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的银企结合

徐锋华

在中国近代工业发生、发展的过程中，新兴的银行业以资金融通为杠杆，给民族实业以积极的支持，起到了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历史作用。

交通银行被国民政府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后，其职能和业务日趋专业化，积极开展铁路交通建设和纺织业放款，对近代中国的实业发展和经济的近代化作出了可圈可点的贡献。但同时，由于被国家资本控制和受政府不良财政行为影响，其业务重心发生偏离，这不是其自身所能决定和改变的。

交通银行对实业的贷款扶助

1928年至1937年，是中国银行业快速发展的重要时期。成长起来的银行家们认识到，追求银行自身的收益，要以发展社会经济为前提，必须着重对民族工商业进行贷款和投资，扶植实力薄弱的民族工商企业。这些人中有不少曾出任过交行的上层管理职务，他们的这些思想对交行的经营方针和业务走向无疑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特别是在1928和1935年，国民政府对交行两次改组、将其定位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后，交行与实业的关系日益密切。

（一）主要的实业贷款

国民政府十年建设时期，交行的主要实业贷款为数不少。

据粗略统计，共分为三大类，第一大类是建设放款，包括铁路23笔、公路11笔、水利10笔、电气12笔、航业2笔、公用5笔及其他2笔，共计65笔贷款；第二大类是工商放款，其中包括纺织17笔、面粉7笔、针织及化学4笔、矿产4笔及其他11笔，共计43笔；第三大类为农产类放款，包括棉10笔，盐7笔，丝茧5笔及其他4笔，共计26笔，合计为134笔放款。

铁路放款主要集中于1933-1936年，尤以1935-1936年较多，这既是中国经济生产最好的年份，也是交行实力最强大的鼎盛时期；从信用方式上来看，非抵押即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说明交行对贷款业务的谨慎；从贷款额度来看，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小，只有3次单独放款的数额较大，也只有60万元，另有一次10万美元的贷款，而与其他银行合作组成银行团贷款的数额则明显较大，最少都是100万元以上，上千万元的也并不鲜见，最多的达到2200万元。

当然，具体的分摊比例不一。银团联合放款在对铁路放款中是一种很突出的方式，为何银行业如此热衷于联合放款呢？因为铁路放款数额较大，通常一行难以独自承做，另外，联合放款也是“银行规避风险的需要”，既然可以减小风险，银行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考虑，自然愿意选择这种联合的方式来放款了。

与铁路放款最大的不同是，交行对纺织业单独的放款较多，联合放款较少，仅有5笔，占总数的不到30%，这固然是行业的不同而导致的，也说明交行对近代中国纺织业的扶持还是尽了相当大的力量。

从放款数额上来看，动辄上十万元，以三四十万、七八十万元较为常见，最多的达到200万元；信用方式以抵押最多，偶有担保或指定还款基金；对纺织业放款最有特色的是贷款的期限，以1年居多，占全部放款的80%。

据笔者分析，这可能与纺织业的生产周期短、资金流动快有关，而这同时恰恰也是交行乐于承做的原因之一。如南通大生第一纺织公司、西安大兴纱厂、青岛华新纱厂，都是当时纺织业中的佼佼者，尤其是交行两次提供贷款的申新纱厂，更是颇有名气，这与交行的扶植是分不开的，交行为实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

在其他一些特别的行业，兹举一例说明，安徽为产茶之地，祁门红茶天下闻名，但其产销渠道长期以来却不是很畅通。交行与祁门茶叶改良场签订茶叶合作贷款协议，规定“总额为45万元，月息8厘，到年底本息俱结”。根据贷款协议规定，交行在祁门“设立临时堆栈，设管理员1人，会同茶叶改良场负责点收各合作社交来精茶”。

交行不仅从资金上扶助，而且帮助其运销经营，因为交行设在上海，往来极为便利，所有贷款之红茶运销一切事项，概由皖省建设厅委托全国经济委员会农业处，在沪设立办事处，派专员负责办理，迨后皖赣红茶运销委员会成立，办理红茶统一运销合作社红茶销售事项，又会同运委会总运销处办理，甚至临时堆栈和转运途中的保险，原则上“也由交行代办”。

交行的上述这几项举措，对祁门红茶的生产和销售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如两湖茶商来信表示，因“鉴于皖省统制红茶，交行踊跃投资”，他们均高兴增加茶号，扩大资本。仅1936年一年，交行对祁门红茶共计“生产贷款126417元，远销贷款172744元，远销茶叶8938箱”，到1937年又加大力度，红茶运销贷款合约“总额约250万元”，有力地支持了祁门红茶的扩大生产和运销。

（二）对贷款内容的评析

在1927至1937这十年中，以1932至1936年的业务活动较为集中，但财政放款和政府欠款耗去了交行的很大资力，1932年至1934年两者合计占放款总额的绝大部分，1935年至1936年略为减少，但也在60%以上，尤为值得注意的是，1934年政府对上年的欠款不仅一分未还，且新借了2700多万元，1936年也有类似情况，不过新借款达到9200多万元。实际上，这5年来，政府旧欠只减少了100余万元，而新借贷款上升了7500万元，增加了约4.4倍。由此可见，政府虽将交行改组为“发展全国实业之银行”，在日常经济活动中仍是将它当成自己的金库。

尽管如此，交行还是将有限的资力尽量投放于实业，从主要的三大类放款来看，工商、建设及农产放款历年来都有增长。

从其增幅来看，以农产放款发展最为迅速，5年间增加了13.77倍，其次为工商放款，增加了9.8倍，建设放款增长较慢，只增加了4.66倍。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中国以农业立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而农产品与广大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故对农产品的放款总额虽不多，增长率却最高，表明其对农业的重视程度还是逐步加大的。

从贷款数额来看，工商放款1936年占全部放款总额的约20%，而交通建设事业放款仅占5.7%。这是因为从长期趋势来看，近代工商业的利润一般要高于交通建设利润，后者投资大，回收周期长，且带有一定的公益性质。银行家不是慈善家，利润的高低决定了银行资金的流向，在银行看来，只有“把资本投到获利最丰的职能部门才是最佳选择”。

在工商放款中，又以纺织业为放款重点，这与农产品中棉业放款比重最大是相对应的，在一战期间这种情况就已经存在，因为纺织业在中国创办最早，银行业内部也认为“纺织工业为国内工业之巨擘，与金融业关系尤深”，正因为如此，交行的常年纱厂放款户在20家以上。

在交通建设放款户中，以对铁路放款比重最大，最多的1933年铁路放款占全部放款总额的80%，最少的1935年也占55%以上。

早在1927年末，就有有识之士指出：“铁路为宏大事业，建造之资甚巨，维持之费亦繁，收入之款至丰。”

当时著名的北四行之首金城银行也与交行持同样的观点，认为铁路建设是交通建设中最为重要者，“其与物产之流通，及产业之开发，所系至深，中国国民经济之发展，即于焉利赖，银行辅助国民经济，首宜致力于此”。

从全国情况来看，20世纪30年代，在民族工业不断发展的同时，近代中国银行对工矿企业的放款逐年扩大。

据全国15家重要银行的统计资料显示，1930年工矿企业放款总额为9149.91万元，到1936年增至29125.85万元，6年间增加了2.18倍。交通银行的具体情况是，截至1936年度年终，全体工商放款总额为6922万元，比1935年度激增3555万元，与1932年度总额相比较，则增多之数，竟达10倍左右。

仅从交行自身的业务发展来看，短短5年时间变化如此巨大，成绩是有目共睹的，说明交行为发展中国近代实业确实付出了艰辛的努力，特别是在成绩最好的1936年，放款总额约占全国15家重要银行的五分之一，在同行业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

无论如何，由于1927-1937年国内外政治局势相对稳定，国民经济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国家的工业化水平也有一定提高。在如此良好的经济大环境下，交行经过几年的努力，将资金投放于工商、交通运输和棉纺织等业，与产业界的关系从各方面都有了进展，客观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如果当时国内政治、经济条件不发生变化，这种趋势得以继续顺利发展，“银行资本终将走上与产业资本相结合的正常发展轨道”。可惜的是，这一良好势头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而中断了。

银企关系辨析

中国近代金融业的兴起主要是靠公共开支提供资金的，而不是靠生产投资。近代民族工业发展的幼稚，限制了银行业资本积累的速度，中国的产业没有经过自发的产业革命，后劲不足，在银行业的发展阶段，能够吸收民族工商业存款的数量很少，因为赢利的企业很少，几乎没有剩余资金存入银行，尤为严重的是，中国“以国情迥异，金融制度又未臻完善，普通公司商号皆自行吸收存款，以为资金之调节……1928、1929年间上海之普通公司，颇有设立存款部，公开登报招揽存款者”，这使原本微弱的资金来源更为分散，银行不能大量吸收存款扩充实力，反过来不能有足够的财力去扶助企业。可见，中国近代的银行与企业的关系从产生之初就不是同步的。

银行界与产业界发生业务往来，即使是有物质担保的抵押放款，常常会因放款不能收回或不能及时收回而蒙受损失。一旦企业减产、停产、亏损，面临关门倒闭，银行采取的办法是破产清算偿抵债务。无论是商品抵押放款还是厂基机器抵押放款，都以实物作抵押，银行所取得的只是一种账面上的债权，不能用于流通，所以银行贷出多少资金，就等于冻结多少资金。这可能也是后来银行把无法收回的债权转化为股权的根本原因所在。

银行认为自己对企业的发展是尽了义务和责任的，但在企业看来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向昔银行接受纱厂巨额押款，每派有会计人员驻厂，主持其银钱出入”，这对于纱厂采购原料，推销产品，添置设备，改革人事等，“发生绝大之掣肘，不啻以纱厂当喉之扼制”。不止于此，银行的贷款利率高也为企业所诟病，华商纱厂联合会指出，“国内金融，贷款重息，厂商辛苦经营，谋偿银行钱庄欠款之子金，犹虞不足，日积月累，母子相乘，只有出售厂之一法”。

不得不承认，20世纪30年代的民族工商业，处于外货倾销和外资企业竞争的压力下，生存和发展举步维艰。

还以纱厂为例，“若是市价低落，纱不能销去，存了二三个月的纱，就觉周转困难，就要借债，就要押款了。一负了债，就像戴了脚镣手铐一般，动也不能动，男女工人，差不多都是在替银行钱庄做利钱，而银行方面还美其名曰维持产业，真是冤哉枉矣！”

企业对银行显然冀望过高，也未考虑到银行自身的有苦难言。

客观上，银行的职能是融通资金，扶助工商，但在主观上银行也得为自己的利益考虑。无论银行是用债权代管、债权转股权或者是收买的方式取得企业的全部或部分产权，在专业化经营之后，都有不同程度的起色。因为银行资本介入产业资本，“不仅仅为濒临困境的企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更重要的是改善了企业的经营管理”。受银行控制或监督的企业，往往能一改积弊：“用人能破除情面，量才聘用；机构改革大刀阔斧，较少阻力；资金运用节约合理，杜绝漏洞。”

银行与企业的关系还出现了新的动向。银行在向企业融资时，是以企业的信用度为主要依据的，不同的信用度决定不同的放款条件，“企业信用度”不仅含有物的信用度，即企业经营业绩、用于借款的抵押品是否合适等，还含有企业经营者的信用度。

当时的中国社会处于转型时期，旧式的商业道德渐渐被破坏，新式的商业道德尚在演进之中，旧时的法律既不适用，新法律又苦不周密。

对于社会信用的日下，金融界领袖人物之一的陈光甫感慨，“从前穷苦的人，尚以借款不还为可耻可惧，现在席丰履厚的，反以借款不还为荣，一遇事变，更觉振振有辞，信用两字，大不如前了”。

另一方面，银行的国有化对企业来说是一个契机，政府控制了银行，形成金融垄断，大大增加了干预工商业的机会，而工商界“在经济危机的压力下，自己要求政府干预”。1935年，国民政府成立了工商业救济贷款委员会，分配了2000万元的贷款。这时的银行已经丧失了独立性。由此可知，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银企双方由于不能很好地彼此谅解和沟通，银企双方的互动并没有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对双方都产生了不利影响。银行业应该同产业挂钩，才能求得自身的发展。然而，由于中国近代企业资金薄弱，技术落后，赢利微弱，银行对企业放款投资需要承担很大风险，企业因得不到银行的大力挹注而难以发展，而银行自身也失去了前进的推动力。

（作者系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周知秋编辑，工作邮箱：zhouzhiqiu@wxjt.com.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