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兼任”宰相之后

明朝所精心构建的皇权中枢，就其保证皇帝的专制集权而言，确实达到了很高的制度水准。它通过将批答之权分解为票拟和批红，使内阁和司礼监对掌中枢；通过对阁臣票拟的双重制约，严格限制了内阁参与朝政的程度和范围；通过让司礼监代行批红、甚至批答之权，有效地监视和压制住了阁臣。

程念祺

《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

方志远著

科学出版社

2008年6月第一版

402页，48.00元

明朝皇权制度，是明史中研究得比较多的问题，成果也比较显著。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国家权力机构及其运行机制》一书，将明朝国家机构各项制度与组织的关系，以及来龙去脉条分缕析，使读者得窥明朝国家制度的精心建构。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该书对明朝皇权的把握相当完整。继王天有等人的研究之后，该书在明朝中枢权力结构的研究上，不仅更为细致深入，也有更好的视角与问题。比如作者指出，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是“皇帝的代表”。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和把握明朝废相之后专制集权的走向，可以发现许多饶有兴味的问题。

明朝废相，是在公元1380年，即明朝洪武十三年。在中国历史上，类似于后世宰相的权力很早就出现了，诸如“尹”、“冢宰”、“大宰”等名，皆为国家行政官之首。春秋战国时期，此类职位又以“相”、“丞相”、“相国”之名出现，或称“执政”。秦统一后，历朝皆设宰相一职。汉武帝虚置相职，而将相权基本纳入内廷。从此，历代总是通过对相权的分解，以增强皇权对中央行政的控制力。但是，作为中央行政的中枢，相权始终是存在的。而明朝废相之后，这一历时数千年的宰相制度便不复存在了。

然而，废相之后，洪武皇帝并没有真正废掉相权；而是一身而兼二任，既当皇帝，又当宰相。那时候，朱元璋平均每日要处理两百多份文件、四百多项事由。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他不得不命令臣下把所有的奏章都写得短而又短，并规定了统一的格式。他还设立了殿阁大学士制度，让一些读书人跟随左右，随时咨询顾问，以解决阅读上的困难。但他严禁大学士议论朝政，以防他们干政。对于历史上的宦官和外戚干政，他深恶痛绝，再忙也不让这些人插手。

凭着自己的威势和治政经验，朱元璋大致可以将“日理万机”做得不差。然而，这种一身而兼二任的办法，却让继位的皇太孙建文皇帝感到心有余而力不足。年轻的皇帝难免贪睡，上早朝晚了，就会有大臣进谏，说朝政被耽搁了，要求他能像太祖皇帝那样，天不亮就起床，太阳未出就朝见群臣。碍于祖训，建文并不敢恢复宰相制度，却将六部的权力进一步加强。以至于后来篡位的叔叔、明成祖朱棣指责他：“欲将部官增崇极品，掌天下军马钱粮，总揽庶务。虽不立一丞相，反有六丞相也。”

但是，建文再怎么加强六部的权力，都不可能弥补作为中央行政中枢的相权的缺失。实际上，建文即位后，即召方孝孺“参预机务如内相”。1402年，当朱棣的军队攻占京城时，发现建文已在内廷设立了内阁机构，并备有特制的文渊阁印。这与他的祖父只以殿阁大学士随从顾问的情况大不相同。方孝孺主张君、相分权，恢复古典的冢宰制度。而比方孝孺更长一辈的明朝开国文臣刘基，也非常强调丞相制度的重要性。他曾把后世分解相权的做法，比喻为把不成材的“小木”束在一起充作栋梁之材，是撑不起中央集权这座政治大厦的。

如果不是朱棣篡权成功，方孝孺、刘基关于相权的主张，是否会影响明朝政治体制的走向不得而知。明成祖篡位后，尽管对建文时期“变乱法制”的做法一概“革除”，却悄悄地保留了建文时期设置的这一“内阁”，并立即召文臣入阁参预机要，开始改变原来由皇帝兼任宰相的做法。由此，相权开始融入皇权，成为明朝的皇权一部分。这与刘基和方孝孺的想法，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洪武皇帝禁止宦官议政，为此还立下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将严禁宦官干政的命令铸成铁碑立在宫中。在他看来，宦官的事情就是宫中杂役，或者奉使传令。但是，既要用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又要防止皇权沦于权臣之手，其最方便之法门，就是让宦官与阁臣对掌机要。明成祖在位时，宦官开始大量地受到重用。《明史》上所谓“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间始”的讲法，大致是不错的。无独有偶，朱棣借口“训女官”，下令让已有子嗣的学官，自愿净身，入宫教书，破了洪武皇帝不许宦官读书识字的规矩。朱棣的“好圣孙”宣宗即位后，则干脆在宫中设立“内书堂”，“专授小内使书”。这更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显然，要重用宦官，则不得不使他们具有相当的文化知识。

明朝宦官接触朝廷机要，是从文件收发上开始的。朱元璋于废相前两年，即洪武十一年，曾下令“奏事毋关白（禀告）中书省”。从那时起，京官奏事，一律改由“皇极门（后称会极门）实封奏闻”，而不再通过中书省。此外，明朝地方官的奏疏，原本汇集中书省，但自洪武十年朱元璋设通政司后，若非事涉机要，即由通政司直接送往六科。六科是皇帝监督六部行政的机构。朱棣在位时，命令通政司：“凡书奏关民休戚，虽小事必闻，朕听受不厌倦也。”越来越多的奏疏要直达御前，宣宗时就设立了文书房，隶属于司礼监（洪武十七年设置），统一汇集内外官奏疏。文书房的另一项任务，就是登记、整理和抄录往来文件，而由司礼监呈递御前。司礼监掌握着最充分、重要的信息，又服侍在皇帝身旁，帮皇帝跑腿办事，传递信息，俨然是“皇帝的代表”，最适合用来制约、压制内阁，其权力和地位于是迅速上升。

内阁参与机要，原本无非是阁臣与皇帝“面议”朝政。这在洪武皇帝治下，是严厉禁止的。那时，凡事“听自上裁”，官员奏疏概由朱元璋批答，即亲笔写出处理意见。建文时，“临朝奏事，臣僚面议可否，或命孝孺就扆前批答”。足见其时臣僚已可以与皇帝面议朝政，为皇帝执笔批答。成祖、仁宗时，朝政的处理通常也是与阁臣面议，批答则由皇帝亲力而为。朱棣晚年精力不济，才经常委托阁臣代他批答公文与官员奏疏。宣宗在位时，处理官员奏疏，改由阁臣先用“小票墨书”代他批答，称“票拟”或“条旨”，贴在相关奏疏的封面上，送司礼监后誊抄，再交皇帝批准。如果事关重大，宣宗还是会当面与大臣商议；议定后亲自批答。

能够与皇帝面议朝政，是阁臣所期望的。阁臣如果不能与皇帝面议朝政，意味着他有限的建议权也不存在了。更令人扫兴的是，在没有面议的情况下，阁臣票拟必须严格按照“九卿之成案”和“司礼监粗写事目”进行。“九卿之成案”，即内、外廷臣在各自主管的范围内，就具体问题的解决，向皇帝提出具体的处理意见。“司礼监粗写事目”，即司礼监根据“九卿之成案”，为阁臣规定的票拟提纲。就这样，阁臣票拟完了，还得皇帝用红笔批示。同意的，交司礼监用红笔誊清，送文书房抄送相关机构执行。然而，由于疏懒，更由于要压制内阁，皇帝总是把批红的事交给司礼监去做。

“票拟”成为惯例，始于英宗即位。英宗那时还是个九岁的顽童，批答之事由阁臣代劳，而一切都听王振教唆。王振掌司礼监，对阁臣票拟总是指手画脚。土木之役，英宗成了蒙古瓦剌的俘虏，皇位被景帝取代。也许是因为有过这样的惨痛教训，英宗复辟之后，对宦官的宠信有所克制，比较注意控制阁臣与宦官之间的平衡，“每事与内阁面议然后批行”。但是，宪宗继位后，经常是直接让宦官替自己批答官员奏疏。可见，内阁票拟，不是皇帝必须遵守的制度。司礼监作为“皇帝的代表”，甚至可以直接让宦官代表自己批答。所以，方志远先生说，司礼监就像是内阁中的内阁。

孝宗继位后，更多的则是让阁臣票拟。但他却发现，阁臣对此颇有怠惰，而让阁员代拟。他传旨说，要注意保密，内阁大学士必须亲自动笔拟旨，亲自印封，然后密送皇帝。对于孝宗的这一要求，大学士刘健非常婉转但又倔强地表达了自己的不满。他说内阁票拟的确事关机密，所以从来皇帝找阁臣议事，也都是亲临内阁，或在便殿秘密召见，照例是要避开他人耳目，对阁臣面授机宜的；现在除了例行活动，阁臣根本见不到皇帝，连司礼监的人也见不到；圣旨由司礼监传达至文书房，再由文书房通知内阁；内阁票拟也要经过文书房、司礼监，才能呈至御前。刘健提出，要么恢复皇帝与阁臣“面议”朝政的老办法；退而求其次，也应让阁臣看到皇帝的亲笔；再怎么不济，也应由司礼监“口传圣旨”。他用这种办法，来表达他对凡事都要由司礼监下属的文书房来传达的反感。对于刘健的婉转批评与倔强，孝宗是容忍的。但对他的请求，照例是敷衍了事。此后六年之间，孝宗与阁臣“面议”朝政，不过数次而已。内阁与皇帝的沟通，还是要由宦官来充当代表。

武宗即位之初，就有大臣批评他“批答章奏，以恩侵法，以私揜公”，并指出这是由于阁臣“不得与闻”机要，而奉侍在侧的宦官“阴有干预”造成的。之后不久，刘健也批评说，阁臣身在内阁重地，不过“徒拥虚衔”，朝廷的圣旨下来了竟然还不知道；本来由阁臣票拟的东西，随便就改掉了。等到刘瑾执掌了司礼监，刘健等阁臣被罢官为民之后，这种情况就更为严重了。那时候，官员的奏疏，刘瑾都是带回家与亲友一起“批答”，然后请内阁大学士焦芳帮助润色。刘瑾倒台后，大学士李东阳揭发说，自己为皇帝拟旨，不是被刘瑾驳回，就是被改窜；改窜了的东西誊抄后，还要逼他抄一遍，作为原稿“落底”存档。

明人谢肇淛指出，明朝的宦官“体统尊崇，常居百僚之右。辅臣（阁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内监小竖，扬扬驰马，交臂击毂而过。前驱不敢问，辅臣不敢嗔也”。可见，在明朝的权力中枢，宦官的地位尊于阁臣。盖宫廷政治既已彻底制度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