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安全领域问题层出不穷，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阶层冲突的急剧激化，国内外日趋复杂的形势都在呼唤一种全新的“大安全观”，来主导国家安全决策体系，维护主权利益与保障民生安全兼顾。
陈竹沁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改革蓝图中，“国家安全委员会”以32字篇幅，画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十几年来，众多学者建言，三代领导人酝酿，国安委的“大国梦”终于落地。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全会后作出说明，“设立国家安全委员会，加强对国家安全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已是当务之急。”
有多急？每个国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钓鱼岛问题、南海问题，中国周边乱象丛生；恐怖主义、太空安全、网络安全，新型安全领域问题亦层出不穷。
再加上社会转型期社会矛盾、阶层冲突的急剧激化，国内外日趋复杂的形势都在呼唤一种全新的“大安全观”，来主导国家安全决策体系，维护主权利益与保障民生安全兼顾。
“大安全”需要“大战略”，这也是“大国崛起”的必然要求。
建立国家安全决策体系的长效化机制，提前进行战略风险研判，制定具体的应对战略和政策选项，是题中应有之意。唯有如此，国家才可能在重大突发安全事件中作出快速反应。
用习近平的话来说，“我们的安全工作体制机制还不能适应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
“九龙治水”是行政管理体制中的弊病，国家安全领域也不例外。
在现行体制下，涉及国家安全的部门众多，军队、公安部、外交部、国防部、国安部、商务部，还有司法部门等。
这些安全管理主体分散，各司其职、各负其责，存在信息分散、沟通不畅、条块分割的现象，严重制约和影响了国家资源的合理配置和安全治理能力的提升。
此前，中国不乏设置各种中央及国务院层面的议事协调机构尝试。
这又可以列出一张长长的名单：国防动员委员会、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国家减灾委员会、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国家防震抗灾委员会、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国家森林防火指挥部、中央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委员会、中央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国家反恐怖工作领导小组……
从实际效果来看，议事协调机构过多、过杂，安全管理的职责交叉、重叠且权威性不足，本身又造成了新的无序局面。
即使是专司国家安全议事协调工作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其局限性也较为明显。
该小组于2000年9月由中共中央组建，与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合署办公，直接负责统筹协调国家安全工作领域重大问题，办事机构成员目前均为外交工作背景官员。
军事专家岳刚认为，以往安全决策势单力薄，以外交口主导的中央外事工作领导小组牵头负责，面对综合性的安全威胁，难以将国防、经济、公安等力量握成一个拳头，打出组合拳。
俗话说，“磨刀不误砍柴工”，在国家安全的重大问题上，理顺关系才能干好事，加强“顶层设计”正当其时。
《决定》公布的一个多月后，1月2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设置。
会议决定，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习近平任主席，李克强、张德江任副主席，下设常务委员和委员若干名。
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书记亲自挂帅，足见国安委规格之高。加上政治局会议明确其在议事协调机构之余还是决策机构，表明其位阶将远超其他议事协调机构，当然也包括此前的中央国家安全领导小组。
罗援少将就建议国安委以“小核心，大外围”的模式构建：前者领导成员应非常精干，核心部门应由国家主要领导同志亲自挂帅；外围则相对宽泛，与安全相关的部门，诸如国防、外交、经济、金融、安全、公安以及一些情报机构，这些部门的人员都应涵盖在内。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时殷弘指出，国家安全委员会应该是一个比较灵活的体制设置，今后哪些问题需要国家安全委员会讨论，还要看具体的情况。
领导高配方便国家资源合理配置和整合，讨论问题及参与成员机动调配，则使庞大机构有灵活转身的空间。
如何将散沙聚拢成塔，国家安全决策体系“塔尖”再造正在进行时。
“恐怖分子紧张了，分裂分子紧张了，极端分子紧张了。总之，那些企图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的势力紧张了。” 去年11月13日的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秦刚这样评价国安委的设立。
当然，我们也期待看到国安委设立后的实际震慑效果，同时也不应忽视其作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试金石”的重大意义。
“顶层设计”能否见效，我们且拭目以待。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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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