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村强制城市化：“全国最大大学城”诞生记

7万元

贝村的一半保留下来成了新贝村，新贝村的村民原本每人可获得大约7万元的征地补偿，但是后来却变成了4万元。

15%

原本要拨付给村庄发展集体经济之用的15%的预留地一直停留在口头承诺上，村民只能从不见踪影的预留地获得每人每年400多元的微薄利息。

何艳玲

一个美国学者在一次讲话中宣称“中国的城市化与美国的高科技发展将是深刻影响21世纪人类发展的两大课题”。这句话被无数人引用并经常被当做对中国城市化正义的验证，其对中国城市化意义也是毋庸怀疑的，但这里的关键在于，是否中国城市化过程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值得肯定？

“巨型项目”如何上马

夏都大学城规划范围约43.3平方公里，号称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城”。但是这样一个“巨型项目”的建设，从正式决策到土地拆迁，从拆迁完成到建设，从建设到第一批学生全面入驻，所花时间仅为3年半。

夏都大学城（化名）是在“建设教育强省”等政策话语体系下由政府主动推进建设的一个高校园区。在文件中，大学城被界定为“是一种新型的城市化现象，是一批以大学为主体，以城市为依托，以资源共享、资源互补和产学研一体化为主要目标的新兴社区群落”。贝村，是夏都大学城旁边的一个村庄。在大学城建设之前，贝村是封闭而又有序的。村庄地处远离城市中心区的小岛，物产富饶，自给自足。但是，在一夜之间，这种封闭而有序被“大学城建设”的宏大叙事所打破。

夏都大学城规划范围约43.3平方公里，规划人口规模为35万-40万人，号称建成后将成为“全国最大的大学城”。但是这样一个“巨型项目”的建设，从正式决策到土地拆迁，从拆迁完成到建设，从建设到第一批学生全面入驻，所花时间仅为3年半。

2001年3月，《夏都市大学城发展规划》完成。12月，获得省长会议通过。

2002年6月，夏都市大学城征地拆迁工作动员大会召开，在未经国务院审批的情况下，省、市国土部门特事特办，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征地手续，包括贝村在内的村庄拆迁开始。

2003年1月，省国土资源厅《关于夏都市申请基本农田易地保护的批复》批准同意大学城所涉及的基本农田保护区88911亩由省里统一安排进行易地保护。于是，大学城建设巧妙地不再涉及占用基本农田保护区问题。

2003年1月，省委书记视察大学城，提出了“2004年9月开学招生”的目标，大学城建设急速全面启动。

2003年开年之初，在大学城发展规划未被通过之前，贝村已被通知需要征收土地。6月，开始征收田地。7月，推土机开进村庄，拆迁开始。

堪比“战争”的拆迁

贝村的一半保留下来成了新贝村，新贝村的村民原本每人可获得大约7万元的征地补偿，但是后来却变成了4万元；原本要拨付给村庄发展集体经济之用的15%的预留地一直停留在口头承诺上，村民只能从不见踪影的预留地获得每人每年400多元的微薄利息；原有规划所说的“房不上山，树不能砍”被遗忘，村庄的山丘推平了，树被砍去，村庄徒留废墟和建筑废气。

在不同村民的回忆中，这是一个堪比“战争”的拆迁过程：

政府要速战速决，每天拆一片，比坐飞机还快。

如果呆在屋子里不走的话就将你的东西搬走，丢在外面，然后将你强抓出来。

强拆前会断水、断电、断电话、电视线路，有的村民房屋门窗被打烂、财物被窃，村民处于极度的精神惶恐之中……

村民不同意，就把队长关在村委会里面，强制他们按手指印。对于不配合拆迁的人采用株连式的打击报复，外出工作的村民有的被停工、开除，有的调到远处工作，还警告说为了你的前途不准回家。

基本上每个生产队长家里的电话都被监控了。有一次，我们几个生产队长在一起聊天，之后打了一个电话出去“爆料”（强制拆迁），第一个电话打通了，第二个电话想再打就打不出去了，几天后，我们收到公安部门传票。

强征强拆引来了村民甚至包括村干部的大量上访活动，乃至到了2006年，当地政府下达了一个文件，规定凡参与上访者，必须观察三年之后才有资格入党。

尘埃终归落定。虽经过了无数次大大小小的反对强拆强征行动，但在短暂数月之后，大部分贝村人还是陆续离开了家园，搬入了陌生的公寓。那些坚持不走的人们无力再抗争，但却在村庄旁边搭建了窝棚，日夜守护梦想着重新搬回家园的那一天。

按照大学城规划，贝村其实被分成了两半，一大半拆迁，一小半保留。离去的人是痛苦的，按照规划能够继续留在村庄的人也未尝没有另外的痛苦。贝村的一半保留下来成了新贝村，新贝村的村民原本每人可获得大约7万元的征地补偿，但是后来却变成了4万元；原本要拨付给村庄发展集体经济之用的15%的预留地一直停留在口头承诺上，村民只能从不见踪影的预留地获得每人每年400多元的微薄利息；原有规划所说的“房不上山，树不能砍”被遗忘，村庄的山丘推平了，树被砍去，村庄徒留废墟和建筑废气。

家园已去，物是人非，邻里不再，新贝村村民的彷徨因此尤甚：没有了熟悉的邻里，周围都是陌生的外地人和大学生；定期举办的风俗仪式曾是全村人的欢聚，但现在宁静的宗祠被拆掉，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喧闹中的商铺；他们失去了土地，却还没有勇气和能力参与现代产业分工；村规民约逐渐瓦解，新的社会规范却被潜意识不断抵抗，他们不知道该遵从什么、反对什么。村庄既失去了传统根基，又得不到现代补给，犹如空心。在此过程中，种种围绕拆迁补偿与新村庄权威建设的承诺和违诺，也让他们卷入了空前的关系冲突，留下来的人们不再相互守望，而是相互攻讦。

客观来看强制性城市化，它加速了村庄城市化的进程，但这种高速是否在所有时候所有地方都是我们需要或者必要？大跃进式的城市化使贝村陷入了“结构紧张”，表现为村庄结构分化远远快于制度规范整合而形成的结构要素之间的脱节。强制性城市化过程之后，村庄的社会结构四分五裂，市场经济和农耕经济并存，民主政治与买官卖官混合，城市文明与传统观念对抗，村庄健康运行所必需的结构条件都陷入混沌，而相应的制度规范要么尚未形成，要么形同虚设，村庄呈现“失范”和“迷失”，并很难看到其可以复原和重建的未来。

城镇化的偏差

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确实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空间形态的抛弃，更不是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替代。

村庄，对中国人（不仅是农民）来说，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心藏内心的精神和文化家园。从农耕生活到城市生活，这原本是一个随着市场化而自然推进的过程，但却成了强制性推动的暴风骤雨。在这样的一夜瞬变中，其给村庄所带来的阵痛，实难言喻。而这一城市化之后所带来的可能收益，似乎也难以抵消这种阵痛。贝村的故事至少说明两点：强制性城市化，突显了村民对权力的相对弱势；强制性城市化，突显了村民对权力的普遍反感。而“弱者的武器”最终将可能让这种紧张扩大到对整个公权的反对，这无疑是两败俱伤的结局。

很多人都在讨论拉美城市化过程中种种偏差，但是如果检视类似贝村所遭遇的如此高歌猛进的城市化进程，我们发现这些偏差同样存在：

其一，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先进性”，把城市之外的地区、群体、产业模式和生活模式都视为“落后”。表现在实践中即为强调大规模的城市更新和城市建设，制度性地对旧城和传统产业采取否定的态度。大广场，大绿地、大马路替代了老社区，随之而来的却是作为城市历史见证、文化积淀与生活方式的传统社区的消失。同时，将“三农”视为城市化的对象，忽视农业发展和传统文化保护。由乡村社会向城市社会转变确实是城市化的重要部分，但这并非意味着对传统生活方式和空间形态的抛弃，更不是对农业、农村、农民的替代。城市化是城市与乡村在新的生产模式与社会生活进行新的互嵌，也是它们在市场经济这个新的层次上相互依存、互补融合、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过程。而在城市化过程中，也要特别重视农业的发展，通过投资农业和发展农业提高农业的生产效率、单位产值和市场化水平，消解传统农业面临的低收入和劳动力过剩问题，并增强农民与大资本的博弈能力以及对市场风险的应对水平。

其二，将城市化等同为“市区化”，注重人口、空间和编制上的“城市化”，强调城市人口总量的增加，推行人口向市区集中居住，重在行政编制上的撤县变区。这一思路增加了城市人口、城市数量等城市化的账面指标，但结果却离真正的城市化越来越远。一方面，在人口大量涌入的同时缺乏产业规划和经济基础支撑，进入城市的人口只能从事低端服务业；另一方面轻视专业的市政管理，缺乏相应的城市规划，在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方面没有相应经验和能力。如此一来，所谓“市区”人口难以实现真正的城市化，难以获取稳定的城市生活。而“市区”也缺乏总体规划，用地功能混乱，违法违章用地，乱搭乱建成风。由于缺乏相应的市政投入，公共设施严重滞后、环境卫生恶劣、交通拥堵严重。人口融入城市的困难加上混乱的城市空间也大大加剧了城市治安的复杂性。

其三，将城市化等同于城市增长，城市成为增长机器。在经济增长逻辑主导下，政府更多聚焦在如何寻求各种方式“抓住经济发展的主动权”。一方面，城市政府干预市场运作，除了通过直接的经济投资（特别是投资那些资本集中、见效快的产业）来促进经济增长，还创造了“建开发区”、“土地开发”、“经营资本”等多种经济发展方法。在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城市经济逐步变成了“大企业、大项目和大资本”推动的发展方式，甚至出现了资本排挤替代劳动力的现象，中小企业和个体商户发展艰难，这直接导致了就业问题和收入差距问题。另一方面，为获取资本、土地等要素，不仅财政收入更多被投向经济发展方向，城市政府还与民众直接争夺各种“公共资源”。

对于一直处在市场化转型过程并不断产生各种社会不稳定、不平等和不信任的中国来说，上述偏差及其塑造的城市化模式不仅未能有效消解各种利益冲突，其本身还成为部分社会冲突和不平等的来源。在此情境下，市场经济“自下而上”的激烈竞争和政府“自上而下”的制度排斥不断冲击社会规则、社会秩序和民众心理，社会冲突持续发生并被放大，造成整体性的社会迷失。

贝村是一个个案，但不是唯一，而是千万个类似个案中的一个。在传统与现代、乡村与城市、封闭与开放的交织中，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之下，社会始终处于一个被建构的地位。巨大的“利维坦”成就了伟大的公共工程，涤荡阻止它运作的一切力量。它试图重建一种“美”，却破坏了原有的美。然而，这是否必要呢？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很无奈地了解一个村庄曾经的恐慌与不安，前途迷茫但似乎仍有希望。

城镇化的关键

城市化并非城市代替乡村，而是如何通过产业的连接让乡村和城市变成同一经济共同体。乡村的城市化并不只是土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集约化使用的经济资本，而是乡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同质性。农民的现代化并非农民一定要从事非农产业，而是，农民也可以保留在农业体系中的就业。如果农民交出土地，则必须获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

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不是相互排斥，而是相互依存。中央也提出，城市化、工业化必须与农业和农村现代化结合起来。

一方面，以城市化为内生动力的经济持续发展有助于政府积累更多财力，实现工业对农业的反哺；另一方面，只有大部分农民移居城镇，将承包地和宅基地逐渐退出来，才有条件逐步解决目前中国农地细碎化问题，实现农业适度规模经营，提高务农收入。再一方面，只有在农村宅基地占地不再扩张的情况下，我们才有空间建设农村道路、学校、医院、通信、排污、给排水等公共服务和公共设施。所以，讨论的关键并不是要停止或者否定城市化进程，其关键有如下几点：其一，城市化并非城市代替乡村，而是如何通过产业的连接让乡村和城市变成同一经济共同体。其二，乡村的城市化并不只是土地变成了可以大规模集约化使用的经济资本，而是乡村公共服务与城市公共服务的同质性。如德国曾经所推进的“城乡等值化模式”一样，即使在乡村，也能享有与城市大致便利的公共服务水平。其三，农民的现代化并非农民一定要从事非农产业，而是，农民也可以保留在农业体系中的就业，但是农业体系同时也被改变为现代化产业体系之一。其四，土地曾经相当于农民的社会保障，而在城市过程中，如果农民交出土地，则必须获得同样的社会保障体系，以继续维持其生存，更重要的是，农民必须通过系统的人力资本培育体系获得能力进入现代化农业体系或者其他城市产业。

关于这些关键点，我们有必要进行系统研究，并就以下具体问题进行科学估算：第一，农民进城以后的社会保障成本，以及具体的社会保障方式。第二，这些成本如何分摊比较好，尤其在不同层级政府和不同区域政府之间。第三，为了支撑这一社会保障体系，现行财政体制安排和财政支出结构应该做哪些变动乃至创新。第四，现有的农村人口变成人力资本，其培育体系应该进行怎样的设计。第五，土地城市化以后的增值部分，该如何分配和使用。第六，如何回应和解决在文化和精神层面的“乡土记忆”问题。这一点看起来无关紧要，但是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精神纽带。

目前我们承担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城乡一体化背景下的社会稳定体系建设”，正在试图对这些问题进行研究，我们期待有更多人来讨论这些具体问题。而我们的基本观点就是，新一轮的中国城市化过程的顺利推进，取决于国家治理体系的新一轮变革！

（作者系中山大学政治与公共事务管理学院教授，博导。田春玲编辑，工作邮箱：tianchunling@wxjt.com.cn）