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图亚特·霍尔

当地时间2月10日，英国文化研究理论家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因病在伦敦去世，享年82岁。这些年，霍尔一直受到病痛折磨，以透析维持生命。就在霍尔去世前，英国广播公司（BBC）播放了一部关于他的纪录片《斯图亚特·霍尔蓝图》。

一

“西方目前对霍尔的定位，大致是：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研究的巨匠，英国最重要的左翼知识分子之一。如果在文化研究、女性主义、媒介研究等方面进入较深入的研究，都会要参考他的著述。”上海大学教授王晓明对早报记者说。斯图亚特·霍尔被认为是当代文化研究之父、英国社会学教授、文化理论家、媒体理论家、文化研究批评家、思想家。他开启了学术工作政治化的先河。《理解霍尔》一书的作者海龙·戴维斯则干脆说：“斯图亚特·霍尔的名字就是文化研究的同义词。”

1964年，当理查德·霍加特（英国文化研究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在伯明翰大学创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时候，他邀请了斯图亚特·霍尔前来加盟。4年后，霍尔担任了研究中心代理主任，1972年正式成为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所倡导的文化研究始终坚持对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追踪和严肃研究，并厘清交织其中的文化、权力和政治的关系及相互影响。这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文学、电影、政治、历史、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都参与其中，开创的研究领域包括大众传媒研究、青少年亚文化研究、性别研究、身份人种研究等等。

文化研究从此成为20世纪后期最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并在世界各地传播。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向早报记者介绍，大约在1980年代中期，霍尔的文化理论首先在美国的媒体研究中获得传播和运用，继而对美国的文化研究兴起产生了很大的作用。“我是在1992-1993年间接触到他的理论的。我记得是在1994年，李欧梵和我在《读书》杂志发表有关文化研究的对话，其中讨论了霍尔和文化研究。这好像是国内第一篇谈论文化研究的文字。后来与佩里·安德森讨论西方的新左翼时，他也提及了霍尔等第一代新左翼与他们这一代的关系等。霍尔是英国文化理论的最重要的理论家，也是文化研究这一领域最主要的奠基人之一。”

文化研究在1990年代中后期进入中国，在2000年前后一度成为国内人文研究的显学。2001年，上海大学成立当代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是王晓明教授。在很多学者看来，上海大学的当代文化研究中心在某些方面就是学习了伯明翰大学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王晓明教授对早报记者说，“十几年前我们在上海开始文化研究时，就明确不走美国式文化研究的路，而愿意借鉴文化研究的伯明翰学派的做法，主要就是因为威廉姆斯（英国文化理论家）和他，因为他们那种竭力介入和改变现实的做法。”“霍尔早年在（英国）开放大学用的教材《表征：文化表征与意指实践》，现在是我们文化研究硕士课程的入门书。”

二

霍尔1932年2月3日生于牙买加金斯顿，他的父亲赫尔曼是当地第一位身居要职的非白人，曾任牙买加联合水果公司的首席会计；他的母亲杰西有白人血统，对遥远的英国有着复杂的带有虚构成分的情感。霍尔在金斯顿的牙买加学院接受了古典英语教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很强的反殖民独立倾向，对于本国的种族主义和殖民统治的严格限制无法忍受。

在获得罗德奖学金后，霍尔终于有机会逃离加勒比海来到英国牛津大学。1951年，他乘坐“帝国烈风”号来到了英国。霍尔后来回忆他坐火车从布里斯托尔港来到伦敦帕丁顿站，看到的景象就跟在托马斯·哈代小说里的一模一样。

在牛津莫顿学院学习英语的霍尔，最不能理解的是自己跟周围贵族公学男生之间的差异。他意识到，他是所谓大英帝国“陌生的家人”。在这样一个格格不入的环境中，他意识到自己的黑人身份，在主流英国社会中的弱势和边缘。霍尔认为，对英国社会的理解不能缺少黑人及移民弱势群，否则英国即不成为英国。

王晓明教授对早报记者说，“霍尔生在牙买加，血统比较杂，包括黑人、白人和荷兰犹太人。他常说：任何人都是从另一个地方来的（意思是没有纯正的本地人，这个看法如果成立，那意味着所有被认为是建立在地域区别上的矛盾，比如台湾的外省人本省人、香港的港人大陆人、上海的上海人外地人等，其实都与地域无关，而是建立在文化和政治等因素之上的），尤其是现代的个人。所以，他一直追究的一个基本问题，就是 文化身份 （cultural identity），这个追究不是要建立某个 唯一固定的身份 （unique fixed identity），而是要借深究这个问题,打开从非西方/非帝国主义的角度理解现代世界和现代人的真实、复杂的文化状况的空间，比如他这么说自己：英国是我的家园，但我不是英国人。”

三

1956年一系列的政治事件——从苏伊士运河危机到苏联出兵匈牙利——让霍尔的政治倾向向左转，他找到了自己的政治家园，用他的话说，“马克思主义拉着他，对抗布达佩斯的坦克。”

霍尔最终放弃撰写以亨利·詹姆斯（美国文学家）为主题的博士论文，从牛津移居伦敦。在那里，他成为《新左评论》的创始人之一，这一刊物依然是当今世界新左翼的重要思想刊物。

对于出任《新左评论》主编的历史，霍尔曾有过详细的回忆，“1956年动乱的结果就是两份期刊——《大学与左翼评论》与《新理性者》——的公开出版。1960年，这两份期刊合二为一，构成了最初的《新左评论》。”“第一期《大学与左翼评论》出版于1957年春，它有四位主编——拉尔夫·萨缪尔、加布里埃尔·皮尔森、查尔斯·泰勒和我，前两位在匈牙利事件之后退出了共产党，而我和泰勒则代表 独立派 。”“新左翼也从《新理性者》所代表的另一个传统中吸取了许多相当重要但又非常不同的资源。这一流派是在英国共产党在人民阵线政治中形成的。一些 理性者 ——爱德华·汤普森、约翰·萨维尔、罗德尼·希尔顿、克里斯多夫·希尔、维克多·基尔南、霍布斯鲍姆——都是这一独特阵营，即共产党历史学家小组中的一员。”

霍尔认为，当时有很多人更合适担任1960年第一期《新左评论》的主编，如爱德华·汤普森等学者，但他们都不愿出任主编，“我就鲁莽地同意担任《新左评论》的第一任主编，而约翰·萨维尔则担任编委会主任。”《新左评论》第一篇社论的开头与结尾都引用了莫里斯·迈斯纳（1885年7月发表在《大众福利》上的文章中的话：“劳工运动并不处于起义阶段。”霍尔还补充了一句：“我们处在传教阶段。”1961年，霍尔辞去主编一职。

1968年前后，霍尔和雷蒙德·威廉斯（英国文化理论家）、爱德华·汤普森联名起草了厚达200多页的《五月天宣言1967-68》，对资本主义现状提出批判，对工党政府感到不满与愤怒，指责后者成为当代的“新资本主义”。宣言当时获得了70位作家、学者和社会运动倡议家的签名联署，至今仍是具有现实意义的重要历史文献。

对于所谓新左翼，霍尔有一个评价，他认为：“新左翼代表了两个相关却又存在差异的传统的结合。第一个传统，由于缺少一个更好的名字，我把它称为共产主义的人道主义，主要以《新理性者》杂志和它的创始人约翰·萨维尔、爱德华·汤普森等为代表。第二种传统最好被描述为一种独立的社会主义传统，它的核心力量主要是20世纪50年代的左翼学生，并与 政党 机构保持某种距离。1956年，在那些正统的瓦解中，正是来自这个阶层的人首先创立了《大学与左翼评论》。我就来源于第二个传统。”（《第一代新左翼的生平与时代》）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教授吕新雨对早报记者说，霍尔的工作开始产生影响主要是在上世纪70年代，“也正是西方左派处于退守，而右派全面反攻的历史阶段。由于霍尔的研究框架下，族裔、性别、阶级与认同问题并存，其偏向文本与受众研究的取向使得其研究更容易被体制化与学院化，它也构成了文化研究今天的困境。”

四

清华大学教授汪晖对早报记者说，霍尔与爱德华·汤普森、雷蒙德·威廉斯等一起成为英国第一代新左派的代表人物，而霍尔受到安东尼奥·葛兰西（意大利共产主义思想家、意大利共产党创始者之一）和其他理论家的思想影响，“霍尔对霸权概念和文化理论展开研究，他的早期作品《电视话语的编码与解码》后来被发展为媒体研究和文化研究中的 传播的编码/解码模式 。”

霍尔提出的编码与解码的理论认为，受众对媒介文化产品的解释，与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和立场相对应。他提出三种假想的地位，即以接受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为特征的“主导-霸权的地位”；大体上按照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进行解释，但加以一定修正以使之有利于反映自身立场和利益的“协商的符码”；以及与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全然相反的“对抗的符码”。霍尔的研究成为在特定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研究受众接受行为的理论背景。此后，文化研究敞开了关于电视受众主动性的研究的大门，一种新范式的受众研究兴起并迅速扩展开来。

吕新雨教授认为，“从批判传播学中的西方新左派的知识谱系看，以霍尔为代表的文化研究学派与英国工党执政的历史经验不可分割，他对意识形态作为表意实践的理论分析影响深远，开启了符码与实践、文本与受众的关系研究，已经是不可忽略的学术坐标。”

至于后来的文化研究学派与传播政治经济学派之间的学术论战，吕新雨认为，后者更强调政治经济的全球复杂势力在传媒生产过程中的影响，“会帮助我们从不同的视野中理解冷战与后冷战时期批判传播学的任务。” 1970年代末，在撒切尔上台之前，霍尔就意识到新保守主义将会对英国政治和历史产生深远影响。在1983年的著作《撒切尔主义的政治》里，霍尔认为左派的集权传统是撒切尔主义能得势的重要原因，撒切尔主义赢得了人民而左派失败了。

2000年前后，霍尔曾受聘为伦敦政经学院百年讲座教席，为跨领域的研究生主持为期半年的系列公开课。

五

“他持续而深入地介入各种现实的社会运动：游行、集会、公共讨论……为此长期活跃于广播和电视（他参与过BBC不少谈话节目），始终保持理论思考与现实介入的良性互动，他那些最有启发性的理论论述，很大程度上都是来自现实介入的启发。”王晓明教授说。2012年英国《卫报》上刊登过对霍尔的长篇访谈，他谈起2011年夏天英国的青少年骚乱事件，眼光依然很犀利，不但从政治和经济角度展开讨论，更从文化角度（他用的词是“消费主义”）提出特别的分析。

让王晓明教授感到钦佩的是，霍尔虽然就读于牛津，却长期在开放大学教社会学，贡献于蓝领工人和出身低下阶层的年轻人，这是在实践他的精神前辈——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中的主张：“教育的目的不是让少数底层人往上爬（所谓社会流动），而是让所有人都能一起进步。”

近几年，霍尔的身体一直非常糟糕。王晓明教授介绍，霍尔晚年肾衰竭，透析九年，后面几年每隔两天就要透析一次，“我本来想请他来上海讲座，也因此放弃。”

汪晖教授去年秋天在伦敦访问，“本来约好要去他家谈一次，但后来因为我提前回国，没有来得及见面。我那时知道他身体不很好，但没有想到错过了这一次，也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文/石剑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