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报记者 黄小河
作为中央戏剧学院电影电视系教授,徐枫主要研究的领域就包括法国电影,其论文《阿伦·雷乃与理性电影》曾专门讨论过刚刚去世的法国导演。在徐枫眼中,雷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东方早报:阿伦·雷乃有没有来过中国?你见过他本人吗?
徐枫:他没有来过中国,他的太太曾经来过中国拍片子,还带回给他一个杯子,杯子上据说是黄庭坚的书法,他本人非常喜欢中国。我没有见过雷乃,但我托人送过他三件礼物:第一次是托我的一个搞法国文学的朋友刘焰,把我写的关于他的一篇文章《阿兰·雷奈和理性电影》及法文版带给他,那是中国当时最新一篇研究他的论文;第二次是通过我的朋友、和他共事的让-克里斯提昂·布朗把60年代初中国最早翻译他文章的1963年第四辑《电影艺术译丛》找到带给他,让-克里斯提昂说,他特别感动;最后一次是去年,我挑选自己拍的20张北京的照片,4张碧云寺、4张颐和园、4张潭柘寺、4张孔庙的冬天、4张孔庙的春天,做了影集带给他。我一直在做他的研究,也考虑过在他状态好的时候也许可以见一面,但后来还是错过了。
雷乃91岁寿终正寝,按照中国人来说是喜丧。对于他的去世,我内心里是很难过的,但是因为没有见过面,所以可能没有更深刻的遗憾。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我还是很欣慰,他最后柏林的影片的名字叫《爱、畅饮、歌唱》(即《纵情一曲》,我倾向用直译),我觉得很好,他最后结束生命时很灿烂,这部分缘于他周围人对他悉心的照料和爱,其实是很完美的走完了一生。我觉得在法国电影史上在这一点上很难有人和他相提并论,也许让·雷诺阿跟他相似。
东方早报:所以,你眼中的雷乃是一位什么样的导演?
徐枫:雷乃在法国新浪潮导演中有他的特殊之处,当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是新浪潮的导演。他的作品,除了在极富于创作的天才之外,在工艺上非常完美,因为他是剪辑师出身,他在叙事上也非常完美。所以雷乃的作品是属于在学习的过程中有迹可循的,为什么我十几年来一直都在讲雷乃的电影,就是因为他的作品对学生的收获非常大。从艺术的角度,他能够在完美的工艺和叙事下不断的进行探索和实验,这是特别惊人的。从意义层面上来说,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他对社会和政治深度的介入,走得非常远;与此同时,他探索生死的相互关系、生命自身快乐的源泉。在最后的20年里,雷乃的创作一直围绕着后两个主题在进行。特别是,我觉得雷乃的心里一直对于死亡有很深刻的困扰,而且他对于痛苦的感受非常敏锐,同时他这个人又非常理智,他的作品有很多次接触死亡,自杀。他的前两部影片《野草》、《你们还一无所见》主人公都是以自杀为结局的。
东方早报:你提到的困扰是否和阿伦雷乃喜欢心理学有关?
徐枫:他非常喜欢心理学。法国行为学家、社会心理学家亨利·拉波里对他的作品进行过完整的研究。但有些东西并不是研究带来的,实际上是雷乃对于生命和死亡边界的现象有一个自身的敏感。对于艺术创作、还有艺术创作所达到的高度兴奋、入神和这个里面包含的疯狂和死亡,他都有一个很深刻的感受。他在1948年拍摄的第一部影片《梵高》,其实这部电影讨论的是艺术创作巅峰和疯狂之间的关系,还有疯狂和死亡之间的关系,他在那时就已经开始这方面的探索,后来是一直有反复的回到这个主题的,包括《广岛之恋》。他这一生对于可见社会的认识已经达到了非常完满的程度了。我个人认为,当他拍到《我的美国舅舅》的时候,基本上就已经完美了。但在另外一个问题上,他一直在寻找解答。不管之后的解答结果如何,他至少是快乐的。所以我在他去世的问题上,虽然难过,但也为他高兴,阿伦雷乃作为一个电影艺术家,可以说非常完美的走完了一生。
东方早报:你对他拍摄的最后一部影片有什么样的了解?
徐枫:据我所知,他最后的片子在资金上有重大的困难,因为《你们还一无所见》在市场的意义上是亏损的,去年我见到他的摄影师、我的朋友艾里克·戈迪耶的时候,艾里克对我说,他一点钱都没有。后来我听说他的身体已经很差了……虽然他还有电影创作的热情,但其实已经缺少耐心了。所以在拍摄现场时,所有人都要尽最大能力保持现场工作的完好,不能有任何话题去影响他。所以我觉得他真的不容易。
东方早报:如果当时有机会见面,你想和他说什么?
徐枫:我会想和他谈他的一部电影《生死恋》,我觉得有一个中文翻译特别好,叫“至死之爱”。这其实是他的一部分水岭式的电影。如果我当时有机会和雷乃见面,我会和他深入讨论这部电影。因为这部电影事实上是一部讨论死亡命运的电影。
东方早报:这里的“重生”就代表着轮回?
徐枫:是的,其实雷乃也相信轮回。在《生死恋》里讨论了重生的问题,后来在《野草》里已经看到了再生的情境。因为有人看过他的电影说,“雷乃,我觉得你一定是个数学天才!”他回答说,“可是我的数学成绩最差!”后来那个人说,“那你就是在电影里寻找弥补,因为你的电影非常有数学感!”还有人认为,看他的电影,觉得他对音乐有完美的认识,雷乃却说“我连五线谱都读不了。”他真的是天生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