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倒霉的是……“怪人”

李公明

王学泰先生的《监狱琐记》（三联书店，2013年10月）是作者作为“反动学生”在1964年至1969年被强迫送往农场劳动和作为“现行反革命”狱囚于1975年至1978年在北京K字楼看守所、北京第一监狱所见所闻的真实记述。这种回忆录性质的文本一般来说自然具有两个层面的价值。首先是作为历史记忆的第一手资料，具有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其次是作为作者对所亲历的历史事件和生活遭遇的思考与研究，本身就具有历史研究的学术与思想价值。关于第一个层面，作者作为人文学科研究者对此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在“后记”里作者提到了日记与回忆录的区别，认为一般来说日记当然要比回忆录可靠，但也有例外。关于回忆录，作者就自己的记忆是否准确的问题做了这样的说明：一，至今仍能保持三四十年前的记忆，靠的是经常说，说一遍就加深一层记忆；二是从狱中带出来的读书笔记，“这些带出来的文字虽然不是记载监狱之事，但看到这些写于监狱的文字总能在脑中唤起对当时情景的记忆”（第303页）；另外是三四十年来通过电话或会面，常与狱友的交谈。作者说，“进过监狱的人，大约一辈子也难摆脱监狱的记忆。”（同上）我相信这些都是有关记忆的真实说明，但同时还应该看到作者本人记忆能力极强。据记者报道，王学泰高中时酷爱古诗词古文，利用坐车上学的时间背诗词，能够熟背唐诗三千多首，光杜甫诗就能背六百多首。应该说这是惊人的记忆力。在书中也写到当年在监狱一场大病之后，作者对于丧失记忆力的可能性非常惊悚，“靠着病床默写起背过的文章和诗词”，三四天下来就默写了好几百首（第212页）。因此，我相信该书作为回忆录，记忆可靠性是有基本保证的。

在第二个层面上，作者对亲历的历史事件和生活遭遇的思考与研究，本身所具有的历史研究价值是多方面的，比较重要的有这么几个专题：

一，关于1963年至1966年的高校清查“反动学生”事件。的确如作者所言，在1960年代的中国政治运动中这是容易为人所忽略，甚至鲜为人知的。由于这是作者的“监狱时代”降临前的第一次人生劫难，因此在正文中只是在第一节中比较概括地讲述了基本过程。但是在书后却有附录二《鲜为人知的“反动学生”案》和附录三《1963年-1966年的大陆高校清理“反动学生”事件》，比较集中地研究了这个专题。作者认为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专门以大学生为清理整肃目标的就是这次从1963年到1965年的清理“反动学生”运动，据内部承认三年共清理出一千多人（第6页）。在中国政治运动史和现代教育史研究上，这次事件有几个问题值得关注：第一，在学生中大搞阶级斗争是以“学雷锋”运动为序幕，“现在许多人认为 学雷锋 就是 做好事 ，其实当时真正的目的在于抓阶级斗争”（第264页）。第二，当时学生的真实状况较多是缺少安全感与幸福感，私下会发些牢骚；而书呆子，特别是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再一认真，则不为当局所容；有些农村来的学生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目睹农村的惨状而对大力宣传的“大好形势”不能适应，难免背离主流舆论；还有不少人的“罪行”更是匪夷所思的怪诞不堪（第247页）。第三，学生的自由选举是事件前奏。1962年北京一些高校的个别班级在选举班干部的时候，有学生在系总支的安排之外自由选举了一两个班干部，1963年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把这种“选举事件”视为资产阶级向党进攻的信号（第3页）。第四， 自由言论是触发事件的直接原因。1963年6月北京地质学院尚育森投书中央广播电台，驳斥《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简称“25条”），并要求公开辩论。北京市委书记彭真向毛泽东报告此事，1963年7月下发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处理通知》，教育部据此制定了《关于高等学校应届毕业生中政治上反动的学生在劳动教养或劳动考察期间的试行管理办法》。于是在1963年暑期前开始在全国大专院校中清理“反动学生”， 尚育森等第一批“反动学生”于1964年送往红星农场劳动改造（第264页）。第五，惩治思想罪是事件的明确性质。1964年的大学毕业生要在“清理思想”的基础上再作鉴定，通过才能毕业。在北京档案馆有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领导吴子牧1964年7月18日的关于本届大学毕业生“鉴定问题”的讲话原稿，要求特别注意清理有关“困难时期”、“三面红旗”、“国际反修斗争”等方面的“错误思想”和“反动思想”。在运动进行到最后阶段，宣布“反动学生”的“标准”主要是对“党的领导、党的政策和社会主义有攻击性的言论”，对“三面红旗”和“反修斗争”有不满（第267页）。第六，学校与社会联手监控是事件的自然延伸。运动结束后的学生档案有明有暗，对那些通过“保卫手段”所获得的关于学生的“反动思想内部掌握的材料”要“暗挂，作为人事材料”转到任用单位去。作者最后总结说，“可见当时 清理思想 和 毕业鉴定 的真正目的是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控制。”（第4页）仅此数端，已经足以写出大半部中国现代教育的政治史。

二，关于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虽然是平实而浅白的“琐记”写法，但是作者的回忆一方面全面涉及了司法的刑侦、审讯、关押、判决、服刑、释放等环节，另一方面通过对狱中芸芸众生背后的生活史与社会史的敏锐观察而把司法与社会紧密地联系起来，恰好是从司法与社会这两个最重要的维度揭示了那个特定年代中的以阶级斗争话语为核心的司法体系是如何运作的。从面到点的视角转换，制度与现实生活及社会心态的自然交织，底层生活的环境、语言、技艺、习俗等感性描述，所有这些汇聚在“琐记”中的因素使它成为了中国当代司法研究中的重要文本。

三，几个独特的研究专题。一是由悼念毛泽东逝世活动而产生的“罪行”。“因为毛主席逝世而进监狱的，大多是农村的，可能与他们的平均文化水平低、不了解当时形势的严峻和罔知顾忌有关”，作者称作“可入 拍案惊奇 的个案”（第170页）。如在9月9日对外界事情昏然无知而照常唱着山歌的老陈被判刑二十年；在9月18日的追悼会会场里无意识地吃了一粒花生的老农民被判了八年。当然也有另一个极端案例，从小因为家庭问题而没有患上崇拜病的二十岁的胡智竟然在9月10日和他的小伙伴们背着吉他要开“庆祝会”，作为北京当时最严重的反革命案件被判死缓（第190页）。二是关于清查“五一六”，“根本就没有一个称做 五一六 的全国性的组织，可是在这段运动中却有超过一千万人因被怀疑参加了这个莫须有的组织而被整肃甚至遭到严重的迫害。其起因就在于北京钢铁学院的学生张建旗”。认为“五一六”的起因“反映当时北京一些学生向往发迹的投机心理”（第183页）。三是关于监狱独特的话语体系。“语言有很强的社会性，监狱是个相对独立于正常社会之外的小社会。在这个小社会中造就了独特的话语。例如每个看守都被称为 政府 ，他们也以此自称。”（第102页）如果认真梳理、分类的话，类似的研究专题尚有很多。作者有一个说法是，“在那个时代最倒霉的不是好人，更非坏人，而是 怪人 ”（第9页），这个问题也很值得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