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意气风发的青年蛐蛐儿
38年前，23岁、还是杭汽轮机厂青年工人的李君旭做了一件惊天大事——炮制了一份“总理遗言”。
这桩单纯由几个年轻人游戏般起始的事件升级为国家级重大政治案件，改变了无数人的命运。
在《江南》杂志社主编、同时也是“总理遗言案”的亲历者之一袁敏的纪实作品《重返1976》中，李君旭被叫作蛐蛐儿。
“也是这样的寒冷冬日，蛐蛐儿和一帮反‘四人帮’的热血青年有一场‘狗肉聚会’。不久，一份‘总理遗言’迅速在全国扩散。”袁敏说。
袁敏当时是杭州织锦厂工人，23岁的蛐蛐儿是杭州汽轮机厂工人。“狗肉聚会”指的是，1976年1月15日周总理追悼会后，李君旭等一群经常聚会的“好哥们儿”，围炉而坐烹狗肉议时局。这一群好哥们儿里，还有“大耳朵”吕建树。
1976年2月上旬的一天，大耳朵从他插队的农村回到杭州，袁敏的哥哥瓜子、蛐蛐儿、阿斗、晨光等一帮人都聚集到大耳朵家里。
“大家一起议论到刚刚下发的中央文件，对时局的忧虑，对祖国前途命运的担心，让这帮热血青年更有了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使命感。”大耳朵今年61岁，和蛐蛐儿同岁，回忆起这个夜晚，他仍觉历历在目。
“总理遗言”于1976年2月5日出笼。“总理遗言”传播范围越来越广，“四人帮”决定查清此事，后被称为“总理遗言”案。蛐蛐儿、大耳朵和其他人相继被捕，全国涉案人数达四五千人。
历史在记忆中渐渐淡去，当年的人物也消声匿迹。2014年2月9日清晨8：30，李君旭因肺梗塞抢救无效，在杭州城东医院悄然辞世。
1月28日，大耳朵曾前往城东医院看望蛐蛐儿。他应该是“总理遗言案”中几位涉案人中，最后一位见到蛐蛐儿的人。
“在4楼16号床。”大耳朵说。实际上，在1月27日，大耳朵曾和多位同学一起，前往蛐蛐儿在杭州竹竿巷的家里探望，“但家里没人，听说他住院了。”
这些年，每年过年前，袁敏、大耳朵等一拨朋友，都会结伴去看蛐蛐儿。
自从1989年，36岁的蛐蛐儿头颅里的血管破裂，摔了一跤以后，他的人生，就再也没有爬起来。
“蛐蛐儿的大脑受到重创，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之后，他的父母相继去世，妻子离开他去了美国。”大耳朵说，蛐蛐儿长期不跟外界交流，时间一长就失语了，再时间一长，血管压迫部分神经，开始失忆。
虽然大耳朵时不时地会去看看他，但蛐蛐儿的表达有障碍，“你问他什么他都不说，最多点点头，或者摇摇头。”
“你认识我吗？”1月28日，大耳朵在城东医院问他。“我会不认识你？大耳朵嘛！”蛐蛐儿笑笑。这是蛐蛐儿对大耳朵说的最后一句话。
原来，青春年少时的人和事，他还记得。(记者 王湛)
本文来源：新华网
责任编辑：
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