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亚洲时报在线网站2月6日文章】题：把中日争端公开化（作者美国公共对话研究所执行主任约翰 康诺利）
中日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的后果令人不安。两国之间分歧的不断加剧具有近期和长期两方面的影响。难以得到解决的部分原因是双方的历史叙述存在抵触。由于各自的立场随时间推移变得更加强硬，因而行动起来会愈加困难。
鉴于此问题的复杂性，应该考虑在更大范围的国际交流环境的背景下采取一种新的政治对话方式。需要说明的一点是，这种更大范围的中日对话进程可以获益于建立“公开商谈”这一特别外交工具。
公开商谈的基础是一系列正式规定和条件，它们将为双方建立平等的交流平台。迈向这一公开磋商过程的戏剧性的第一步是中日两国政治领导人呼吁联合国为这一外交工具确立规范。
公开商谈的核心沟通手段将是一系列篇幅大约为12页的杂志大小的文件，它们可以从一个正式的互联网平台上获得。这些“对话文件”也可以借助两国国内甚至全球的一家或多家主要纸媒予以散发。
这些对话文件将列出双方对历史的解读，向对方提出质疑，陈述谈判立场，并包括与国际冲突有关的其他内容。
这些通常南辕北辙的历史观将会表明，在这一问题上你来我往的观点交锋可以成为整个公开商谈过程的核心要素，部分原因是这么做会带来相互尊重。这些正式的互动可以成为走向普及对史实的了解的重要一步。
批评人士可能会对这种过程缺乏保密性提出谴责，而非把这种方法与现状进行对比。更有甚者，由于这场冲突的核心是不同的历史观，因此让这些不同的说法摆到桌面上似乎可能会使问题恶化。然而，让双方可以互相提出质疑，对于它们以更加多面和细微的方式接受对方的历史观，从而扔掉那些陈词滥调和简单的结论，可能会有很大的帮助。
这一过程的后期阶段将把精力集中对于双方达成协议必不可少的交易条件的商谈上。这个阶段可能极有争议性，但双方都可以告诉本国民众，透明度是这种形式的结构性对话的核心特点。与此同时，所有人都会认为，某种程度的妥协对于达成协议将是必不可少的。
领导人之间的个人信任或敌意对于公开商谈将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双方所做的承诺会受到各方的见证。
通过把这些冲突的核心细节公之于众，一种新的视野将显而易见：全世界都会关注中日两国领导人所表达的特定观点、言辞和承诺，它们将体现在一系列对话文件中。
要让公开商谈成为现实，需要有某种架构，而只有当某个重要机构或实体为公开商谈确立了原则、规则和条件之后，这一进程才能得以启动。
尽管联合国的各种倡议总是遇到反对，但是任何国家都很难为拒绝促成这种外交工具找出理由。毫无疑问，如果中日两国呼吁联合国安排公开商谈，那么此事定将成为现实。
展望一下中日两国之间这种渐进式的对话吧。这将是信息的戏剧化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双方将更加深入地了解对方的观点和认识。
展开这种公开商谈过程的时机即将到来。老办法不再管用，现在是尝试新方法的时候了。
(原标题：港媒：“公开商谈”或可解决中日争端)
本文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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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易_NE0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