中去，来减轻二孩家庭的负担。

解决女性就业者担忧

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徐葵君认为，“单独两孩”政策的放开，本意是为了缓解城市人口老龄化的问题。但对于很多生活在像上海这样的大城市女性来说，生育两孩面临生育成本过高、不少符合条件的女性存在想生却“不愿生”、“不敢生”的情况。

在徐葵君看来，在现实的招聘市场上，已婚未育女性求职就已经相对较难。“单独两孩”政策放开后，即使没有一家单位会明确写明不招“已婚未育”女性，但婚育问题却是女性求职中肯定会被问到的。她表示，要真正让“单独两孩”政策实施得更好，社会首先要营造女性公平就业氛围，一方面要靠企业的社会责任，另一方面新政出台后，有关部门可以考虑完善相关政策，从制度规章上保障女性就业者“生两孩”的权利。一旦就业者与单位产生纠纷时，又是否有一个合适的渠道来进行诉讼或调解问题？

而对于不少家庭来说，生育“两孩”，意味着将增加一笔不小的开销，生活压力也将加大。徐葵君建议，政府如果是本着推进该政策的考虑，可以将“两孩”的部分支出项目纳入到个人所得税的抵扣中去，来减轻两孩家庭的负担。

而另一位在沪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政协副秘书长高美琴委员则关注了不想生“两孩”的女性的想法，她认为，在上海郊县地区和外来人员家庭中，人们的重男轻女思想还根深蒂固，尤其是第一胎生育女孩的家庭，容易引发女方的生育压力，导致家庭矛盾。“我国法律规定生育权完全归属于女方所有，所以要通过社区加强宣传教育，对符合‘单独两孩’政策的夫妇可以选择生育两孩，也可选择不生育两孩。”高美琴建议，社区要在组织宣传“单独两孩”政策的同时，注重对政策适用家庭的教育和解释，对于女方确因各种原因不愿再次生育的，要劝说其家庭成员予以体谅和理解。

各地生育间隔规定不同

对于“单独两孩”是否要设置生育间隔，一直有着争论，不同的城市也采取了不同的做法。如北京和天津两个直辖市保留了生育间隔四年或者女方不低于28岁的生育两孩限制，上海则并无此类政策设置。上海市卫计委党委书记、副主任黄红此前解释，目前上海市已婚夫妻女方初孕年龄已达到27.2岁，初育年龄达到28.7岁，再设置两孩生育年龄没有意义。而上海市户籍的女性生育间隔也已经达到3.8岁，且早在2004年，上海就已取消“双独两孩”的生育间隔，“考虑到政策延续性，也无必要再设置”。

高美琴认为，虽然不设置，但可以鼓励“单独两孩”的生育间隔。因为“单独两孩”的适用人群远大于“双独两孩”，政策一旦落实，很有可能出现孕产高峰迭起，将对我市综合性医院、妇产专科医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孕产医疗服务保障体系带来很大挑战，同时集中性孕产行为还将对孩子今后的上学、就业等带来竞争压力。卫计部门应做好孕产高峰预案，鼓励错开生育高峰，合理间隔两孩之间的生育时间。

而在沪全国政协委员，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则同意上海不设间隔的做法：“政府不应对两孩间隔进行规定，只需做好预案即可；至于对生两孩或放弃生两孩是否应该给与奖励，各地应该根据人口压力进行政策制定。”他认为，开放两孩后，出于家庭经济、地区生活成本以及学前教育质量等因素考虑，并不是每对符合条件的夫妻都会马上生两孩，新增婴儿的总数不会让国家感受太大压力。但葛剑雄也建议，国家应该进行预测并形成预案，内容包括如放开多久后，幼儿园的学位会不够等，并对学前教育进行补贴。

录入编辑：周子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