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回过头来重新梳理和研究德国思想史，方才明白克莱斯特作品之伟大，也方才明白Wohlleben教授当初选择克莱斯特作为引导我们进入德国文学史的良苦用心。
曹卫东
深秋时节，一个人乘火车前往井冈山干部学院接受培训，放弃飞机而改乘火车，为的就是要享受一下十多个小时悠长的孤独和清静。包厢里的同行者上车后便鼾声雷动，搅得人根本无法入眠。也好，不如干脆起身，静静地独坐在车窗边，望着窗外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这是一个难得的晴好夜晚，皎洁的月亮远远地挂在天际，薄薄的轻雾犹如细纱一样笼罩着略显萧瑟的华北大地，月光穿过薄雾，朦胧中透露出轻灵和柔和；远处或是小镇，或是乡村，灯火阑珊，显露出寻常生活的静谧；天上恰好是航路，飞机闪亮着扑朔的灯光，一架接着一架，朝着一个目标依次低空飞行，把旅客带向目的地，把我这个旅人却带入了无限的思绪。
独自对着这洁白而深沉的夜色，我就那么静静地坐着，随手翻阅起从德国带回来的一本有关现代加速发展的新书，不知不觉中回想起了不久前在德国柏林度过的时光。其实，那次在柏林逗留只有短短的三天时间。处理完公务之后，忙里偷闲，我见到了几位很久没有联系也未能谋面的德国友人，大家相见，依然是那么亲切，又是那么的激动，整晚整晚地畅谈着别后的思念和生活。觥筹交错之际，我的内心始终闪烁着一种淡淡的哀伤和遗憾，因为我知道，在柏林这个我最喜爱的城市里，原本还有我的一位恩师，他就是柏林自由大学的约阿希姆·沃莱本（Joachim Wohlleben，1936-2004）教授，按理我也是一定要去拜见的，然而，如果说过去把我们相隔开来的是空间的话，而今我们之间却是时空两隔了。
说到沃莱本教授，还要从1987年的秋季学期说起。当时，我们还在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德语语言文学专业念书。每次写到我们当年就读的系科时，总是要写得很完整，因为我深深地觉得，那时的外文学科在目标定位和培养模式上和今天相比不啻天壤之别。进入本科三年级，我们终于告别了“枯燥”的德语语言基础课，有了“鲜活”的德语文学专题课，而且从课表上还得知将有一位德国教授来给我们授课，专题讲解德国著名作家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1777-1811）的作品。新鲜的课程加上陌生的作家，新来的老师而且是外籍教授，在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个岁月里，足以让我们满怀好奇，又满心期待。
新学期终于在我们的期待中如约而至，开始上课的那天早上，我们全班同学一反懒散，比平常积极了许多，不到点就都早早地到了教室，为的是要早点一睹这位德国教授的尊容。没想到的是，这位德国教授比我们每个人都来得还要早，他站在教室门口，挨个跟我们打招呼，让我们不胜惶恐。落座之后，我们仔细打量了一下面前的这位德国教授：高高的个子，不太浓密而又泛白的头发，一脸严肃，一本正经，真真一位典型的德国教授形象，跟我们想象中的果然有几分相似。随后，从他的自我介绍中，我们知道了，这位新来的教授叫Joachim Wohlleben，任教于柏林自由大学（FU）。沃莱本教授和蔼而慈祥的自我介绍，让我们在敬畏中陡然升起了些许亲近。接下来的一个学期里，他带着我们研读了克莱斯特的作品，一部接着一部，一句挨着一句，从小说《米哈伊尔·科尔哈斯》读到《智利地震》等，从戏剧《破瓮记》读到《洪堡亲王》等。
说到克莱斯特，不要说是当年的我们，就是现在的大学德语系本科生，恐怕也是比较陌生的。毕竟，克莱斯特在德语文学史上算得上是一位独特的作家了，他的一生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谜团”，充满着传奇般的悖论：一生渴望安宁却又始终迫于生计长期奔波，有好事者给他做过统计，说他从未在一个地方连续呆上超过两年；生性胆怯却又极度自傲，时刻都想得到歌德的认可却又总想把歌德从桂冠诗人的位置上拉下来；满心希望能融入周围世界却又极端忧郁，总觉得自己百无一用。一生不善于自我控制，始终游走在人生的边缘，比如感情，总想俘获芳心，收获真情，却又要求恋人绝对的服从和无私的奉献，最终爱恨两依依，以悲剧收场。有人形象地说，在热恋时，克莱斯特根本就搞不清楚究竟是在亲吻还是在撕咬，一如他的笔下“海尔布隆的凯蒂欣”和“彭忒西勒亚”，为爱而生，更为爱而死。克莱斯特选择的死亡方式亦是惊世骇俗，1811年11月21日，他与一名女友在柏林万湖边上相约开枪自杀，后来的德语作家茨威格曾专门为他作传，并且用同样的方式与自己的女友相约开枪结束了生命，给人们留下了无限的遐想空间。
屈指算来，克莱斯特的创作生涯不过短短十年，但他的作品不可谓不丰，总共写了八部剧本和八部小说，还有许多杂文作品和理论作品。一如他的悖论人生，克莱斯特的作品也充满了歧义性，让后来者在关于他的历史定位问题上颇为棘手。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作品构成了德国思想史的一道分水岭：以歌德为代表的一派认为他的作品不值一哂，语言混乱，思想杂凑，满纸荒唐言，而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的一派则对他推崇备至，认为他是一个天才的作家，作品堪称经典；有人说他是一位古典主义作家，足与歌德、席勒比肩；也有人冠之以浪漫派的代表，认为与诺瓦利斯（Novalis）、蒂克（Ludwig Tieck）等相比毫不逊色，可是，我们不能理解的是，海涅在《论浪漫派》一书中为何对他只字未提；美国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更是把克莱斯特视作德国古典主义的反抗者、现代主义文学的先驱。克莱斯特生前虽然长期不受重视，但去世一百多年后哀荣却日盛一日，在文学史上书写下了和卡夫卡颇为相似的传奇故事。
如此独特而又复杂的作家，以我们当时的德语基础和文学史知识，显然是无法准确把握和深入理解的。现在想想，当时也真是难为了沃莱本教授他老人家，整整一个学期，带着我们艰难地啃读克莱斯特的作品，从字面到文本，从文学到历史，面对我们提出的一个又一个浅显甚至幼稚的问题，他循循善诱，一丝不苟，显示出极大的耐心，直到每个人都表示明白了，才微笑着耸耸肩说：“Wunderbar（真好）！”沃莱本教授不同寻常的授课方式，让我们每个人都不敢懈怠，不敢马虎。这大概也是我们进入北大西语系后第一次如此认真地阅读德国文学作品，渐渐地也彻底改变了先前道听途说中因偏见而形成的有关德语文学枯燥乏味的看法。当然，克莱斯特作品语言充满张力，故事离奇，情节跌宕曲折，也极大地满足了我们这些少年对于文学作品的想象和爱好。
时至今日，我回过头来重新梳理和研究德国思想史，方才明白克莱斯特作品之伟大，也方才明白沃莱本教授当初选择克莱斯特作为引导我们进入德国文学史的良苦用心。克莱斯特究其一生看起来是那么的不合时宜，但无论是他的戏剧作品还是小说作品，在德语文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而且，其影响所及远非文学领域所限。如果说席勒用《强盗》等作品开创了德国思想史上用完整人性反抗全能神性的伟大篇章，如果说莱辛用《明娜·封·巴尔海姆》等作品为德意志的民族性建构提供了文学阐释，那么，克莱斯特在《米哈伊尔·科尔哈斯》和《侯爵夫人封·O》中则揭示了人性和神性之间的尖锐冲突以及人性自身内部所潜藏着的紧张。他的《智利地震》更是直接把神性与人性的冲突展示在自然灾害面前，对人类的过度自信提出了预言般的批判，这就难怪有学者把克莱斯特创作《智利地震》看作是现代性批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了。
一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和沃莱本教授有了比其他同学更多的接触机会。按照班主任的要求，由我担任沃莱本教授的联络员。说是联络员，其实就是帮他做一些杂活，再利用周末时间陪他到北京的各个地方逛逛，了解一下京城的风土人情。一个多月下来，我们之间相处倒也淡然，甚至有些例行公事了。这大概是因为，年少的我面对这样一位年长的外国教授，说实话内心还是充满敬畏的，不敢有太多的亲近；再者，德国人本来就比较矜持，与人相处非常讲求分寸，一般不会自来熟的。
不过，一次偶然的机会拉近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记得是一个周末，我们正在午休，突然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来人是要找我，说沃莱本教授刚刚在宿舍门口不慎摔倒造成骨折，让我尽快陪他去协和医院检查治疗。于是，我飞快赶到北大勺园，把沃莱本教授送到协和医院。楼上楼下，检查取药，整整折腾了一个下午，到了傍晚时分，我们才完成全部手续，返回燕园。结果还算幸运，他的骨折不是十分严重，但依然需要打石膏上绷带。俗话说，伤筋动骨一百天，接下来的日子里，沃莱本教授只能带着绷带给我们上课了，今天从他和我们班级留下的许多合影中还能清楚地看到这一形象。
从此，我也一改此前的习惯，几乎每天下课后都要到他宿舍去照顾沃莱本教授，一起吃饭，一起聊天，慢慢地，我们越聊越深入，越聊越透彻。他给我详细讲述了他的学术兴趣和研究历程，说他的研究兴趣主要集中在两个主题上，一个是古希腊文学研究，以荷马为重点，但当时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比如《荷马的光芒：德国荷马研究十论》尚未出版；另一个就是德国现代小说研究，以歌德为重点，已经出版了多部著作，包括《歌德的文学批评》《歌德作为游记作家和散文作家》等。沃莱本教授还把随身所带的《歌德作为游记作家和散文作家》一书题签赠我。此后，不管走到哪里，这本书始终摆放在我书橱的显著位置，因为它引导我深入了德国古典思想领域。后来我在研究十八世纪德国保守主义发生历史的时候，就曾专门考察过哈曼（Johann Georg Hamann，1730-1788）、拉瓦特（Johann Caspar Lavater，1741-1801）等人的游记作品所发挥的重要思想史意义，应该说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这部著作的启发。
渐渐地，我才发现，自己面前这位一向矜持而严肃的德国教授，原来竟是那么的和蔼可亲，那么的平易近人。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他用长者的智慧帮我从失眠的长期困扰折磨中彻底解脱了出来。当我向他表示自己未来有志于从事学术研究时，他用师者的风范，不厌其烦地教我如何去阅读德文原著。而当我在不经意之间表达出对德国启蒙思想家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1744-1803）的浓厚兴趣时，他更是给了我极大的鼓励。很快，他就让夫人从德国给我寄来许多赫尔德的著作，包括《论语言的起源》《诗歌中的民族之声》等，并给我开起了小灶，利用周末指导我把这些著作一一啃读了下来。由此我知道了德国启蒙思想中文化中心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之间的辩证关系，这后来构成我考察中德文化关系的一个基本视角；由此我还知道了康德之外德国还有一个启蒙传统，这后来成为我研究十八世纪德国保守主义思想史的一个直接动因；由此我更知道了赫尔德思想启迪下的德国浪漫主义传统在二十世纪那个风雨如晦的岁月里被曲解和滥用所导致的灾难性后果，这后来成为我关注二十世纪德国保守主义革命的一个重要因素。
从红楼飞雪到未名塔影，燕园一个学期的时光飞逝而过，似乎比外面的世界快了许多。沃莱本教授在完成他的教学任务后按时返回了德国，从此，我们之间书信往来不断，每次他在信中都会细心地指导我继续阅读赫尔德的著作，并反复教导我不要有畏难情绪，更不要轻易放弃。随着这些书信而来的，则是一包又一包赫尔德的著作和研究赫尔德的德文文献，其中，既有国内难得一见的多卷本《赫尔德著作集》，又有不同版本的赫尔德传记。为了确保这些书籍能顺利到达我的手里，他煞费苦心，托人带到中国委托西语系的德国专家赵林克悌先生转交给我。记得每次从赵林克悌先生坐落在燕园后湖边上的家里拿到沉甸甸的德文书籍，不论是春夏还是秋冬，自己都会在湖边席地而坐，急不可耐地翻阅起来，同时也会油然而起对沃莱本教授深深的谢意和不尽的思念。
然而，未曾料到的是，我未能按照当初的约定继续研究赫尔德，学术兴趣陡然发生了反转，开始关注德国法兰克福学派，并一直在这个领域里钻研。或许是愧疚的原因，我不太敢经常和沃莱本教授联系，渐渐地，我们之间书信越来越少，直到最后音讯全无。1998年岁末，我有机会去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学习深造。暑假的时候，我应恩师波茨坦大学哲学系克吕格（Hans-Peter Kr ger）教授的邀请去做客座研究，同时也跟他学习以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为中心的德国哲学人类学。想着期间会去柏林参观，从法兰克福出发前，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到网上寻找已经十年未曾谋面的沃莱本教授，还真找到了他的电子信箱。我赶忙给他发了一封问候信，报告了自己的行程，没想到他当天就给我回信，并邀请我无论如何一定要到家里去做客。
印象十分深刻，那是盛夏的傍晚时分，我提前从波茨坦赶到沃莱本教授家附近的地铁站，他早已等候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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