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13日早上7点半，30岁的苏颖走出家门时，公交摆渡车站点已经聚集了不少人。他们和苏颖年龄相仿，低着头，正在吃早餐或是盯着手机屏幕。
这些站在寒风中等待的年轻人，大都是苏颖所在小区的业主们。公交摆渡车是他们去往北京城铁昌平线唯一的公共交通途径。
每个工作日，苏颖长达两个小时的上班路都从等公交摆渡车开始。“有些时候，赶上人多，一趟是挤不上去的。”苏颖说。
两年前，苏颖和丈夫买下了这套位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高教园的房子。在很多人看来，他们由此告别了“北漂”生活，正式成为“北京人”。
但苏颖不以为然。在她看来，尽管自己居住、工作都在北京，却仍然只是奔波于城市和乡村之间的“村里人”。
“北5.9环”与“南6.1环”
“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
苏颖对法治周末记者说，自己所在的商品房小区算是在“北5.9环”内。“如果有7环，那我们也算城里人了。小区所在的地方以前就是一个名叫‘小寨’的村子，现在，这周边还有村庄和农田。(小区附近)既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也没有正规的出租车。”这一现状，让她感觉自己像是住进了一座“村中城”。
法治周末记者向房地产行业相关人士了解到，在北京的通州、顺义、大兴、昌平等远离市中心的地区都有类似苏颖所住小区的楼盘。这些楼盘几乎都距离地铁有不小的距离，周边仍是村庄或荒地。但这样的楼盘也往往房价较低，多为“刚需房”。
和苏颖一样，黄慧茹也是北京“村中城”里的一员。
2011年，黄慧茹和丈夫买了一套位于大兴区黄村镇孙村的房子。2013年5月，房子装修完毕后入住。
法治周末记者在黄慧茹的指引下，前往她的住处。
在地铁大兴线黄村西大街站下车后，再搭乘公交穿过一片闹市，路边“刘村”的石碑在冬季的小树林中格外显眼。
因为公交车并不报站，也并非每站都停车，记者并不清楚走到了哪里。不一会儿，公交车拐进一个村子。村里的路并不宽敞，路边除了几座带着商铺的沿街楼，大多是高低不平的平房。红砖墙与水泥墙无序相间，沿街的墙上斑驳地贴着白色、红色的小广告。
黄慧茹告诉记者，平时她从不会来这个村子里逛，因为“太乱”。
随着公交车行至一大片楼房住宅区，略带欧式风格的红色楼房映入眼帘。整洁的柏油路边停满了汽车，很难让人想到离此不远就是杂乱的村庄。
黄慧茹的家就在这里。如果用苏颖的说法，就是在北京“南6.1环”。
从下地铁到抵达小区，用时大约半个钟头。“如果自己开车大概只要十多分钟，自己开车可以走大路，不必绕道村庄。”黄慧茹说。
黄慧茹在东单附近的某事业单位工作，平时如果乘公交车去地铁站，到达单位约需一个半小时。她和丈夫都来自安徽，双双在北京的重点高校硕士研究生毕业后，因为找到了有北京户口的工作，就留了下来。
对于自己居住的小区，黄慧茹还比较满意。
“我们这个小区是一个定位比较高端的小区。进出小区需要门禁卡，围墙处也都有电子眼，如果有人翻墙会报警。小区里都是6～9层高的房子，楼间距很大，也都有电梯。夏天，小区的绿化也很不错。”黄慧茹说。
“不过，刚搬进来时，因为偏僻，还是会担心小区的安全问题，但后来住进来的人越来越多，就不再担心了。”黄慧茹补充说。
小区一天24小时都有保安值班。“我们都是来打工的农民工，这里的房子很好，但(我们)肯定是买不起的。”法治周末记者和小区大门处的两个保安聊了起来，他们一个是山西人，另一个来自河南。
“周边原来是村庄的地方，也都已经拆迁完毕，但是还没有开始建设，光秃秃的，尘土会有些大。”黄慧茹补充道，“开一会儿窗户，很容易就落一层灰。”
家被房价“逼”远
“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
小区住户主要是年轻白领。按黄慧茹的说法是：“但凡有些家底的，也不会跑到这么远的地方来买房啊。”
为了在北京“有个自己的房子”，黄慧茹和丈夫踏上了买房之路。除了价格，现在这个小区的交通情况并不让她十分满意。“尽管这里距离地铁有段距离，但是地铁边的房子每平方米要比这里贵几千元。”
2008年开始，北京的房价开始飙升。有房地产业内人士分析，房价上涨，使得购房者需求被转移至二三线城市或是大城市的郊区。“另一方面，从开发商的角度来看，随着国家对开发商融资的限制，买不起市区土地的开发商将会把视线投向城市郊区”。
已经在北京工作了7年的苏颖，对这个过程深有体会。
苏颖始终记得2008年奥运前的一天，在西二旗地铁口的一幕。“那天，地铁口有很多人拿着小广告吆喝着‘沙河的房子，6000(元)一平’。我当时还跟身边的老公说，沙河在哪儿，听起来就很远，谁会在那儿买房子啊！谁能想，后来我自己买到了这里。”
2011年，苏颖还和别人合租着房子。眼看着房价在一天天地飞涨，房租也在飞涨。“房东把客厅改成了好几个小间，蟑螂满地爬，厕所超级脏……我们想，哪怕借钱，也要买(房)吧。”苏颖说。
于是，苏颖和老公开始了漫漫看房路。此时的苏颖夫妇手头只有五六万元存款，所能承受的最高首付是50万元。他们只能将目标锁定在了北京的郊区，昌平、大兴、房山等新区都留下了他们看房的足迹。
在多番比较后，他们选择了在距离苏颖当时公司较近的沙河买房。这是一套二手毛坯房，74平的小两居，每平方米14000元左右，首付40万元，还有80万元贷款。房子在2011年年底交付。2012年5月，刚装修刚完成还没散味，两人就入住了。
“当时，租房的期限已至，房东要涨房租，我们就直接搬进去了。因为害怕体内有残留的甲醛，到现在都还没敢要孩子。”苏颖说。
2014年，苏颖夫妇的计划是买一辆汽车。“已经摇号一年了，还没有摇上。听说今年天津的牌子也不能上了，只能上河北的了。”苏颖说。
最大困扰是出行不便
苏颖不能想象，如果不买车，未来就得过“挺着大肚子，挤2个小时地铁去上班的生活”
对于苏颖来说，“村中城”给她的生活带来的最大的困扰就是出行不便。
从沙河高教园地铁站到小区没有全天候的公交车，只有阶段时间的公交摆渡车。周一到周五，分别在早上7点到9点半和晚上5点半到9点两个时间段通车，将附近几个小区居民摆渡到地铁口。坐公交到地铁口要十多分钟。
苏颖说，“最麻烦的是晚上，有时晚上要在公司加班。过了9点到地铁站就没有公交车了，就要打黑车。黑车按人头收钱，一人15元。”
“开始的时候，我在路上也挺害怕，就只有一路和老公打电话。但是没有办法，现在，渐渐地已经逼自己大胆些了。”苏颖说。
“记得，最初搬进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公交摆渡车的。我们俩就买了辆自行车，记得当时为了省钱，连20元的软后座垫都没买。”苏颖回忆说。
“还有一次，夏天，我赶着要见客户，穿着打扮整齐，骑着自行车去地铁站。但是半路车链子断了，我穿着高跟鞋推着车走了一路，特别狼狈。”
除了地铁与家之间的交通不便，更让苏颖难受的是每天工作耗在路上的4个小时。刚刚住进新房，苏颖就换了一份薪水更高的工作，但是地点在东三环地铁金台夕照站附近。
“即使我晚上6点准时下班，到家都要8点了，小区里都有吃过饭，出来散步的人了。我看到他们，想到自己才刚刚下班，心里会很不舒服。我觉得生活不应该是这样的。回到家，9点吃饭，11点就睡觉了。我觉得这生活很不健康。”苏颖有些激动地说。
倘若工作太忙，晚上加班到9点以后，苏颖只能从单位打车回家，一趟要花160元。
每天的“奔波”，让周末的苏颖夫妻失去了玩的力气。“一到周末，就不想再跑那么远。朋友的邀约，我参加的都少了。我会告诉我的朋友，我们欢迎你们来我家玩，但是我不愿意出去。”
国家行政学院决策咨询部副主任丁元竹曾表示，每天从住处到工作单位所花费的通勤时间，是衡量居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之一。从国际经验来看，上下班往返时间在80分钟左右应该比较正常。
与这一标准相比，苏颖的时间花费显然过多。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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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