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写作的典范”

：今年78岁的美国汉学家史景迁（图 ）前天来到北京大学做讲座，现场被慕名而来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图 ）。

：1687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在牛津召见了沈福宗，并让人给沈福宗画了全身像。

早报记者 石剑峰

“你们听到了吗？你们听到了吗？这是一个信号，这是来自沈福宗的问候。”

2月28日晚上，耶鲁大学历史系教授史景迁（Jonathan D. Spence）在北京大学的“沈福宗和他的十七世纪跨文化之梦”演讲进行到一半时，校园下课铃声突然响起，这位汉学家适时停了下来，幽默地开起了玩笑。演讲中谈及的主角沈福宗并不出名，他是康熙年间一位中国天主教徒，而擅长以小见大的史景迁选取他的个人活动作为考察对象，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探讨了17世纪中西交流的一段历史。

史景迁先问听众

是否了解沈福宗

当晚的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系牛大勇教授主持。尽管主办方只通过校内信息告知了史景迁的演讲时间地点，但史景迁实在太有名，前晚涌进北大的听众相当部分来自校外和各路媒体。由于前来听史景迁教授讲座的观众人数太多，讲座地点不得不由能容纳180人的第二教学楼405教室改为能容纳380人的105教室，但仍有很多观众不得不站着聆听报告。

演讲一开始，史景迁首先介绍了个人的成长和学习经历，并回答了为什么要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历史非常复杂。我也热爱历史，喜欢人物，喜欢研究人物之间的关系。”由于演讲要介绍一个叫沈福宗的中国天主教徒，史景迁首先问听众有多少人了解这个人。

1682年，沈福宗跟随佛拉芒耶稣会士柏应理(Philippe Couplet)去欧洲，成为史料记载第一个到达法国和英国的中国人。沈福宗曾经在法国皇家图书馆工作，译介过儒家典籍，并教英国的东方学家学习汉语，还受到英王詹姆斯二世召见，还曾经为牛津大学博德里图书馆的中文藏书编写书目和内容提要。

史景迁教授以沈福宗这样一个人物案例，讲述了17世纪晚期几种跨文化传播的影响，了解发生在17世纪中西文化交流里可能存有的意义，展现了17世纪东学西渐和西学东渐的一个并存的过程中的有趣故事。史景迁教授希望通过将事件本身和事件背后的意义相结合，让读者更深刻地了解历史。

沈福宗个案的

意义“很难把握”

“沈福宗，很少有人知道的人物，但这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7世纪中西文明交流的情况，发生在17世纪的跨文化交流。”史景迁在演讲中说。

“17世纪是沈福宗的故事发生的时候，中西文明有许多的不同，但有些方面有相似之处，比如康熙可以跟传教士交流，讨论不同的问题。同一时期，在西方正发生重要变化，首先是30年战争，天主教占统治地位然后新教也已经崛起。”史景迁说，当要研究沈福宗这个中国人的时候，他发现相关资料非常少，“他主要是在一些私人资料比如游记、日记、通信里被提到，大多数都很简略，寥寥数语，很难把握。但我们依然能从这些分散的资料中找到重要的线索，比如沈福宗曾在17世纪晚期与英国一位重要的大臣进行了晚餐，这次晚餐被记录在了大臣的日记中。我们不知道他们具体说了什么，但至少知道，沈福宗当时与英国最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一起，可能对一些重要的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进行了交谈。”

通过不多的资料，史景迁慢慢勾勒出沈福宗这个人物的人生轨迹，“他生活在南京，出生在一个基督教家庭。南京是当时中国基督教最兴盛的城市，在那里有很多传教士，因为这个原因沈福宗有机会和传教士学习拉丁文。1682年，沈福宗跟随佛拉芒耶稣会士柏应理去欧洲，1691年，他从欧洲返回中国，不幸在途中生病去世。他欧洲的老师柏应理，在回到中国途中，也因为一场意外去世。因为这些原因，在中国的史料中没有记下沈福宗。”沈福宗这样一个在欧洲游历的中国人最终没能回到中国，如果他当时能顺利回到中国，这个有着西方视野的中国人能对当时的中国产生多大的影响呢？这也是史景迁在演讲中做出的一个假设。

和史景迁笔下的康熙、曹寅、王氏等人物一样，“沈福宗的故事是我历史写作的典范，”史景迁说，“在我看来，真正的历史写作应该包括两个层面，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但仅仅如此不够，还要知道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把事件意义和事件本身结合起来是困难的。因为事件的意义是模糊、难以捉摸的，但是我们需要去把握。在沈福宗这个案例中，同样很难。”

沈福宗的7个侧面

为具体介绍沈福宗这个历史人物背后的意义，史景迁从7个部分来讲述他。

“第一个部分：欧洲王室对沈福宗的兴趣。”据史景迁介绍，当时法国国王路易十四和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都对沈福宗都有浓厚的兴趣和好奇，路易十四还派人把沈福宗接到刚刚建好的凡尔赛宫，让沈福宗表演书法，听沈福宗用汉语念主祷文。1687年，詹姆斯二世在牛津召见了沈福宗，他让人给沈福宗画了全身像。

“第二部分：沈福宗与欧洲学术界的交流。”在史景迁看来，沈福宗当时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帮助耶稣会士把《论语》等中国古籍翻译成拉丁文，“这可能是西方第一本翻译成欧洲语言的《论语》。”沈福宗在欧洲学术圈最重要的朋友是海德，他是牛津大学博德里图书馆的管理员，是一名东方学家，对东方语言都有研究，在英国学术圈很有地位。“当他得知《论语》被翻译成拉丁文后，他就邀请沈福宗去牛津，沈福宗就在1687年去了英国，认识了很多学术圈朋友，我们可以想象，沈福宗与英国学术圈的人一起共进晚餐，一起讨论《论语》，讨论中国文化。”史景迁说。

“第三部分：从《论语》出版看当时欧洲的出版界。”沈福宗帮助欧洲人翻译了《论语》，但这本书并没有在罗马出版，而是在法国出版。史景迁说：“《论语》的出版，得到路易十四的资助。当时英国建立了新的邮政体系，方便了图书的传播。沈福宗在法国和英国，有一个出版界圈子，他进入了英国出版界的核心圈。”

“第四部分：当时西方学术界对东方语言的兴趣。”当时的欧洲对东方语言有很多兴起，他们对语言和语法结构都有研究，对中国更感兴趣，“中国长期是东方最强大的国家。西方对东方语言的兴趣，能深入理解沈福宗故事的意义。”

“第五部分：当时在欧洲，出版流通非常发达，书籍流通非常方便，出现了新的运输公司和体系。沈福宗恰好利用了欧洲发达出版和流通业。”史景迁介绍，海德还邀请沈福宗帮他做博德里图书馆中文图书的目录和摘要。

史景迁最感兴趣的是第六部分，“海德与沈福宗探讨过关于中国的象棋”。海德个人最大的兴趣是研究世界各地的象棋，他不仅是研究象棋本身，还希望通过象棋了解其他国家的历史。在沈福宗来到英国之前，海德已经研究了很多种象棋比如印度的，“但他来到英国后，解决了很多海德关于中国象棋的疑惑。1690年，海德出版了《各国象棋比较研究》的一本书，他在书中提到沈福宗对他这本书的贡献，感谢他的帮助。但我们知道，棋类游戏不仅是游戏，在以后的政治社会中，通过游戏考虑深入问题。这是沈福宗的更深刻意义。”

沈福宗的交际范围不仅仅在欧洲汉学界，史景迁发现，这个中国人在欧洲与当时最负盛名的科学家波义耳见过面。沈福宗与欧洲科学界的关系就是其中的第七部分。“波义耳问沈福宗，一个中国人，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人要认识多少个汉字，沈福宗的回答是：12000个。沈福宗与波义耳就很多科学问题进行了交流，比如气压、气压的测量等，沈福宗则向波义耳介绍了草药、中医，因为沈福宗的父亲是一名中医。他们还交流了一些化学问题，这可能跟中国的炼丹术传统有关。”

史景迁认为，通过以上7部分内容，可以理解这些事件背后的意义。

“在西方学术界，学者对沈福宗的兴趣越来越多，这可能与西方学术界重新对中国17世纪中西交流感兴趣有关，这些年出版了很多这方面的著作。”史景迁把一个在欧洲的中国人放在世界史和中西交流史的层面研究，这也是最近西方学术界的一个学术研究热点。“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把眼光放到了全球，全球史研究成为新的趋势，沈福宗的故事就有这方面的意义。越来越多学者研究宗教与交流的本质，研究孔子与西方宗教的联系，也有学者研究语言的本质。另外也可以从这个案例了解欧洲社会现状，当时伦敦成为新的金融、出版中心。同时可以看到，法国启蒙运动与中国的联系，因为沈福宗的帮助，《论语》在法国出版，这对当时法国思想界有很多影响。”

中国行将近一个月

前晚，在北大105教室是史景迁此次中国行的第一场演讲，在该校即将举行的第二、三场演讲主题分别是“贸易摩擦”和康乾“秘密交流系统”。3月5日的第二场中，史景迁将聚焦中国与美国、英国最早的贸易摩擦，从1783年美国“中国皇后号”航行，1784年停泊于广州湾的英国船休斯夫人号(Lady H ughes)的英国炮手被斩首案件，再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探讨清政府对外政策的历史。第三场演讲时间是3月7日，以清朝两位统治者康熙和雍正皇帝从1661年至1735年间的“秘密交流系统”，研究当时这一政治系统运作的方式及特点。

此外，史景迁此次中国行还将到中央美院、四川大学、西北大学和复旦大学等高校，从上月末的北大演讲，到3月24日在复旦大学举行活动，此次史景迁的中国行将近一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