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太原２月１７日电（记者孙亮全）元宵节过后，山西省邻县的张小明又该离开家乡开始新一年的打工生涯了。张小明在太原市打工，去年收入超过５万元。然而到年底，他却高兴不起来，因为“辛辛苦苦忙一年，年底兜里不剩钱”。
让他最为介怀的是一项开支：人情往来花去７０００多元，占他总收入的一成多。在他家的账本上记录着去年参加婚丧嫁娶２５次，其中太原１７次，老家８次。“太原的是多是工友结婚，工友孩子满月和生日等，都是一起干活的，不去不合适。”张小明说。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２０１２年有超过１．６亿农民工外出打工，其中２１岁到４０岁的农民工比重超过５４％。国家统计局山西调查总队的数据显示，四成受访者平均每月随礼近５次或更多。城里、农村的亲朋之间的红包、随份子，正在逐步演变成令一些农民工感到沉重的“人情债”。
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学教研室主任吴忠民表示，作为生活在城市里的农村人，农民工群体需要维系两边的社会关系，“夹心”人情让他们背负着双重负担。“生活圈子双重化决定了人情圈子双重化，农民工群体也不例外。”
同时，城市示范效应以及部分农民工的攀比心态导致人情费用飞涨。
“随着社会发展、物价水平的提升，人情费用也随之升高。”山西省社科院社会学所副所长谭克俭表示，农民工进城，在城市里甚至回乡之后的人情往来都有向城市居民看齐的倾向。
被人情裹挟的农民工群体也身不由己。张小明表示，他们出来往往会结识来自不同地方的工友，“因为平常一起干活，抹不开面子”。
另外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民工的工作并不固定，一个活干完了之后往往需要包工头或者工友之间互相介绍工作。“不处朋友，没有活干。”张小明说。
专家表示，在城市里农民工的随礼已不仅具有传统意义上交流情感的目的，背后蕴涵着复杂的人际关系，甚至隐含着承揽业务、拉拢劳力、借钱借物等目的。
“高额的人情往来，反而会使人际关系淡漠，违背了礼尚往来的初衷。”谭克俭表示，从深层讲，这是城镇化过程中社会对农民工群体管理滞后的表现，农民工的行为缺乏必要的引导，应当开展新形势下的移风易俗。（完）
(原标题：中国一些农民工面对城里、农村双重“人情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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