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全都降生在一个英格兰制造的世界”

作者将现代奇迹从世界范围的“欧-美-日”奇迹、还原为“欧洲”奇迹，进而坐实为“英格兰”奇迹。我们可以诚心诚意地接受麦克法兰重新塑造的英格兰这个现代典范，不至于再像拒斥“西方”那样拒绝其作为中国的现代楷模。

任剑涛

《现代世界的诞生》

[英]艾伦·麦克法兰主讲

管可秾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8月第一版

588页，49.00元

在今天的历史学界，似乎很难找到比诉说“现代世界诞生”更为混乱的论说主题了。各种关于现代世界发生史的叙述与论证，不断楔入人们的大脑，让人感到莫衷一是的倦怠。收到书评编辑寄赠的艾伦·麦克法兰所著《现代世界的诞生》，嘱写一篇书评，心中不禁有些不知从何下手的烦闷。这类著作汗牛充栋，大同小异，对中国人已经形成的现代世界常识来讲，还有什么好说？但翻阅一过，倒真还觉得这是一本有些创意的作品。书中关于英国闯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叙事，固然没有什么令人惊异之处，但他进入话题的姿态、关于现代的历史观、对于当下流行的某些历史理念的直接反拨，完全值得缕述出来，供人们品味。

正本清源的复辟史学

关于人类迈入现代世界的历史学叙事，本来是有一个因流行而被公认的模式：这种被人们命名为“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叙事，总是不约而同地指出，正是由于“欧洲”或者“西方”先发的现代化转变，出现了古代向现代的结构性飞跃。当欧洲以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公民社会紧密结合的现代模式，推向美洲和亚洲的时候，表明源自“欧洲”的“西方”模式，成为全世界具有示范意义的现代基本模式。因此，在现代的历史叙事中，充满着千篇一律的欧洲崛起、西方兴盛一类的言说。

但到了1968风暴之后，情况出现了重大变化。后现代哲学掀起了解构、去中心的哲学浪潮。原来建立在启蒙哲学基础上的、稳定的现代叙事模式，一时变得风雨飘摇，信从者对之的信念似乎大大动摇。一种祛除本体的意欲逐渐主导了人们的思考。相应地，无本体的现代转变思考开始出现并兴盛起来。于是，对非西方世界古典思想的尊重声音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开始“平等地”对待东西方思想，并且人们开始认定，东方思想也具有“现代性”内涵，东西方只是在发展状态或者发展阶段上出现差异。如果不是西方侵入东方，东方社会也会出现自有其特点的现代转变。这样的观点，直接颠覆了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的主流叙事。后现代哲学思潮投射到历史学研究领域，便催生了所谓修正主义史学。这样的史学思潮，重在推翻早已成型的欧洲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历史叙事，以一种东西方“平等”相待的眼光，重新打量东方社会或非西方社会，并基于谴责欧美国家以掠夺非西方国家建立起现代国家的立场，树立起诸如中国中心之类的新历史观。不过这类历史论述，也多还认定，中国这些东方国家，确实在现代转变的历史进程中，落后于西方节拍。只不过这样的分流，晚自十八世纪才出现并明晰起来。此前东西方社会并无太大差异。麦克法兰对此不以为然。他在书中明确指出，像彭慕兰这样的修正主义史学家所阐述的、十八世纪东西方社会才出现“大分流”的说法，经不起历史检验，与历史事实不符。因为远在十八世纪以前很多个世纪，东西方社会的分流就出现了，只是愈到晚近阶段，分流愈是清晰而已。十八世纪，已经是大分流出现大结局的时间点了（16页）。

麦克法兰不仅对修正主义史学颇不赞同，而且对影响甚为昭著的现代世界诞生的主要解释流派，也认为他们走了偏锋。他明确对马克思主义、韦伯学说、涂尔干理论发出挑战。他们普遍认为，英国先导的现代转变，出现在十六世纪。而他们分别主张的阶级学说、理性化过程以及社会团结观念，其实都无法说明英格兰起始的现代转变。而且他们对应现代变迁出现的社会问题所设计的种种方案，均未能奏效（5页），这就催促人们寻找健全现代变化的新答案。为此，有必要打破基于统一西方观念建立的现代转变论说模式，深探历史渊源，以便真正明白可靠地缕述现代世界诞生的历史状态。

拨开后现代的观念迷雾，将现代奇迹从世界范围的“欧-美-日”奇迹、还原为“欧洲”奇迹，进而坐实为“英格兰”奇迹（12-13页），便成为麦克法兰追究论题答案的退守型论述进路。相对于修正主义史学而言，这是一种复辟史学的路数。他对世界范围内的“现代世界诞生”的终结性论述不感兴趣，也对基于统一欧洲概念的现代世界诞生的演变过程缺乏兴致，更对同情东方社会的现代滞后论述不抱好感。他只想对构成现代世界源头的真正原型加以勾画。他径直将英格兰作为提供现代世界蓝图的唯一论述对象。为此，他设定，人们论述现代转变或现代世界的诞生，必须建立的起码共识（16-18页）：一是现代世界的诞生，不是一个优越于旧制度或古典道德的世界的诞生。这就免除了基于德性判断的价值对立，以及由此导致的东西方社会究竟谁在道德上更为优胜的对峙立场。二是成为现代世界典范的原型，并不是一个必然如此的变化结果，它仅仅是随机变异的产物。这就免除了谁先进入现代，就比后进入现代的国家要优越，以及由此造成后发现代国家与先发现代国家的对抗性危险。三是出现在欧洲国家的现代诸要素，并不是欧洲自产自销的封闭变迁结果，而是采纳欧洲以外地区伟大的技术发明和科学发现的结果。这也就免除了伤害非西方国家自尊心的危险。这是一种相对于修正主义的创新性的复辟史学。因为作者并没有满足于恢复欧洲奇迹、西方奇迹这类传统说辞的权威，而是挑战性地建立起英格兰才独树一帜地创制了现代世界的论点，并对之进行了全方位的述说。这是一种直接抓住源头，而不论它是否完型的方法论进路。正本清源，不是为了拨开修正主义史学对东西方现代渊源的复杂论说迷障，而是直接将模糊朦胧的现代世界起源论说，放置到原初发生状态加以澄清。于是，现代世界诸要素的最初来源变得不重要了，在欧洲完型的现代世界也相应不那么受重视了，现代世界的最初范型，才成为值得人们全神贯注看重的问题。

英格兰独自闯入现代世界

人类究竟是如何踏入现代世界大门的？这是一个基于历史叙事基础上的历史哲学问题。当麦克法兰确认了需要以英格兰的现代变迁来呈现现代世界诞生的真实面貌之后，他得为此聚集历史哲学资源，以免除人们对其设论能否成立的质疑。一方面，他确信，“现代世界的诞生是一件罕事”（3页），由此奠定了一种论述这一话题的偶然性寻根的基调。另一方面，他认定，现代世界的诞生，就是一个“从一个农耕（agrarian）世界变成一个工业（industrial）世界”的过程。再一方面，他强调，“头等重要的是，开启现代性大门的钥匙必须丝丝入扣。这不仅是要把每一个零件都弄正确，而且是要把每一个零件和其余零件的关系摆正确。所以，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家庭与经济的关系、游戏与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的关系，等等，都必须恰到好处。这种契合得以首次出现的概率是几千分之一，甚至几百万分之一。但是它终究出现了，而且，成功之后它又充当了第一个逃离农耕文明的样板，供其他社会效仿。”（7页）最后，他设定，需要确立一个简化的模型，以便呈现现代世界的特质，“一种让生活各领域保持分立的理想”（8页），一般跟昔日文明想当然认为的政治、宗教、社会与经济史连体的理念相区别。这四个论述现代世界诞生的理论前提，成为引导麦克法兰刻画英格兰何以成为率先逃离农耕文明、进入工业文明的变迁过程的理论基础。

为了免除人们对四个理由的质疑，麦克法兰进一步分辨道，现代变迁不能与技术混为一谈，更不能与时间上的“最近”相提并论，需要重视的仅仅是现代的特质。他引述托克维尔的说法，认同现代就是“一种有分寸的宗教，一种有节制的家庭、一种有限制的政治权力、一种有界限的经济”（19页），这都是农民社会所不具备的社会特征。四大领域在某一时间节点上同时出现某些现代世界诞生特征的时候，现代世界就算是诞生了：人口结构、政治支柱、社会结构、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同时演进，则成为现代世界诞生的五项指标。由此观察，英格兰之成为现代世界诞生地，不是由于作者对自己所在民族的自我夸耀，而是因为它确实几乎同时具备了现代世界的基本特征，而这又恰恰是当时世界其他地区要么完全缺乏、要么部分缺失的社会结构特征。

经过相对周密的理论清理，麦克法兰便开始诉说英格兰何以能够开启现代世界大门的历史故事了。他特别强调，英格兰的现代进程起自十二世纪，关键的现代转变出现在十二至十五世纪，十六世纪英格兰已经落定在现代平台上，十七至十九世纪则势不可挡地向全世界范围推开，构成一部波澜壮阔的世界现代史画卷。故事从贸易说起。麦克法兰经过经济史的考察，指出英格兰早在十二世纪就变成了一个热心的贸易民族，这与英格兰的地理环境、贸易传统、收益刺激有密切关系。关键在于，这样的贸易不同于修正主义史学所说的仰赖殖民地贸易，主要的贸易额度来自欧洲域内。这与欧洲域内的机械化和劳动力工厂化演进联系在一起。当然，不可回避的是，当国际贸易展开以后，战争成为家常便饭。但英格兰作为岛国，不像欧洲国家那样总是在国内打仗，而是在国外作战。这对英格兰经济社会的发展，没有造成损失不说，反而成为扩大收益的方式。在军事侵略建立起殖民帝国以后，英格兰不像欧陆国家那样一心奴役和掠夺殖民地，而是以一种代理统治的方式，将权力下移，不露行迹地施行统治。战争、贸易与帝国携手，塑造了当今世界的面貌（23页及以下）。

英格兰的全面变化，在各个向度浮现。无疑，现代工业技术对现代世界诞生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与农业社会的勤业革命完全不同的是，十三世纪末的英格兰已经开始了由农业机械化引导的技术革命。一直延续到十七世纪，英格兰借助复杂的机器，利用多种能源。机器取代人力，大大提高了生产能力。这样的变化，不是一个“西方”现象，而是一个英格兰现象（55页）。机器生产替代农业生产，促使市场迅速发达。现代世界最核心的表征出现了——经济开始独立出来，成为一个专门领域，不再镶嵌在社会、宗教与政治之中：个人财产权受到高度重视，追逐利润、积攒财富、花费金钱的现代态度形成了，一种基于地主和农民各得其所的耕种方式，激励人们投入劳动和增加收成。城乡之间的自由流动，免除了农民社会的僵化。普遍的社会迁移和向上流动，增强了发展活力（57页及以下）。经济的发展，大大改善了英格兰的物质生活，十四世纪以后，英格兰就没有出现过全国性饥荒。十七世纪以后，更是出现了巨量消费，极大地刺激了消费品的生产，英格兰人享受到较多的闲暇和高质量的生活（75页及以下）。

在社会领域中，英格兰的旧制度社会结构早就发生了结构性的变化。它没有贵族、僧侣、布尔乔亚和农民的法律阶层划分，社会阶级的融合性特点非常突出。绅士阶层，就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人士，不仅不具有特定的法律身份，而且其他人等可以随时晋身其中。至于中产阶级中的中中产阶级、下中产阶级以及劳动者，尽管不被上层阶级看得起，但他们跻身上层阶级的机会却是开放的。这让各个阶层都具有自信心（95页及以下）。加上英格兰的个人主义传统，和平与不和平、争端与合作的精神同时生长。新的共同体格局形成了，人们在其中建立起寻求公平性的种种机制，诸如各种公平性游戏、政治机构、公共论坛不断涌现。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在饲养活动和园艺爱好中重构（119页及以下）。英格兰的家庭结构，出现了重大改变：家庭不再充当基座，也不担任政治、经济和宗教的组织者，家庭与社会分离——财产归于个人、教育归于社会、发展归于个体、交友出于自愿、社会建基互信。个人发展的愿望改变了多生多育的传统人口增长模式（139页及以下）。但个人并不是孑然独立的原子，他们通过不可胜数的社团，构成了公民社会。其中，信托机制的成熟，为全社会的相互信赖奠定了基础。社会的公共信任与博爱精神扎下深根。这构成议会民主制的深厚社会基础（159页及以下）。

在政治领域，十三世纪以来的英格兰政治演进，为现代政治模式奠定了坚实基础。人民的参政议政、贵族的伟大而不傲慢、国王可以做好事不可做坏事的限定，在在帮助英格兰在中世纪晚期和现代早期成长为代议制民主国家。在国家权力结构上，英格兰中央化和去中央化混合，把中央与地方的政治功能合理定位。一种政治契约理念，长期规导着英格兰的王权运作。寻求合作，绝对不夸大斗争的习性，让英格兰的统治者与人民拒绝残酷的政治机制。“便利的税收”让人们在平等原则基础上，根据定制纳税。征收的税入，主要用于公共服务（179页及以下）。而打破了家庭束缚的独立个人，对基于经验积累的普通法的信守非常自觉。这种不同于罗马法的法律定制，既避免了极端残酷的刑罚，又保证了个人权利的不受侵害。在约束与自由的关系张弛有度的基础上，整个国家显得秩序井然。社会仇怨也从不构成危害社会秩序的心理支持（206页及以下）。

在宗教及其衍生领域，英格兰的变化也十分令人瞩目。在宗教领域，一方面，英格兰属于基督教世界；另一方面，英格兰的基督教具有自己的特点。英格兰的路德主义强调个人良知，繁育众多教派，催化宗教与政治的分离。而英格兰国教制度的发展，使之直接与英格兰的国家建制、爱国主义紧密联系起来。宗教就此没有与国家权力结成一种宗教裁判所式的刚性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