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与专家学者会诊伤童悲剧

中国网事：鸡毛蒜皮为何成为不能承受之重？——人大代表与专家学者会诊伤童悲剧

新华网北京３月１日新媒体专电（“中国网事”记者俞菀　李建平　李江涛）在人们的传统观念中，农村女性一直是“勤劳善良、隐忍贤惠”的形象。然而，近年来几起恶性伤童案件，将“恶婶婶”“恶伯母”的形象带入了人们的视野。本是亲戚间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何让她们举起了刀锋？“中国网事”记者邀请部分全国人大代表与专家学者共同“会诊”农村亲属伤童悲剧。

极端个案背后的群体困境

专家认为，近年来，多起农村女性伤害儿童案，虽然与当事人极端的个性有关，但也反映出农村留守妇女群体的脆弱性。

“加害方的仇恨极少因为孩子，而是将其视作 炸弹 ，通过伤害对方最珍视、寄予最多希望的人，来达到泄愤或报复的目的。”复旦大学心理系副主任吴国宏说。

“家庭成员之间感情受到伤害，容易形成较大的恶性心理积累，一旦超过忍耐的底线，行为人就可能丧失理智，在激情冲动中实施犯罪。”辽宁同格律师事务所执行合伙人陈宝龙说。

著名心理学家、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林崇德认为，农村留守妇女渴望得到外界的尊重和理解，但这种心理诉求通常会被轻视和忽略。“她们大都是温和而善良的，但当压力超出她们的承受范围，当她们认定自己的付出完全得不到回报时，也会变得歇斯底里，伤害自己或者伤害他人。”林崇德说。

湖北襄阳妇联的一项调研表明，当前农村留守妇女普遍背负着体力和心理上的双重负担。青壮年男劳力外出务工后，留守妇女转变为农业生产劳动的主力，还要身兼数职——照顾子女、赡养老人，有限的精力与高强度的劳动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严重影响着她们的身心健康。该项调查中，半数以上的妇女表示“一个人难以单独承担农活”“希望过上稳定的家庭生活”“平日里希望有丈夫的体贴帮助”等。

文化生活贫乏，心胸如何开阔？

全国人大代表、大学生“村官”桂千金坦言，留守妇女存在精神负担重、安全感低、夫妻交流少、婚姻关系脆弱等问题，文化生活的匮乏，是非常重要的原因。

桂千金结合调研经历分析，留守妇女大多在３０岁以上，初中以下文化水平，没有一技之长，在城市难以立足。农村闲暇时节，留守妇女最多的娱乐便是串门聊天、看电视、打麻将，精神文化生活非常匮乏。

上海市心理学会副会长孙时进也认为，除了个体的心理因素外，农村文化道德建设的缺失是导致犯罪的重要原因。“一方面，随着时代发展，农村生活条件改善，传统和现代观念的碰撞会更加激烈。另一方面，农村留守妇女大都生活空间闭塞，视野相对狭隘。每天关注的只有鸡毛蒜皮的事，会在心里反复发酵。”

孙时进说，道德文化建设的作用，能一定程度上使人心胸开阔。“好比一滴墨水滴在杯子里，再把它取出来几乎不可能，但可以把它倒到大海里进行稀释。”

此外，专家普遍认为，乡村的治理、矛盾调节、纠纷处理需要精英权威。当前社会处于转型时期，风俗习惯、道德规范、家族组织等约束力降低，而随着大量青壮年男性劳动力的外出，乡村社会精英和权威基本上呈现“退场化”趋势。“一些农村里的家长里短纠纷事件，在缺乏相应权威监管调节之下，容易酿成惨剧。”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教授说。

保护孩子，也要保护“她们”

“无论有什么原因，都不应伤害孩子。成年人的问题需要成年人自己解决，而不是将孩子作为发泄工具和出气筒。”吴国宏说，“当前，人们自我修复、自我调适的能力还没有跟上时代要求。全社会应共同探索可行途径，为一些社会负面情绪增加 出口 。”

专家普遍认为，对于农村纠纷演变成恶性事件的防治，不能仅靠法律，乡村社会本是靠血缘关系、亲情维系，化解乡村社会戾气和纠纷，道德的约束仍很重要。建设“美丽乡村”，乡村文明重塑应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章友德等专家呼吁，必须重视农村留守人员、城市外来务工人员家庭纠纷的介入和疏导机制。“需要社区给予实质的支撑，比如引入专业社会组织，尽早发现并对一些“高危”家庭进行干预，确保孩子的安全。”

“心理健康一定要结合宏观视野。”孙时进说，改变农村妇女的心理状况，政府要像搞慈善一样来从事农村的道德文化建设，针对不同群体的需要。比如在农村普遍开展贴近生活的故事案例式宣讲；将农村妇女的心理健康教育纳入支边、支教等志愿行动的范围中。这个过程，对于有极端情绪或情绪失控边缘的对象，能够及时发现并进行心理干预。

“留守妇女是农民工家庭的主心骨，把她们妥善安置好，才能建设好新农村。”全国人大代表周振波建议，外来务工人员原籍所在地政府，应采取一定措施，关注留守人员的身心健康和需求，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比如医疗、教育、社保、税收等方面，做出一些安排。

(原标题：人大代表与专家学者会诊伤童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