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网站3月4日发布讣告：中国共产党优秀党员，著名法学家、著名政治学家、杰出法学教育家，中国人民大学荣誉一级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学科奠基人、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中国宪法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原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原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原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博士研究生导师许崇德教授，因病于2014年3月3日晚11时59分在北京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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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简介
光明日报记者郭红松 摄
许崇德，1929年1月生于江苏省青浦县（现上海市青浦区），1946年浙江嘉兴中学毕业，1947年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学习，1953年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法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至今。“文革”中下放江西劳动，1971年到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工作。1978年人民大学复校，返回人大任宪法学教研室主任，研究生导师组组长。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学奠基人之一，也是中国人民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博士学位点建立人和主持人，专著、合著和参与编写学术书籍70多种，发表各类文章300多篇。许崇德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重要见证人，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的辅助工作，全程参与了1982年宪法修改，并参加起草了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许崇德于文学艺术也有一定造诣，诗词散文、书画篆刻都有涉猎。编有三卷本《香草诗词》，出版了《许崇德诗草》《学而咏怀——许崇德诗词集》及杂文集《涓水苔痕》。（光明日报2013-02-26）
见证新中国首部宪法制定，参与两部基本法起草
许崇德参加过1954年宪法起草的辅助性工作，见证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制定的全过程。1979年曾参加《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与《选举法》的草拟及修改工作。1980——1982年期间，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成员，曾参与现行宪法的草拟。1985年、1988年，受全国人大常委会两度任命，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与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参与完成了两部基本法的起草工作。1995年、1998年，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全国人大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与全国人大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亲身经历了两个特别行政区的建立。
1998年6月，许崇德为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作法制讲座，开讲第一课宪法。2002年12月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学习会讲解宪法。(据网络报道)
许崇德：学而为宪六十载
他是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1953年从教，著书立说汗牛充栋，迄今整整六十年；他是新中国宪法制定的亲历者，参与了1954年宪法起草，如今数遍全国的学者，仅此一人；他是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委员，后来被称为“四大护法”之一；他还很“文艺”，诗词、书画、篆刻均有深厚造诣。
2013年1月15日，许崇德度过了他84周岁的生日。
除了几个弟子打来电话、送上鲜花，这一天并无特别。
生日过后几天，记者如约来到北京西郊许崇德家中拜访。出了电梯，只见老先生身着睡袍，早早站在门口迎接。
老人步履蹒跚，头发花白，但精神矍铄，思路清晰。说起生日，他哈哈一笑：“我从来不过。”说起这一生，他蹦出几个字：“我就是个教书的。”
这个毕生致力于宪法学事业的“教书的”，其实有许多侧面，每一面背后都有惊心动魄的故事。
学生们说，在他众多的头衔、称号之中，许崇德最爱的还是“人民教师”四个字。正如他自己所说，“我就是个教书的”。
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
2002年12月26日，北京中南海。
十六届中央政治局举行第一次集体学习，主题是“认真贯彻实施宪法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许崇德是主讲人之一。讲课开始，他十分感慨：“当年，就是在这间屋子后面的怀仁堂，我国第一部宪法诞生。”
透过尘封的岁月，许崇德看到了当年的自己。
1954年春天，中南海里来了几个年轻人，许崇德就是其中一位。当时，他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班毕业并留校任教不久。中南海里正在进行一件大事：起草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是国之重器，当时起草工作急需专业人才，许崇德被宪法起草委员会副秘书长田家英挑中，抽调到中南海工作。
在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资料组，许崇德参加了许多会议，接触了大量资料，为后来从事宪法学教研打下了基础。
1954年9月20日，在中南海怀仁堂，出席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的代表们一致表决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宪法，史称“五四宪法”。当全体代表起立鼓掌、热烈欢呼的时候，作为工作人员站在走廊上的许崇德也十分激动。
许崇德1929年1月出生在上海青浦，幼年丧父，母亲靠教书把他养大。
8岁那年，日军侵华，上海失陷。冬夜，母亲带着许崇德逃难，经过淞沪战场，当时的惨状在他幼小的心灵中刻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中学时代，他在一首诗中回忆这次逃难：“霜浓白骨遗尸冷，月黑腥风带血吹。我念中华多壮士，悲歌慷慨舍身时。”
青年许崇德。
那时候，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已经在他心中萌芽。
1947年，许崇德考入复旦大学法律系。在复旦，他遇到了启蒙恩师——张志让教授。张先生是留美归来的法学大家，开一门比较宪法课。他上课不仅讲宪法原理，还联系实际批判国民党的民国宪法，很受欢迎，课堂总是坐得满满当当。张志让也被学生们称为“民主教授”。
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许崇德谈到了对宪法兴趣的由来：“我所以对宪法萌发兴趣，一方面，固然同张先生谆谆善诱、分析深透有关，而另一方面，因我生经战乱，吃尽民穷国弱的苦头，政治腐败，斯时为烈。所以一接触宪法这门学科，初识国家根本制度、根本大法的重要性，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一种求知欲。”
1948年过后，张志让突然从复旦“消失”了。后来才知道，张先生去了解放区，参加新政协会议的筹备和共同纲领的起草。新中国成立后，张先生也参加了新中国宪法的起草。
多年以后，当弟子们聚在一起回顾许崇德的立法生涯时，禁不住感叹，在老师身上看到了张先生的影子。
1951年，许崇德从复旦大学毕业，被分到中国人民大学当研究生。他万万没有想到，分配他去的是国家法教研室，学习研究的正是他最喜爱的宪法学。从上海到北京，命运之神一锤定音，宪法学成了他奋斗终身的事业。
如果说制定“五四宪法”时还只是做辅助工作，1982年修宪，许崇德则是全程参与、“一统到底”。1980年修宪一启动，他就被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起草宪法条文。
这次修宪是大修，刚开始参加起草的是许崇德等4位学者，后来扩大到12人。他们集中在京西玉泉山工作，两年多时间里起草了130多个条文，每一条都反复斟酌，比较正式的稿子就有6稿之多。学者们提出了许多设想和建议，不少都被采纳了。
1982年5月一个星期天的晚上，参加起草的专家大多回家了，只有许崇德和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王叔文还在玉泉山。忽然，彭真从隔壁楼打来电话，叫他们去商量宪法序言底稿。回来后，许崇德以一首《玉泉山之夜》，记录下他们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
1982年12月4日表决通过的“八二宪法”和后来的4个修正案，构成了我国现行宪法。与过去的宪法相比，“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这一章放在“国家机构”之前，并专门规定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内容，这是吸取历史经验教训作出的理性选择。30年来的实践证明，现行宪法是1949年以来最完善的一部宪法。
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右）向许崇德颁发任命书，任命他为香港特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1990年秋天，许崇德在美国访问。在参观了美国开国元勋、独立宣言起草人托马斯·杰弗逊的纪念堂后，他赋诗一首，抒发了中国宪法学人的豪情：“圆厅敞阔立金身，手执宪章瞿有神。我亦草书根本法，从来笔下不输人。”
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参加香港、澳门两个特区基本法的起草，也是许崇德立法生涯中非凡的一笔。
1985年，距香港回归尚有12年，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宣告成立。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亲自向许崇德颁发了任命书，任命他为起草委员。
经过一段时间集中学习，许崇德等5位起草委员赴港实地调研。那时，许崇德因患眼底出血症，住了一个多月医院。医生不让出远门，但他不听劝，戴上墨镜，拎着针药，在1986年春天出发了。
抵达香港，有媒体捕捉到许崇德戴墨镜的照片，并配以大字标题“戴着有色眼镜看香港资本主义”。对此，许崇德一笑置之。
在港期间，起草委员们与工商、金融、航运、法律、教育、科技、文化等各界人士座谈，座谈会一天开两三场，甚为紧张。他们还深入工厂、码头、学校、医院、新界农村参访，并拜访了总督府，旁听了立法局会议和法院开庭审理案件，了解香港政权制度和司法制度的运转。
许崇德后来总结，起草香港基本法，既是统战工作，又是外事工作，还是群众工作。这期间，他与不少港区委员结下了友谊。一次，他与同为起草委员的金庸先生合作表演相声，传为美谈。
经过5年殚精竭虑起草制定，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表决通过了香港特区基本法。那天，列席会议的许崇德目睹法律通过，抑制不住自己的心情，当即写下两首七绝。其中一首写道：“银灯闪闪比繁星，喜乐洋洋溢四厅。百五十年蒙国耻，扫开瘴雾见山青。”
此后，许崇德又受命参加澳门特区基本法起草，并先后担任香港特区筹委会委员和澳门特区筹委会委员，为港澳回归贡献了自己的智慧。
许崇德与何华辉（右）教授。
香港回归之初，偷渡活动频繁。对此，香港临时立法会修订《入境条例》予以治理。但一些非法入境者以权利被剥夺为由提起诉讼，官司一直打到香港终审法院。
1999年1月，香港终审法院作出判决，撤销对《入境条例》的修订，而且悍然宣布：香港终审法院有权审查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行为。这一表态，激起了许崇德的愤慨。他和参加过香港基本法起草的北京大学教授肖蔚云、外交部法律顾问邵天任、中国社科院法学所研究员吴建璠一道，通过《人民日报》发表谈话，严肃批评香港法院，一时间震动香港。4位专家由此获得“四大护法”头衔。
1999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一次对香港基本法行使解释权，规范了香港法院和其他任何人的行为。事实表明，4位专家发表的谈话是正确的。
2004年，在外国势力的支持下，香港“民主派”策动了元旦游行。针对当时的形势，新华社在2月重新发表1984年邓小平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重要论述，受到香港市民的拥护。但也有人说，20年前的讲话，今天已经过时了。许崇德于是撰写了《邓小平理论永放光芒》这篇短文，摆事实，讲道理。这篇文章由新华社播发，内地和香港的报刊纷纷登载。文章发表后普遍反映很好，但也刺痛了少数人的神经。香港“民主派”组织一帮人到新华社香港分社闹事，他们扯横幅、喊口号，还印了许崇德的肖像照片打上叉，扔在地上踩。
2004年3月14日，年过七旬的许崇德顶着风浪抵港，参加香港基本法颁布十四周年纪念活动。15日，他在香港会展中心发表演说。
“民主嘛，是个动人的名词。但民主有真假之分。你们应该注意必须要真民主，不要假民主。你们可能还不晓得他们鼓吹的民主是什么味道哩。我可已经尝到过一丁点苦头了。我只是发了篇短文啊，就惹恼了这帮人，又是标语，又是口号，斥我 含血喷人 ，骂我 可耻 ，还在我相片上打叉。”
“这是民主吗？他们不是口口声声讲人权吗？而我为什么没有人权，没有言论自由、写作自由？我的肖像权、人格权、名誉权又在哪里？”许崇德提高音量：“现在他们还没有掌权呢，就如此欺侮人。将来真要是由这帮人掌权的话，那你们不知道要吃多大的苦头！”
霎时间，台下掌声雷动。
时隔9年，回想起这次不寻常的香港之旅，许崇德说：“当时去香港，无非就是想敲打敲打他们，让这帮人知道蛮不讲理、胡作非为是行不通的。”
埋头走笔喧中静，绞脑寻章语出奇
2000年，许崇德把自己的作品结集出版，取名为《学而言宪》。收入这部集子的文章，绝大部分是1978年以后写的，1978年以前的作品寥寥无几。这其实并不偶然，代表了一代学者共同走过的道路。
对他们来说，1978年是转折的年代。
1978年之前，许崇德读书、搞研究的时间少之又少。上世纪50年代留校任教后，主要任务是备课、集体编写讲义。即便这样，大部分精力也被各种学习和政治运动占据：宣传总路线、参加人民公社运动、到农村搞“四清”，一样没落下。
1963年，许崇德在当时唯一的法学刊物《政法研究》上发表了一篇论文。不曾想，那个年代发表独立见解是犯忌讳的事情。还没高兴两天，就有朋友好心提醒：“你已被人注意，认为你产生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切莫再发文章了。”
“文革”肇始，人民大学撤销，教师被扫地出门。许崇德先到工厂当拌泥工，接着又拖家带口下放江西劳动。在信江边上的锦江镇，他天天挨家挨户掏茅坑，倒大粪。劳动之余，他写了首小诗：“汗水何如信水长，书生翻作种田郎。肩挑大粪穿街过，大粪臭污人发香。”
“所谓人发香，只不过是反抗心理的发泄而已。那时满身粪臭，路人掩鼻，怎么可能发香？”许崇德说：“我只是说我的灵魂是香的！”
再往后，许崇德从江西回到北京，在北京师范学院（现首都师范大学）接受改造，直到1978年。
1978年，国家发生了大变化，知识分子的命运也随之改变。这一年，人民大学恢复，许崇德回到学校，重拾宪法专业，并担任教研室主任。在知天命的年纪，他迎来了学术道路的春天，夜以继日，焚膏继晷，一心要夺回失去的光阴。
1979年到1980年间，《宪法条文必须鲜明准确》《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保障人民代表的权利》《关于我国元首的理解》等论文相继问世。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些文章只是回归常识，在当时却是领风气之先。
很少有人知道，这些作品是在一张小木板上完成的。那时候，许崇德一家5人挤在一间平房里，唯一的桌子给子女学习使用，自己只好在扶手椅上支一张小木板写字。他觉得小木板对自己的研究功不可没，于是提笔写了《小木板歌》：“膝上平铺腕可支，弓身局促鬓成丝。埋头走笔喧中静，绞脑寻章语出奇。”
十几年后，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原研究室主任程湘清读到这首《小木板歌》，不禁阵阵心酸：“谁能知道，主编、著作或参与写作20多种书籍，发表学术文章上百篇的著名学者竟曾在这般环境中，在这片木板上著书立说的呢！”
学术上的影响力日益增进，1980年秋天，许崇德被点名借调到宪法修改委员会，全程参与修宪。至此，他走上了时代的大舞台，立法工作和学术研究相得益彰，齐头并进。
相似的遭遇，类似的经历，使得许崇德和同辈学人结下了如老酒般醇厚的情谊。其中，他与武汉大学教授何华辉，被公认为“管鲍之交”。
何华辉本科毕业于北京大学，与许崇德是研究生班的同学。青春年少之时，他们“同窗切磋、情似手足”。后来，何华辉分配到武汉大学任教。
“反右”运动中，何华辉因言获罪，被打为“极右”。一时间，教职被免，妻离子散，每月仅20元生活费，孑然一身，踽踽独行。当时，周围人见了何华辉避之不及，许崇德却觉得他“正直可爱”，一有机会去武汉出差，必定冒着风险去看望老朋友。
“我去看他，算是对他的一种安慰吧。”许崇德说。
时光就这样流走了20多年。1979年，何华辉重返讲台，境遇有所好转。3年过后，参加修宪的许崇德受命组织专家座谈会。在邀请专家的名单上，他专门列上了何华辉的名字。
北京开会归来，何华辉的工作、教学环境有了明显改善。后来，许崇德与何华辉一起写文章、出书，完成了许多研究项目。“我起草，他修改的，我的名字在前面；他起草，我修改的，他的名字在前面。”许崇德深情回忆。
长期的磨难下，何华辉体弱多病，1996年1月溘然长逝。临终前，他拉着许崇德的手，将自己没有带完的几位博士生托付给了许崇德。许崇德接过教鞭，指导这几位博士生顺利完成学业，告慰了挚友的英灵。
“我常常感觉到， 知我者，华辉也 。”许崇德说：“他谢世了，但在我的心中，他仍然活着。”
今执教鞭宣法理，且听学子读书声
许崇德一直坚信，科学应该为社会进步服务。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当然也不例外。多年来，在参加立法和学术研究的过程中，他力图发挥宪法学的实践性，为我国宪法的发展完善呕心沥血。
他较早提出了“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点。许崇德认为，我国的法律成千上百，每一部法律的地位和作用，并非全部一样。治国最直接、最根本的应当首推宪法。宪法是母法，有了宪法并保持宪法的最高权威，才能派生出其他的法律；宪法是根本法，它所确认与巩固的是国家的根本制度。如果治国不以宪法为基础，那就不啻于丢掉了立国的根本。“同时，要做到依宪治国，就必须使宪法充分实施，发挥其衡量和裁判重大是非的标尺作用。否则，法治将难以实现。”
早在1998年6月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一次法制讲座时，许崇德就向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各位副委员长和诸多委员们详细阐述自己的观点，并得到认可。今天，“依法治国首先是依宪治国”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
关于宪法的实施，许崇德认为重点在于建立监督机制。我国宪法把监督宪法实施规定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一项职权，同时也规定为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权。“我认为我国应该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以保证宪法的正确实施，防止 文革 那样的悲剧重演。”
1980年到1982年修宪期间，许崇德与几位持相同看法的专家，翻阅了不少资料，进行了多次研究，认为仿效当时属于社会主义国家的罗马尼亚的做法设立宪法委员会，比较可行。当时，专家们设计将宪法委员会置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下，作为它的所属机构。按此思路，他们还草拟了若干具体条文。由于种种原因，这个建议被搁置。直到2000年，九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了立法法，明确了法规备案审查程序，我国向着建立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迈出了重要一步。
“作为一个学者，我将继续呼吁，使我国宪法实施的监督机制能够早日建立。”许崇德说。
多年的积累，使许崇德更加懂得从实际运作中去看待制度，从人间百态中去寻找问题的实质，学术思想走向成熟。
2003年，他穷尽毕生所学，耗时5年完成了70万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这部专著以大量史料阐述了新中国每一部宪法的发展、演变历史，分析了宪法文本变化的过程，成为宪法规范史的空谷足音。200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史》修订再版。两年后，这部专著收获了吴玉章人文社科奖特等奖，许崇德也成为法学界获此殊荣第一人。
说起自己的学术成就，许崇德谈得不多。他说，由于条件的制约，没有能力在创造世界、改造世界方面作出更多称得起的贡献。他还说，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宪法学者，“这个头没有开得太好，自觉愧对后人”。
说起自己的学生们，许崇德却很兴奋。1987年以来，他培养了50多位博士。这里面，有当今宪法行政法学界的骨干力量，包括中国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胡锦光、莫于川、李元起，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王振民、教授余凌云等；也有慕名而来的港澳台学子，如澳门理工学院教授杨允中、香港律师黄江天、台湾法律人朱瓯等。
等到博士们顺利毕业、论文出版，许崇德往往亲笔作序，予以推介。1993年8月，弟子徐秀义、韩大元合著的《宪法学原理（上）》出版，许崇德在序言中写道：“万事开头难，对于年轻一代的宪法学工作者，能够以开拓的精神、远大的胸怀，对宪法学的理论进行深入、卓有成效的探讨，我感到非常高兴。”
2005年，弟子余凌云的专著《行政契约论》获得首届中国青年法律学术奖“法鼎奖”，许崇德称“这是一个很高的学术荣誉，可喜可贺”。
“学生们有搞学问的，也有从政的，他们都很优秀，比我优秀。”夜色已降，这个“教书的”依然谈性不减，如数家珍地说着自己的弟子：2009年入学的博士已经毕业，在杂志社当编辑，刚刚去外地挂职锻炼；2010年入学的博士正在美国访学；2012年又新招了一个博士……“只要我还有力气，就要带下去。”
时光倒回1990年7月，许崇德在香港树仁学院讲学，写了一首七律赠与树仁学院院长、著名法律人钟期荣。这首诗的后两句，袒露了作者自己的心迹：“今执教鞭宣法理，且听学子读书声。万千志士齐心力，大漠黄丘瑰宝生。”（光明日报2013-02-26 记者王逸吟）
中国人民大学荣誉教授许崇德——宪法起草背后的故事
全民大讨论的局面说明八二宪法拨乱反正，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把公民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宪法真正成为“一张写满权利的纸”
八二宪法最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具有前瞻性，为之后迅速推进的改革开放预留了制度空间
在堆满书籍的客厅里，记者见到了83岁高龄的许崇德。这位见证了1954年宪法诞生，又参与了1982年宪法起草工作的老人，向记者回顾了八二宪法起草背后的故事。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这部建国纲领发挥了临时宪法的作用。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定和通过了宪法，这部宪法体现了人民的意志，是一部好宪法。”许崇德说，但是随着“左”的错误愈演愈烈，人治抬头，宪法在实际生活中不起作用了。“文化大革命”期间，整个国家没有了法治，人治代替了法治。
1975年通过的宪法仅30条，其中《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仅有3个条款，没有体现宪法的基本精神。“四人帮”被粉碎后，由于“两个凡是”的影响，1978年宪法没有脱离开“文化大革命”的思想理论体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和国家工作的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开启了改革开放的新时代。此时，宪法已经不能适应当时新形势发展的需要了。
1980年9月，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作出修改宪法的决定，成立了由叶剑英任主任，宋庆龄、彭真任副主任的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会共有103名委员。许崇德当时在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工作，主要负责《国家机构》部分的起草，从1980年9月决定修改宪法到1982年12月4日八二宪法通过，历时27个月。
“以哪一部宪法为基础来制定八二宪法，当时有争议。”许崇德回忆，最后，彭真说，七五宪法、七八宪法很不完善，宪法修改要以五四宪法作为基础。这就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两个凡是”对宪法起草的影响。
“八二宪法的起草很好地贯彻了党的领导和群众路线相统一原则。”许崇德说，八二宪法草案经过了4个月的全民讨论。宪法修改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民主党派中央多次召开会议，讨论宪法草案。这些会议短的2到3天，长的半个多月。每一条文都几上几下，反复讨论。
在地方，各级人大组织了规模浩大的讨论，形成意见数百万条。1982年5月、6月，许崇德到保定、石家庄、上海、杭州等地宣讲宪法草案，组织群众讨论。
“江西省委书记杨尚奎用毛笔字工工整整写了一本20多页的意见和建议书。东北的一位名叫王银祥的职工，用了一个月工资的一半拍电报，送来他的四条意见和建议。宪法修改委员会采纳了其中的一条，在总纲中写入了：国家保障自然资源的合理利用。”许崇德说，全民大讨论的局面说明了八二宪法拨乱反正，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得到了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
谈到八二宪法的进步意义，许崇德一一列举：
八二宪法第一次在宪法文本里标明：宪法是国家的根本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这是我们对宪法的准确定位；
八二宪法规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
八二宪法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置于《总纲》之后，把公民权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让宪法真正成为“一张写满权利的纸”；
八二宪法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的任期做出了规定，废除了领导职务终身制；
八二宪法确认“村民自治”、“个体经济”，为改革提供宪法依据和宪法保障。
“八二宪法最符合当时的历史条件，同时具有前瞻性，为之后迅速推进的改革开放预留了制度空间。”许崇德说，改革开放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日千里、日新月异，我们不能要求宪法在起草时照顾到几十年后的社会生活，在某些方面，八二宪法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必须做出修改。为了维护宪法的稳定性，我国采用修正案方式修改宪法，避免了系统修改对宪法稳定性的破坏。
亲历了五四宪法的制定，又见证了八二宪法的诞生，后来还参与了香港基本法、澳门基本法的制定，许崇德说：“把一生献给新中国的宪法和民主法治事业，我深感荣幸。”(人民日报2012-12-06 记者徐 隽)
许崇德：见证新中国宪法变迁
许崇德居住的时雨园隐于繁华的中关村地带，盛夏骄阳下，满目绿意。“我到门口迎接你。”挂了电话，许崇德笑呵呵地打开门，眼前的这位中国宪法学泰斗，一头银发，雪白的T恤，深蓝色的短裤，格外亲切随和。
走进宽敞的客厅，三面书架环绕，一层层的书堆摞到了天花板，茶几上铺满了书和报刊资料，整个房间看似随性却自有章法，弥漫着浓郁的书香气息。“这些书别人不能动，一动我就找不到了。”交谈中，许崇德偶尔会随手从一堆书中拿起一本，翻到其中一页，指出某个年份或人名佐证自己的话。
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崇德参与了“五四宪法”、“八二宪法”、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四部重要法律制定的有关工作，是中国民主法制建设历程的重要亲历者和见证人。耄耋之年的他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五十余载，也是国内宪法学发展的奠基人和重要参与者之一。
面对无数的荣誉和眩目的光环，许崇德波澜不惊，非常淡然，“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在轻缓的话语声中，记忆深处的往日画卷由此徐徐展开……
“五四宪法”：群众在抗洪堤坝上讨论草案
“1953年1月，中央启动了宪法起草工作，专门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许崇德的讲述将记者的思绪带到了五十多年前那个激情澎湃的年代。1954年初，研究生毕业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担任教员的许崇德作为宪法学“对口”的专业人才，被组织借调到宪法起草委员会秘书处的资料组，负责收集世界各国的宪法。
2007年7月1日，许崇德在香港回归十周年驻港部队阅兵庆典上
委员会的工作地点在中南海。许崇德回忆说，资料收集的范围非常广泛，除了有中国近代宪法，苏联、波兰、罗马尼亚等社会主义民主国家的宪法资料外，还包括美国、法国等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当时的领导们大多从战场归来，对宪法这一事物还比较陌生的，需要拓宽知识面。”
除了资料收集外，许崇德与同事们还整理编辑了一本宪法名词解释，因为宪法毕竟较专业，这本小册子就像本宪法小百科全书，对相关的名词，解释得简要明确，很有帮助。
宪法的起草经过一稿又一稿的反复讨论，不断论证，草案日趋成熟1954年6月，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公布草案，进行全民讨论。“当时是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的百姓经历了长期的封建专制统治，都热切期盼这部人民当家作主的根本大法能够尽快出台，参与讨论的热情格外高涨。”
正是在那年的夏天，我国的淮河和长江流域赶上了五十年不遇的特大水灾。许崇德记得，“即使这样，基层一些地方的干部群众仍然不放松讨论宪法草案，提出意见。一边抗洪，一边在河堤上讨论。”而且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水灾阻断了路面交通，许多“意见”是由飞机专程送到北京，一捆捆的，用油纸包裹得严严实实。每次拆开油纸，看到这些千万群众讨论的成果，许崇德他们都备感珍贵，感动不已。
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宪法修改委员共收到一百多万条的意见，许崇德和同事们日夜加班加点忙碌，依照草案的条文顺序，对意见进行分类整理，“遇到相同、重复的意见就归纳为一条，并标明提交的省份。”最终形成了十六本厚厚的全民讨论意见汇编,供草案修改时参考，也供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期间代表们翻阅。
2010年5月26日，许崇德（左）应邀赴澳门主讲“新形势下的依法施政”
据许崇德回忆，在近一年的时间里，宪法起草委员会大概召开了九次会议进行集中讨论，“每次会议有时是几天，有时是一个礼拜。”除此之外，草案还经过了中央高级干部讨论和较大规模的各界人士讨论，不断修改。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刘少奇作了宪法草案的报告。9月20日，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获得全票通过。“现场，全体代表起立鼓掌欢呼，会场外，鞭炮声四起，大家尽情庆祝欢呼。”话语间，许老仿佛又回到了那激动人心的时刻，他感慨地说，“印象中为了纪念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的诞生，许多父母都给那年出生的孩子起名叫 宪法 ，足以说明群众对这部宪法热爱。”
“八二宪法”：历时两年半，胜读十年书
1980年9月，面对国内新形势，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接受中央的建议，决定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主持修改宪法工作。
就在此前的一年多时间，随着“文革”的结束和中国人民大学恢复招生，许崇德从江西农村重返母校讲台。蛰伏多年，他的学术研究成果进入“井喷”期，《对我国宪法学发展的几点想法》、《论宪法规范的显明性——对我国1954年以来三部宪法的比较研究》、《论“序言”在宪法结构中的地位》等近二十篇较具影响力的文章相继发表，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因此，许崇德再次被“点将”到“八二宪法”修改委员会秘书处，而这次，他直接参与的是宪法条文的具体起草工作。
许崇德说，秘书处是1980年9月17日成立的，胡乔木任秘书长，还有七位副秘书长：他们是胡绳、吴冷西、张友渔、邢亦民、王汉斌、叶笃义、甘祠森。“秘书处的成员起初有我、王叔文、肖蔚云、孙立、李剑飞等，后来逐步扩大。”
“最开始的几个月，秘书处每个礼拜都要召开两三次会议，地点就在人民大会堂的小天津厅。每次会后都出简报，一连发了三十多期。”许崇德回忆道。
我国“五四宪法”颁布之后，曾在1975年和1978年重新公布过两部宪法，因此，按照常规，“八二宪法”是应在“七八宪法”基础上进行修改，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许崇德向记者介绍说，1975年宪法修改正值“文革”期间，通过的条文只有30条，很不完善；1978年五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七八宪法”，虽然有所进步，但仍未摆脱“文革”的影响，不适应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拨乱反正的新形势。再三权衡，1980年宪法修改委员会成立后，彭真专门向中央打了个报告，提出这次修宪要在1954年宪法的基础上进行，随即获得了中央的批准。
宪法面临的是一场“大修”，需要一条一条重新起草，几乎可以称得上是推倒重来，常常需要逐字逐句反复斟酌，数易其稿。“假日庭园寂，平楼卧室幽。逐行斟字句，对坐话喃啾。灯下词初定，纸间策已筹。宪章临十稿，尚欲益精求。”许崇德曾写过的这一首小诗，记录了1981年的某个星期天晚上，他看到八十岁高龄的彭真在灯下修改宪法草稿的情景，而这也正是当年立法工作者们夜以继日紧张工作的真实写照。
许崇德回忆，在起草过程中，宪法修改委员会委员之间对条文往往有不同的见解，争议交锋不断，其中有关公民宗教信仰自由条款的争议甚至持续了两三个月。但多数问题得到大家普遍认同，例如，“1982年宪法对 五四宪法 体例作出调整，将 公民的权利义务 单设专章，位置放在了 国家机构 之前，同时增加条文明确提出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等等。”许崇德评价称，这些都是其中极具重要意义的修改，是在充分吸取“文革”教训基础上作出的理性抉择。
1982年4月，修正后的宪法草案公布，进行全民大讨论。经过十年浩劫之后，民众参与宪法修改的热情依然高涨。令许崇德印象深刻的是，这次除了有地方统一汇总寄来的意见之外，还有许多民众单独寄来自己的意见。“我记得，江西省原省委书记杨尚奎提的意见，是亲自用毛笔写的，字体工工整整，而且篇幅很长。”“还有一名东北的工人王银祥，提了四条意见，因为草邢亦民同志手写的资料卡片案当时已经提交全国人大了，怕时间赶不上，就花了四分之一的月工资，往宪法修改委员会打了一份近二百字的电报阐述自己的建议。”
“八二宪法”在起草过程中还曾邀请各方面专家开了多次座谈会。“比如经济问题，就请了孙冶方、薛暮桥、于光远、苏星、徐禾等几位国内知名经济学家。找哪方面的专家，要看重点解决什么问题。法学家、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北京的、外地的都找过。费孝通、钱伟长也来参加过座谈。”
“在27个月的时间里，每个阶段，草案成熟一稿，我们就报给中央，其间中央书记处讨论了八次；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两次。无论是下面的群众还是中央的领导都非常重视这次宪法的修改。”对于当年的这些回忆，无论是具体的人名，还是发生的年份、数字等种种细节，许老至今都记忆犹新。
在许崇德的心目中，1982年宪法正确总结了历史经验，并在一定意义上规划了未来，是一部开拓进取，实事求是的好宪法。“八二宪法”公布之后，顺应社会发展变化曾作出四次部分内容的修改，每次许老都会作为资深宪法学专家受邀参加座谈。2004年修宪时，许老与其他专家学者共同提出要将“人权”入宪，获得采纳。同时，他本人一直强调的，应规定国家主席对外进行国事活动的建议，也最终被宪法修正案吸纳体现。
采访中，当记者让许老谈谈对“八二宪法”的贡献时，他不愿多言，只是谦虚地说，“通过这次伟大实践，我接触到了许多从未接触过的情况和事物。虽然为时仅两年半，却受益至巨，若以 胜读十年书 来比喻，恐怕还远不足以说明我收获的丰硕。”
港、澳基本法：洗雪百年民族之耻
许崇德被香港媒体称为“四大护法”之一，而这一美誉的由来，源于他参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那段非凡的经历。
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通过《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随后，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公布了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许崇德被任命为委员。
“当时感觉真是荣幸。”回忆起这段经历，许崇德说，“之所以觉得荣幸，不仅因为 一国两制 史无前例，而且因我自幼学史，每读到鸦片战争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时，总是痛心疾首，义愤填膺。今日祖国强盛，使我得以站到收复香港、洗雪百年民族之耻的前沿，怎能不感动，兴奋不已呢？”
“一国两制”理论是我国所独创的一项政治制度，在国际上史无前例，加上基本法的制定事关国家主权尊严、“一国两制”理论精髓的落实、香港的平稳过渡以及未来的安定繁荣，意义重大。对于立法者而言，当时的压力可想而知。
为此，许崇德认真刻苦研读和掌握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和一系列党的重要文件。为了解和熟悉香港的实际情况，他同其他委员前往香港，深入工厂、港口、码头、学校、商店、医院、交易所、居民家庭等许多场所实地走访考察，与工商、航运、金融、法律、劳工、宗教、文化、教育等各界人士座谈，了解历史和现实情况。
“起草委员会总共由59人组成。其中23人是香港委员。”许崇德对记者说，由于彼此成长生活的环境不同，受到不同的教育和文化熏陶，内地和香港委员之间的思维方式与看问题的角度有很大差距，要想达成统一意见绝非易事。从中央与香港关系的界定到行政长官的产生等“草案的每一条款以至每一个用词，都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甚至经过激烈争论的磨合，最后草案逐条由起草委员会三分之二以上多数通过，起草历时五年之久。”许崇德至今说起来，仍为过程的细致和艰辛感慨不已。
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最终获得了邓小平同志的高度评价。1990年2月17日，在起草委员会最后一次会议结束时，邓小平亲切地赞扬他们“写出了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并说，“这部法律对全人类都具有长远意义，是一个具有创造性的杰作。我对你们的劳动表示感谢！对文件的形成表示祝贺！”回首这段往事，当时的场景历历在目，许崇德动情地说，“小平讲话使我终生难忘。”
1990年4月4日，许崇德列席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目睹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高票通过。1996年1月26日，许崇德又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同样的经历在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立法中上演。1988年9月，许崇德被全国人大常委会任命为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于1993年3月完成了起草；1998年4月，又被任命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委员。
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12月20日的零点，许崇德作为观礼团成员，分别参加了中英对港和中葡对澳的政权交接仪式，亲眼目睹英国、葡萄牙国旗黯然落地，中国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历史又掀开了新的篇章，那一刻，许崇德不禁热泪盈眶。
近年，已经退休的许老仍然潜心学术研究，仍然每年招收一名博士研究生以传道授业为己任，仍然心系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2010年12月底，他作为法学届资深权威代表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座谈会”，并作了“宪法在中国法律体系中发挥统帅作用”的重要发言。“这是立法工作的伟大胜利成果，更是中国历史上的大事。”采访结束，许老语气中充满坚定，未来，法律体系还将随着社会的发展愈加完善，在法律执行上仍需更加努力。( 《中国人大》杂志2011年第15期 记者张维炜）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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